|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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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民意吸纳与反馈机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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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作为一个人口和资源稀少的东南亚小国，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决策和管理。新加坡政府在致力于根据国家利益进行科学决策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于发展民主协商制度，增强民意吸纳与反馈。通过成立民情联系组（前身为民意处理组）这一机构，让公民拥有一个发表意见、了解政策和参与国是讨论的渠道。民情联系组为促进多民族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新加坡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以民情联系组为代表的新加坡民意吸纳与反馈机制，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具有借鉴意义。 一、民意吸纳与反馈的执行机构 （一）民情联系组的历史——该组织的前身民意处理组 1984年新加坡大选之后，新加坡政府成立了民意处理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组织不过是一个面向民众的“投诉信箱”。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来由，如何建立一个能落到实处的民意处理机制，是很多国家政府在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如印尼现任总统尤多约诺上任后，为了整肃贪污，打通民意渠道，向印尼民众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号码公开后，总统的手机线路被挤爆固属预料之中，更糟的是，这个手机号码变成了一个芝麻绿豆的投诉信箱，不仅严重影响了总统的工作效率，而且也没有为政府在反贪和民意吸纳上提供太大的帮助。 随着新加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民意反馈机制已无法满足新形势的要求，民意处理组也必须与时俱进，除了要继续完成好它的核心任务，听取和收集民意民情之外，也要进一步提升与公众接触的水平，提倡积极公民，打开更多让新加坡人参与各种影响他们生活的课题的渠道。基于这个理念，2006年10月，民意处理组正式改组为“民情联系组”。由被动“处理”到主动“联系”，反映了政府跨越收集民意的范畴，进一步联系民众的决心。2006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民意处理组成立21周年时说，回顾民意组走过的路，事实证明了民意组不是收集投诉的“信箱”，它收集到的意见让政府更好的了解民情，加强了和民众的联系，有助于制定更完善的政策。 （二）民情联系组的建设——信息化为主的路径 新加坡是亚太地区的电子商务中心和信息化强国，有着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民情联系组高度重视信息化这一重要路径，但政府认为，由于民众表达意见的网站太多，政府工作人员不可能在每个网站一一回应，与网民交流，因此决定强化现有的官方管道，把民情联系组的网站打造成政府与民众进行电子沟通的集中管道，2006年推出了一个总的新官方网站，旨在打造一个用于与市民联系、互动、听取反馈意见的总门户网站，连接每一个人，提高市民参与的积极性。而且不同于以往单一的反馈表形式，市民可以用博客、网上聊天、短消息或线上聚会等形式参与政府规划的各类项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当然，由于现代社会的信息化普及程度不足，仍存在“数字鸿沟”，信息化的民意反馈机制不能覆盖全民。很多老年人、贫困人口不具备信息通信技能，无法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方式参与民意表达。如民意处理组在网上的民意调查，往往只能搜集到年轻族群的声音，网络民众大会也是如此。为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通过“智慧国2015计划”，致力于打造一个全面数字化社会，确保每个新加坡人能从信息通信技术中获益。另一方面，仍然重视传统的民意反馈方式，如举办组屋邻里大会等，保障信息技能不足的族群也能充分参与民意反馈。 二、民意吸纳与反馈机制的功能 （一）伊斯顿政治系统论的“反馈环”模型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与其影响环境之间存在若干“反馈环”，每一个“反馈环”由政府输出、公民对输出作出反应、反应输入政府、政府下一步的可能行为等环节组成，社会总体环境通过这一系列环节的循环发生，为政府提供决策“原料”。由于政治过程是连续的，公民对政府的决策的反应很快会通过“反馈环”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新的动力和信息，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发生于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在一个运转正常的政治体系中，输入性参与和输出性参与处于平衡状态，即公民对政府决策做出即时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同时，公民不断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输入要求，形成政府的压力，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处于比较通畅的良性循环中。 新加坡的民情联系组正是政府为促进政治系统的良好运行，积极干预“反馈环”的典型例子。政府通过民情联系组这一组织，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在每项政策或法规的推出前后，主动对公民的反映和意见进行调查了解，拓宽公民的“输入性参与”渠道，又通过论证政策实施的民意反馈，吸纳公民意见，加强公民“输出性参与”的影响，帮助改进政府的各项决策（包括法律法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民情联系组的工作，贯穿了整个政策由制定到实施、收集反馈的过程，即：收集民众需求--制定对应的政策--参考民众意见完善政策--政民互动促进政策的执行--总结民众的反馈。 （二）民意的输入--扩展与鼓励公民参与 举办民众对话会是从民意处理组时期延续的传统，旨在调动公民积极性，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和热情。对话会的种类众多，有根据国家时政举办的：如2007年在组屋邻里举办五场对话会，国务资政吴作栋亲自与公众和基层领袖对话，讨论当年的财政预算案；也有针对特定社群的：如联合活跃乐龄理事会，邀请长者参加对话会，讨论如何积极生活的话题等等。 2007年，民情联系组主席许连碹和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惠华首次通过网站聊天室举办“网上民众大会”，与民众针对当年财政预算案进行交流。