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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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性与东方智慧：邓小平、李光耀思维方式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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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思维方式表现出富有东方智慧的理性精神。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李光耀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的“行得通论”，体现了实用理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摸论”和李光耀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的“鞋论”，体现了渐进理性；邓小平“不搞争论”，“抓紧时间干”的“不争论”和李光耀“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的“存而不论”，体现了实践理性。 关键词：理性；儒家；东方；邓小平；李光耀 ———————————————————— 政治无论是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表现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都特别强调理性的指引。理性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政治理性则是理性的一般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它注重立足实际、讲求效用，是为实用理性；它承认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从而能够用谦卑的态度面对世界，用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是为渐进理性；它主张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并注重通过实践以获得真知，达成共识，是为实践理性。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并对当代华人政治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为例，由于同为华人和同受中华文化的熏陶，邓小平和李光耀的思维方式都很突出地表现出以儒家理性精神为特征的东方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东方智慧，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也促成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比较邓小平、李光耀的思维方式，对于继续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实用理性：邓小平的“猫论”和李光耀的“行得通论”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关注实际、讲求效用的理性思维。不同于希腊哲学的抽象思辨和印度哲学的追求解脱，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表现为一种实用理性。实际上，李光耀对儒家实用理性也有十分深刻的觉悟与觉察。他说：“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目的是维护世俗人生的秩序和进展。” 这里，李光耀实际上是将儒家实用理性分解为实际和理性等两方面。一方面，儒家注重实际，它既具有“直到先天未画前”的出世精神，更热心“不离日用常行内”的入世事业；另一方面，儒家富有理性，因为理性是以关注效用为特征，所以，儒家既具有“正其谊（即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超世情致，更拥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的经世抱负。将出世与入世、超世与经世统一起来，正是儒家文化的努力方向，也表现出更为深刻的理性精神。 邓小平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实用理性。一方面，“猫论”否定用颜色的黑白判断猫的好坏，实际上就是否定用“面孔”的“左”与否或意识形态的高调与否判断事物的是非，变从原则出发为从实际出发，从而体现了实用理性注重实际的精神。另一方面，“猫论”强调以是否“捉住老鼠”判断猫的好坏，实际上就是以是否带来效用判断政策、制度的对错，变从教条出发为从效用出发，从而体现了实用理性讲求效用的精神。这里，关注实际必然讲求效用，讲求效用即为关注实际，所以，邓小平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总是不离效用。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假、大、空等弊端，邓小平鲜明提出凡事都要讲求实效，“看效果”，“拿事实来说话”：就经济建设而言，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就文艺工作而言，邓小平主张“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就思想文化教育部门而言，邓小平提出“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惟一准则”；就军事而言，邓小平指出，仗怎么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就共产党人而言，邓小平强调要为群众办实事，也就是“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从而“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深入分析，邓小平的“猫论”体现了实用理性的如下精神： 第一，“猫论”体现了实用理性用目标决定方式的精神。这里，“捉住老鼠”是目标，用白猫或是黑猫即用什么猫捉老鼠则是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用目标决定方式。邓小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就是“猫论”所体现的目标决定方式的实用理性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方式两方面。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目标应该是实现广大人民的解放与幸福。这既体现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之后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共产党人为自己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谓社会主义方式，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具体方式。比如，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就都属于方式的范畴。从“猫论”所体现的目标决定方式的实用理性看问题，社会主义目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目标。首先，从逻辑的秩序看，方式的选择从属于目标的确立。只有首先认识和确立社会主义目标，才能随之认识和确立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其次，从历史的进程看，目标的认识与确立，必然要求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的认识与确立。