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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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如何对待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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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重才。在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城市乃至于一个国家，靠什么使自己立于强手之林，置于不败之地？毫无疑问，新加坡政府是将人才视为所有因素中的重中之重。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发展的最为关键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作后盾。反之，人才的匮乏便使国家难以振兴。他以柬埔寨为例说，虽然西哈努克亲王才华横溢，拍电影的时候能身兼作者、编剧、导演、演员和监制数职，但整个国家缺乏受过教育和才华出众的人才，寥寥几个后来都在那个理性丧失的时代遭到杀害。正是人才的匮乏，成为柬埔寨发生悲剧、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在人与制度孰重孰轻的问题上，新加坡政府将人才看得比制度还重要。李光耀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他说：“没有好人掌管政府，能不能有好政府？美国自由主义者相信可以，认为政府制度好，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开，外加三方相互制衡，像美国国会和白宫定期争斗，众议院和参议院定期争斗，就会有好政府，哪怕是软弱的人或不太好的人赢得选举和掌管。但亚洲经验使我得出不同的结论：要有好政府，必须有好人管理政府。我40年来观察到的是，甚至当政府制度差，只要有好人掌管，政府就会过得去，会有适当的进展。另一方面，我看到过很多理想的政府制度垮了。这些政府是在英国和法国殖民地获得独立时，由英法两国成立的，但由于掌管的领袖不称职，这些国家在暴力、政变和革命中倒了，制度垮了。过去的菲律宾、过去的锡兰、过去的巴基斯坦和许多国家，它们统统是领袖差或不合适而失败了，虽然他们的政府制度好，是以最好的自由宪法作为模式的。” 优生育才。新加坡政府从科学证明和实际观察中发现，人的智商和能力，很重要的是由天赋素质决定的。例如，同卵双生的孪生子即使出生后被送往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其长大之后的表现却非常接近。又如，在新加坡，当刚刚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起初阶段，很多大学生来自于父母是非大学生的家庭。原因是这些父母本来也有能力考上大学，只是当年没有获得均等的读书机会。一旦教育机会均等之后，多数大学生便越来越集中地来源于只占人口少数的父母是大学生的家庭。1980年，新加坡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出两个令人堪忧的问题：一是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孩子越少；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孩子越多。二是新加坡的大学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未能嫁人。因为新加坡的女性都想上嫁，即选择与学历比她们高的男性结婚；男性则愿意下娶，即选择与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结婚。最后，高学历的女性往往嫁不出去。由于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生育，这将严重影响新加坡未来人口的素质。 为了纠正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新加坡政府呼吁高学历男性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子女。为此，新加坡政府规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由于这项政策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引起了许多人的强烈不满。于是，新加坡政府扩大了受惠范围，即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的已婚妇女为对象，给予她们特别所得税优惠：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一政策推行比较顺利，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得更多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伯乐”识才。李光耀认为，某些人察言观色、看人用人的本领与生俱来地比别人强，能成为绝佳的人才评估人员。他能透视掩藏在一个人脸部表情、声音和身势语言后面的品质。例如，从1979年至1994年一直领导人民行动党竞选候选人遴选委员会的林金山，在识别人才的时候往往直觉多于理性，却往往准确无误。因此，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评估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判断百分之百吻合。这种本领与他过去的经商经验也许有关。他说：“当你做生意时，你有很多机会做人格上的判断。第一印象通常很重要，嘿，这个人有些方面我很不喜欢，我的判断通常不会错。有时候，我跟一个人握手，我感到不自在，想马上甩开他的手，不要再触摸这只手。有些人觉得奇怪，为什么第一次跟某人会面，我就表示不喜欢这个人。然而，每次我的判断都没有失误。” 在一定意义上说，专家比大众更能识别人才。新加坡有关部门领导人举例说：“一般人在看别人游泳时，认为能不费吹灰之力游到泳池另一边的就是游泳健将。但是，对教练来说，当他需要从中挑选具备潜能参加奥运会的非常优秀的选手时，每个选手的资质，在教练的眼中是不一样的。有的选手比别人更有前途，有的则需要更多的磨练。同样的，我们在发掘具潜能的候选人的特殊素质时，要求是很高的，但这些特质是公众人士所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科学选才。当美国太空船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将近32万8千公里外的太空发生了故障时，三名宇航员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最后终于取得成功。这使李光耀想到，美国人一定有一套在减压室中考验人的办法。在幽闭室中，模拟真的危机，挑起恐惧，然后把那些会惊慌失措的人剔除。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在地面就失重、孤立的环境所展开的心理和其他方式的测验，已经淘汰了所有可能在紧急时刻惊慌失措的人选。从这件事情获得启发，李光耀邀请了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精神病学家为行动党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以帮助淘汰明显的不适当人选。李光耀后来得知，一家拥有4万多员工的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就聘请了40名心理学家协助展开招募和擢升计划。这加强了新加坡政府对评估个人智商和品格修养的作用的认识，并要求新加坡国立大学培训更多的行为心理学家，以协助挑选适合担任各种工作的人才。李光耀说：“如果我们能对人做测试，把那些容易紧张不安的人剔除，就可以笃定现在这个政府卸任后，新加坡仍能长治久安。我们必须找到这样的人才。” 留才引才。新加坡政府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在毕业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特别聪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从而留住人才。同时，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分别负责物色人才和安顿人才的两个委员会，有计划地从国外引进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 新加坡海皇轮船公司丹麦籍总裁弗莱明•雅各布斯上任不久，曾向时任总理的吴作栋坦陈，新加坡员工对他担任总裁以及有意引进多几名非新加坡人之事感到不满。他说有一个笑话正流传着，这个笑话说NOL（海皇轮船的英文缩略）不是Neptune Orient Lines（海皇轮船的英文全名）的缩略，而是“No Orientals Left”（意即没有剩下东方人）的缩略。吴作栋知道，海皇轮船不仅是一家国家船务公司，也是一家世界船务公司。它是世界第六大集装箱船队的营运者，其竞争对手是世界其他船务公司。掌握这样一家公司，自然需要杰出的人才。面对新加坡人的不满，吴作栋丝毫没有动摇引进外来优秀人才的决心。他这样告戒新加坡民众：“很自然地，如果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我们会希望由新加坡人担任总裁。如果无法找到，海皇轮船就必须从国际选聘最好的人才。这个职位过于重大，不能够只保留给新加坡人。如果海皇轮船没有一个能为公司赚钱的总裁，那个笑话不会再是“No Orientals Left”，而是“No One Left”（意即没有剩下任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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