网上民众大会因其便利性与实时性开始大受欢迎，逐渐成为民情联系组举办民众大会的主要方式，不论是在国内或海外的新加坡公民，只要通过民情联系组的官方网站进行登记，就可以自由参与讨论。由于在网络举办大会便利且经济，民情组经常能就一些热点问题召开多次的详细讨论，如物价、金融危机、帮助弱势群体等，讨论的深入性，广泛性都比传统的民众大会更有所提高。 （三）民意的吸纳--收集与评估民情民意 改组后的民情联系组很好地继承了前身民意处理组的基本工作，即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民情联系组每两年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全面调查，通过电话访问、手机投票、网络调查等方式，了解国民对于一些标志性的公共事件、政府政策和法规、国家前景的看法。调查内容的范围包括经济与就业、医药保健、交通、住屋、教育、联系家庭、社区与国家建设、保安与外交、公共服务素质及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等。 每年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都会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因为新加坡总理会在会上向民众宣布国家重要政策。2007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期间，民情联系组开始邀请国民通过华文手机短信传达意见，鼓励较习惯用华语表达的市民踊跃发言，得到公众的热烈响应。在民情联系组举办的民众大会或讨论专题中，公众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针对一些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向政府提供信息反馈。如2008年的马士沙拉末逃跑事件等、2009年甲型H1N1流感事件等。 （四）民意的反馈--协助政府制定公共政策 在协助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方面，民情联系组的前身民意处理组主要采取成立民意团的方式，针对不同课题设立专门的民意团，如负责卫生课题的民意团、负责政治发展的民意团等。 政策研究小组在成立的3年多来，针对人口老化与保健、经济与就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人口与社会融合以及环境课题进行深入研讨，并向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延长雇佣补贴计划、降低学前教育年限、设立永久居民和新公民网站、持续培训计划等，受到有关专业机构的好评。 三、民意吸纳与反馈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网络平台的政民互动 目前，随着我国网络化的普及，人民群众通过网络评论时事，讨论国家政策方针，成为一种趋势，网络成为有关部门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重要渠道。然而，目前我国的网络民情表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民间渠道多而杂，网民较难选择到集中的、较有影响的表达渠道；二是网络民意表达的多样性和网络的虚拟性也给许多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这些虚假信息传播速度惊人，容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有关部门又难以在每个信息源一一及时回应。政府要从各种声音中，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民意，哪些是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绝非易事。 按照政务信息公开化要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大多数都开设了专门网站。但是，这些官方网站往往更新较慢，缺乏时效性。从行政成本来看，要求每个部门都有专人对这些网站进行更新、维护已属不易，要实现与网民的互动则更加困难。新加坡的民情联系组通过信息技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网络平台，无论是属于哪个部门管辖的问题，新加坡民众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反馈信息，民情组可以通过具体问题联系相应的行政部门来与网民进行交流，保证了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与规范性。此举既方便了网民，又节约了行政成本，是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可借鉴的方法。 （二）政策制定的民情反馈 目前，我国政府工作的核心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大政方针，都是围绕这一核心所进行的。但我国的民意反馈机制正如新加坡早期的情况，政府处于“被动”地位，群众要主动联系政府部门来进行反馈。这种机制显然难以最及时、最全面地了解到群众的意见。人大代表通过定期访问基层群众了解民意民情的方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在接访群众方面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且难以面面俱到；二是人大代表并不是专职的，群众缺乏固定的反馈对象。而传统的信访机制也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反馈需求。新加坡通过设立民情联系组这一专门机构，以举办民众大会等方式，邀请民众进行交流，收集民众对于国家时事和政策的意见，同时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小组，对民情进行总结和提炼，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化的支持。这一方式在民意的征集与政策反馈两方面，都大大提高了效率，可以为我国建立相应机制所参考。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高速发展，网络作为一个新渠道在民意表达中的作用也越发凸显。新形势下，无论是从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还是从扩大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出发，建立一个完善的民意吸纳与反馈机制都是一种迫切需求。新加坡的民情联系组作为一种灵活高效的模式，可以为我国建立此类机制提供制度和执行层面的宝贵经验。 （本文是吕元礼指导的张键同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发表时吕元礼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本文参考、引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相关报道，特此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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