只要认识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目标，人们就能够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完善、发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最后，从客观效果看，方式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一方式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目标的错误，必然导致方式的错误。在错误目标引导下，即使方式得力，其效果也只会南辕北辙。正是立足于“猫论”所体现的目标决定方式的实用理性，一方面，邓小平从目标的角度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从目标所定义的本质出发去拓展实现目标的方式：由于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和计划经济不利于实现解放、发展生产力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便强调社会主义可以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可以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进而便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著名论断，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二，“猫论”体现了实用理性以利判断义的精神。这里，“捉住老鼠”是追求利，猫的好坏则关乎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以利判断义。邓小平以三个是否“有利于”来判断姓“社”、姓“资”的观点，就是“猫论”所体现的以利判断义的实用理性的具体运用。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命题。如果将利理解为个人之私利，那么，义与利可能是对立的；如果将利理解为人民之公利，那么，义与利应该是统一的。换句话说，义就是能够给公众带来利益的东西；反之亦然，只要能给公众带来利益，便是义。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原则视作义，将人民的利益视作利。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须符合人民利益；反之，损害人民利益就必定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不义。邓小平将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归结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是以利判断义，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判断真假社会主义。 李光耀的思维方式同样表现出儒家实用理性的特征。一方面，李光耀注重实际。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 另一方面，李光耀强调理性。他说，所谓用理性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是说你必须要虚心，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因此，李光耀一向不为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他的照明灯。他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他执政以来一以贯之的原则。综上所述，李光耀的实用理性主要表现为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的“行得通论”。深入分析，“行得通论”体现了实用理性的如下精神： 第一，“行得通论”体现了实用理性立足实际的精神。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认为跨国企业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即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迫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这种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从而拒绝外资的进入，进而妨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讲求实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我们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一九六五年当时环境的现实，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我们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我们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我们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我们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我们没有立场去烦恼那些理想高远的理论。我们要生活，这就是谋生的一种方法。” 第二，“行得通论”论体现了实用理性讲求效用的精神。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其党的领袖在建党初期也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信仰。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不良效果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觉得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在1959年执掌政府后，却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认识到新加坡不存在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他要政府改变政策，让病人看病时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由于看病用药要付钱，药物浪费的现象才得以遏制。1970年代初期，有关费边主义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两个校长的讨论，说解决学生不平等的方法，是让最好的老师去教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因为聪明的学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样就可以建立平等的社会。李光耀指出，这是要颠倒上帝所做的事。如果新加坡照这么做，就早已完蛋。这就像学打高尔夫球一样，如果让最好的老师教最糟的学员，那些素质好的球员则由最笨的教练教，就永远培养不出世界冠军。李光耀说：“英国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没有得到他们所要的，通过平等机会取得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者，决定使大家的机会不平等，以得到相同的成绩。在那个时候，我和他们分道扬镳。我放弃了。” 这里，李光耀放弃了强求结果平等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却坚持了强调机会平等的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 二．渐进理性：邓小平的“摸论”与李光耀的“鞋论” 所谓渐进理性，是从人的理性有限的事实出发，强调人们在进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必须抱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视方案的制订为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视目标的实现为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孔子对社会发展始终抱持一种有所革新、有所因循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是与他对人的理性有限的清醒认识密切相关。孔子从不承认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人格品质的尽善尽美、全知全能。在孔子看来，任何人都具有不如他人之处，因此，“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任何人都具有为而不能的时候，因此，“其言之不怍（怍意为惭愧——引者注），则为之也难” （《论语•宪问》）。于是，人的真正聪明之处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述而》）孔子的上述论述在中华文化中影响深远，使得“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贵有自知之明”等格言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正是基于这种对于人的有限理性的清醒认识，孔子强调社会发展必须既有所革新，也有所因循：一方面，社会总是处于变动发展之中，即相对于过去有“所损益”，这是“革”；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以过去为基础依据，这是“因”。这就肯定了新的社会制度是在以往的社会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否定了任何天才人物可以抛开历史条件凭空设计、建造出一种全新的制度。 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摸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渐进理性。正因为立足于“摸论”所体现的渐进理性，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也就在根本上不同于晚年毛泽东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里，“革命”“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别造一新世界”；改革则是“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 。具体地说，“革命”与改革的区别主要表现为：“革命”主顿，改革主渐；“革命”主全体，改革主部分；“革命”为反对之比例，改革为累进之比例。晚年毛泽东所倡导的“继续革命”和所发动的“大革命”之所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其原因就在于它以傲慢自大的完全理性为依据；邓小平的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进步，其关键就在于它以谦虚谨慎的渐进理性为根据。深入分析，邓小平的“摸论”体现了渐进理性的如下原则： 第一，“摸论”体现了渐进理性的“试错”原则。所谓“试错”，是指认识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纠错的过程。这里，“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向，“走一步，看一步”指的是通过“撞击反射”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是因为没有任何“英明领袖”可以挥手指明前进的具体路线，也没有任何伟大理论可以清楚标明改革的具体细节。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企图事先设计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完整方案，然后照着这个方案按部就班地去建设，实际上是夸大了人的理性的能力，是建不成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的。因此，新的合理的制度就不是由任何聪明头脑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经过无数试错过程“摸”出来的。人民公社是由人们拍脑袋“想”出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想”出来的制度违背了人性，并最终遭到历史淘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群众一步一步“摸”出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一制度顺乎人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一意义出发，笔者不赞成将社会的总体性改革称之为工程的说法。工程的特点是必须而且可以在事先将全部细节加以设计和计算。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最蹩脚的工程师也比最精巧的蜜蜂高明，因为蜜蜂建造蜂房只是听凭其本能驱使，而工程师在建造房屋之前在心中都有一个完整的蓝图。但是，社会的总体性改革的复杂程度，使得改革者在改革之前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第二，“摸论”体现了渐进理性的因革原则。所谓因革原则，是指社会变革既有对过去有“所损益”的“革”，也有对过去有所继承的“因”。这里，“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是站在已有的石头向前摸，“走一步，看一步”意味着瞻前顾后、前后照应地向前走。一方面，根据“摸论”所体现的渐进理性的因革原则，社会的变革往往需要既“有循于旧名”，又“有作于新名” （《荀子•正名》）。个中原因，就在于“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的几个旗帜性口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就是有革有因、循旧作新的典型体现。从“制名”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高举的旗帜，是“旧名”；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是从现实出发提出或引进的概念和事物，是“新名”。“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亦旧亦新，亦守亦进，正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既稳定、又发展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根据“摸论”所体现的渐进理性的因革原则，社会的变革往往需要既有所创新，又有所坚持。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就不是将过去一概踏倒重来，而是在创新中有所坚持。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既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它强调的是创新，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它强调的是坚持。进一步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又对其具体内涵加以创新。正是这种创新与坚持的结合，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在发展中有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 李光耀的思维方式同样表现出儒家渐进理性的特征。李光耀反对那些强加的、没有经过本国实践考验的外来美好概念，珍惜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本土价值观念，尊重那些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李光耀曾说：“政体的制定必须根据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并符合其人民的特性。就像穿鞋子一样，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我们可以把鞋皮扩大，变软，可以换上新的鞋底，并加以修补，这会比一双新鞋更好穿。我国人民已习惯了现行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行得通。许多国家在独立后曾经试过及经历过种种的体制，从总理和议会制到总统制，又变成实行军法统治，过后又回到选举制，选出新人民共和国总统。这些都没有带来稳定或合法性。我相信，当我们了解年轻一代对鞋子的外形和适度要求不同而需要改变时，最好还是把旧鞋子弄松弄软，使其变得好穿。” 李光耀上述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的“鞋论”，正是渐进理性的形象说法。深入分析，“鞋论”体现了渐进理性的如下精神： 第一， “鞋论”体现了渐进理性尊重旧有传统的精神。“鞋论”的精髓是不轻言抛弃由来已久的“旧”事物，从而能对传统给予应有的尊重。李光耀十分赞赏哈耶克的社会进化思想。他曾说，哈耶克的观点清楚而权威地帮助他将一桩一直心有所感、却无法表达的事实一吐为快，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睿智之士，都以为好头脑就能设计更好的制度，创造比历史演化或经济达尔文主义所能建构更多的“社会正义”，其实是非常不智的。任何人都不能掌握到全部知识，并据以建立十全十美的制度。经过多个世纪演化而成的制度，比人类所能设计的任何制度都更优秀。李光耀说：“所谓传统，是指一个民族铭记和保存祖先经验结晶的一种方法。” 传统绝非抽象的社会规则而已，而是通过了竞争淘汰的生存者：通过物竞天择的可以继续保存，没有通过的就被扬弃。传统之为传统，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久经磨练和考验的价值观念制度的基础上” 。中华传统强调社会、责任，这种传统正在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逐步丧失。对此，李光耀深感忧虑：“改变在所难免，我们还是必须设法保留我们基本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使中国文明成为世界持久的文明。” “如果我们彻底地改变，以致丧失了一度保障我们的社群得以生存的品质，又怎么知道英美文化那种散沙式的生活态度，能保障我们的生存呢？我认为那样我们是无法生存的。” 李光耀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相信人们不能在一个理论的试验结束以前，就证明它对或错。他强调：“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同时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 当然，尊重和珍惜传统并不是照搬传统。李光耀说：“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不容许这些关系沦为裙带风或偏袒行为，以致破坏我们的任人唯贤制度。” 这里，李光耀所说的 “给予……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就是要对文化传统给予创造性转型。同时，“今天的政府，不再由封建王侯掌管。政府的职权范围也已经扩大了。因此，君臣有义，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定位。” 这里，李光耀所说的“重新定位”，就是要对文化传统给予转换性创新。 第二， “鞋论”体现了以合适为好的渐进理性精神。“鞋论”的实质是以合脚为好，而不是以鞋大为好。按照这种思路，就能够脚踏实地，稳步前进，而不会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民主社会主义是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确立的远大理想。但是，立足渐进理性的李光耀却能够因时制宜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实际上，一项合理的抉择往往不是比优的结果，而是比错的结果。比优是好中求最好，其目标是要实现最好，体现了理想主义精神；比劣是坏中求不坏，其目的是要避免最坏，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革命时期要高举主义的旗帜，其思维方式往往强调比优，以鼓动人民好中求最好地追求远大理想；执政时期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其思维方式往往注重比劣，以提醒人们坏中求不坏地落实现实目标。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就是要变强调比优转变为注重比劣。例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贯痛恨并制止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因此，兴建赌场不是比优的结果，而是比劣的结果。由于比劣是一种坏中求不坏的 “不得不”为的选择，李光耀说：“我们不得不调整适应，不得不暂且离开我们的理想和现有规范。”因为这是“不得不付出代价” 。 三．实践理性：邓小平的“不争论”与李光耀的“存而不论”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将一些一时不易弄清、不必弄清或弄清了并无益处甚至反有害处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于也不怀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并强调通过实践来获得真知、达成共识。先哲孔子对待鬼神与死后就是采取这种存而不论的态度。《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论语•八佾》）这里，“不语”意味着不去肯定，“如在”则意味着不去否定。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就是典型的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雍也》）这里，“敬”意味着不否定，“远之”又意味着不肯定。在孔子看来，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存而不论，才能称得上“知”（即智）。进一步说，既然“敬而远之”方可谓“知”，那么，敬而近之或不敬而远之就分别将因为偏于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沦为不“知”。所以，中国人对待鬼神的态度也往往是“信者有，不信者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弟子“问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弟子“问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当弟子问及死人有知无知，孔子答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而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尤未晚也。”（《说苑•十八》）。所有这些，都是将对方的提问搁置一边，存而不论。本来，在当时甚至后世的条件下，无论是肯定、否定乃至于怀疑实际上都带有几分轻率。因此，孔子在鬼神和死后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策略，是非常恰当和明智的。严复先生曾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对于理的探索，也“不必亟求其通”。“迷信者，言其必如是，固差；不迷信者，言其必不如是，亦无证据。”因此，赫胥黎、斯宾塞等哲学大师“皆于此事谓之Unknowable（不可知），而自称之为Agnostic（不可知论者），盖人生智识至此而穷，不得不置其事于不议不论之列，而各行心之所安而已”。进一步说，孔子的存而不论，也往往表现为不去纠缠“是什么”的概念定义，而去关注“怎么样”的实际状况。例如，当有人向孔子“问孝”、“问仁”和“问政”时，孔子并非从什么是孝、什么是仁、什么是政的角度加以解释，而是从怎样行孝、怎样行仁、怎样行政的角度加以解答。例如，孔子对“问孝”的回答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对“问仁”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对“问政”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为政》） 其回答者都非“是什么”，而是“怎么样”。 邓小平提出的“不争论”主张十分典型地体现了实践理性。一方面，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们不可能一眼就看清或一下就说清那些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那些一时不能看清、说清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去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在试与闯中看清问题，明白道理，并最终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另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对有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例如，对于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就不妨“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他曾说，国与国之间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许是因为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但相信下一代人一定会比这一代人更有智慧，一定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不争论”的主张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如下精神： 第一， “不争论”体现了实践理性不是拘泥于“是什么”、而是关注“怎么样”的精神。正因为拘泥于“是什么”，而关注“怎么样”，邓小平才从“怎么样”而非“是什么”的角度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有人认为，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并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的特殊内涵，因为其他社会形态也要消除贫穷，也要发展生产力。但是，富有实践理性的邓小平并不拘泥于社会主义“是什么”（即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避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关心社会主义“怎么样”（即社会主义的现实），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当人们被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的极左观念（也即“是什么”的教条）和斯大林模式（也即“是什么”的圈套）所束缚的时候，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形式不是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铁论。这时候，从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就难以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即使有所突破和创新，也难以获得公众接受，达成共识。相反，从社会主义“怎么样”的角度关注社会主义的现实——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就容易有所突破和创新，也容易获得公众认可。因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而一旦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怎么样”的问题），就能够通过只有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形式才能摆脱贫穷、发展生产力的客观事实，进而“不争论”地达成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多种经济形式（这是“是什么”的问题）的共识。 第二，“不争论”体现了实践理性不是沉迷于“大道理”、而是坚持“硬道理”的精神。正是立足于“不争论”所体现的实践理性，邓小平反对以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去否定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真理。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首先，坚持“硬道理”，必须坚持实践标准。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其次，坚持“硬道理”，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曾几何时，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人们片面强调生产关系标准，盲目求大求公求纯，以为越大越公越纯就越进步，越是社会主义。但是，正如判断鞋的好坏应以适足为标准，看一种生产关系是否进步，看一种社会形态是否是社会主义，必须把它与生产力联系起来去认识，必须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正是体现了生产力标准。实际上，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在经济领域的合理引申与具体表现。其三，坚持“硬道理”，必须坚持人民标准。所谓人民标准，一是要反映人民的心愿，二是要合乎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提出的以“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共产党想问题、做事情的根本归宿的观点，就是人民标准的典型体现。其四，坚持“硬道理”，还要坚持常识标准。所谓常识标准，就是按常识想问题，办事情：有利则行，有害则止；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根据常识标准，邓小平针对有人说发展“三资”企业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李光耀的思维方式同样表现出儒家的实践理性。与孔子对待鬼神与死后的态度相类似，李光耀对待上帝与来世的态度也是存而不论。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上帝”，我会回答说：“我不知道。”这就是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他又说：但我知道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从宗教信仰中得到很大的力量和慰藉。我不会把宗教斥为迷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相信，对神的信心会产生力量。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信者有，不信者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无”。他也说：我不关心来世，因为来世到来之前的现实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值得人们全力以赴地加以注意，加以解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还说，如果真有一个来世，那么毫无疑问，来世也将有它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必须等到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才去思考，才去处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死徐自知之”（死的时候慢慢就知道了）。李光耀指出：“你必须相信某种哲学或观念。信仰不一定跟神有关，共产党就是个例子。这是信心的问题，相信某件事正确，就会努力去实践。所以如果你问我，我的信仰是什么，说来很简单，就是如果我相信某件事值得做，我们就去做……做人无非就是这样。”这正是实践理性所体现的“行心之所安而已”的精神。综上所述，李光耀的实践理性主要表现为对那些无关现实的东西“存而不论”。深入分析，李光耀的“存而不论”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如下精神： 第一，“存而不论”体现了实践理性避免无谓争论的精神。立足实践理性，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在处理意识形态、种族关系等敏感问题上善于避免无谓争论。以处理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为例，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持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或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其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有了这种“存而不论”的实践理性，当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才“没有在新加坡把资本家赶跑”，而是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好”，并把新加坡工业和经济活动的收益用一种公平得多的方式重新加以分配。再以处理国内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的问题为例，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岛国，有关问题非常敏感，容易“触雷”，于是，李光耀便主张在很多情况下应采取不涉及差异问题这种比较明智的办法，以便所有种族都可以平等地就业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人们需要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明智的做法是，把基本信念问题搁置起来，让时间去化解它们。这里，李光耀主张不涉及差异问题和把基本信念问题搁置起来，就是对差异问题和基本信念问题存而不论，让时间去化解它们。 第二，“存而不论”体现了实践理性不拘概念定义的精神。1984年，针对有人从西方的政治定义出发认为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有“真正的政治”，但新加坡没有的观点，李光耀反驳说，什么是“真正的政治”？难道影响新加坡人民生活的事务就不够真实吗？他指出，所谓政治，不管人们如何称呼它，中文的政治或英文的Politics，它都与人们的生命有关。作为一个社会，人们要如何谋生、如何才能给自己的孩子受教育、医药照顾、工作、房屋、有意义的前途、以及如何维护人们的安全。这就是真正的政治。这里，李光耀并不关心政治定义“是什么”，而是关注政治的现实“怎么样”；他不是用定义来拘束行动，而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19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原有及现有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不同境遇，李光耀提出了自己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见解。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条件和他们对多党制、人权和民主的定义，从民主、人权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苏联的现实出发，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他反对“引进西方民主的概念，把问题弄得复杂起来，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必可带来进步和发展。东欧现在有民主制度了，但有进步，有发展了吗？混乱的局面逐渐出现。” 如果脱离国情，所谓西方模式的民主就会沦为“西方口号”。 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使他们的制度行得通。共产党可能对这制度仍然称为共产主义，但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对旧制度作基本的改革。” 共产党有多“共产”，将决定一个共产党国家能否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成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例，李光耀认为，中国领袖邓小平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作用和看到成绩；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却使共产党在苏联的经济改革中以失败告终。因此，如果共产党拘泥于共产主义的传统定义，坚持由中央决定和控制生产，禁止个人雇佣别人以利用其劳力从事生产活动，那么，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改革将注定要失败。相反，如果共产党所谓的共产主义一党专政，只是要维持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和行使法律与司法权利，而让个人能发挥积极主动，允许私人资本和让个人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允许劳动力在不同雇主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让外国人自由进来投资和经商，并把利润带回去，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一样能够成功推行经济改革。一句话，只要共产党退出经济领域，只扮演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角色，就一样能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里，李光耀反对用死的定义束缚实践，而强调用活的实践创新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弊病，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下定义。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使每一代人都有相等的机会的哲学，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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