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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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如何解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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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话语，因为新加坡没有经历过一个思想完全禁锢的时代。没有思想禁锢，也就无须过多地谈论解放思想。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该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具体表现为立足实际、戒除自满和与时俱进等方面。最近，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号召再度解放思想，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同志也提出深圳要赶超新加坡。跟新加坡叫板，赶超新加坡，首先要向新加坡学习。学习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像新加坡那样解放思想。它要求我们深刻领悟新加坡是如何解放思想的。 一、立足实际以解放思想：“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当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又说：“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强调务实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 立足实际，新加坡在出台各种政策方案的时候，往往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例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又如，新加坡政府历来倡导儒家道德，却又允许保留合法存在的红灯区，其理由有一个比喻的说法：与其让人们随地大小便，不如建一个厕所。 二、创新概念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弊病，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下定义。” 19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原有及现有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不同境遇，李光耀提出了自己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见解。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条件和他们对多党制、人权和民主的定义，从民主、人权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苏联的现实出发，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他反对“引进西方民主的概念，把问题弄得复杂起来，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必可带来进步和发展。东欧现在有民主制度了，但有进步，有发展了吗？混乱的局面逐渐出现。”如果脱离国情，所谓西方模式的民主就会沦为“西方口号”。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使他们的制度行得通。共产党可能对这制度仍然称为共产主义，但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改革，一定要对旧制度作基本的改革。”共产党有多“共产”，将决定一个共产党国家能否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成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中国和前苏联为例，李光耀认为，中国领袖邓小平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在经济改革中发挥作用和看到成绩；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却使共产党在苏联的经济改革中以失败告终。因此，如果共产党坚持将共产主义定义为由中央决定和控制生产，以及个人不能雇佣别人，利用他们的劳力从事生产活动，那么，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改革将注定要失败。相反，如果共产党所谓的共产主义一党专政，只是要维持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和行使法律与司法权利，而让个人能发挥积极主动，允许私人资本和让个人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允许劳动力在不同雇主之间自由流动，以及让外国人自由进来投资和经商，并把利润带回去，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也一样能够成功推行经济改革。一句话，只要共产党退出经济领域，只扮演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角色，就一样能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李光耀反对用死的定义束缚实践，而强调用活的实践创新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弊病，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下定义。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使每一代人都有相等的机会的哲学，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失败。” 三、戒除自满以解放思想：“虚心”就是“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实际上就是“虚”其心，即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不在乎理论漂不漂亮、优雅不优雅。如果没有用，就换别的来做。”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1970年代初期，有关费边主义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两个校长的讨论，说解决学生不平等的方法，是让最好的老师去教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因为聪明的学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样就可以建立平等的社会。李光耀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是要颠倒上帝所做的事。如果新加坡照这么做，就早已完蛋。那就像学打高尔夫球一样，如果让最好的老师教最糟的学员，那些素质好的球员则由最笨的教练教，就永远培养不出世界冠军。李光耀说，英国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没有得到他们所要的，通过平等机会取得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者，决定使大家的机会不平等，以得到相同的成绩。觉悟到这一点之后，李光耀决定和他们分道扬镳。这里，李光耀坚持的是强调机会平等的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放弃的是强求结果平等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 四、与时俱进以解放思想：“一个政党的寿命不是决定在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 解放思想，意味着根据时代、时空和时势的变化加以变化，与时俱进。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说：“一个政党的寿命不是决定在它的光荣历史，而是要看它是否能继续保持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能力。”李光耀也说：“我不能告诉你社会将怎样改变，因为这是无法预测的。我是说，如果你看看我们的教堂，如果你在50年代告诉我人们会在教堂里弹吉他、唱歌，我会说你疯了，因为我所看到的教堂向来都只有庄重的音乐、风琴及合唱团。但现在却有人在弹吉他并唱现代圣歌。”“所以，如果一个宗教必须改变，使自己更有吸引力，更能适应年轻一代，那么，政党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否则你就会发霉并变成过时的组织，一个没有人愿意同他挂钩的组织。”同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他曾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回家途中，年龄介于十来岁和二十多岁的孩子们告诉父亲：这次群众大会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献的方法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指示要改善党与年轻一代联系，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以前，行动党每临重大活动，都穿着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衣白裤，是为党服。但是，在有人质疑这种装扮是否过于呆板后，该党在重大活动时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红色的马甲，以便在严肃中透露活泼。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些年来也打破多年来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党的庆典。李显龙总理作为庆祝会的特邀嘉宾，也步下舞池，轻轻地跳起舞来，并大声说：“让大家尽情舞个痛快，把行动党摇滚起来吧！” 考察人民行动党带有时代标志的照片，可以感受到该党形象的变化。《联合早报》记者李惠玲女士曾对新旧两张照片加以比较：第一张是李光耀在1963年摺裤管涉水登船以访问南部岛屿的照片，它反映出一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中间，初步形成的选民群体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和寄望。政治领域中的为民服务与其他服务的性质的最大不同，是政治人物必须通过选票赋予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有心为民谋利的政治人物，也得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实他们对选民所做的承诺。因此，选民手中的选票始终是政治人物所需要关注和争取的，选民的诉求、选民的目光，影响着政治人物的举措。而那张照片，反映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反映了还没有吃饱的选民对政治人物的需求，或者说，反映了政治人物对选民需求的回应。第二张是2006年《联合早报》和《我报》封面刊登的1965年以后出生的行动党议员表演嘻哈舞的照片，它反映了这群后生的政治人物对选民市场所做的判断。他们个人的兴趣如何是一回事，作为一个集体，展示“后65”的议员形象与“前65”的区别。“后65”是人民行动党旗下一个新的品牌。他们自定的攻取年轻选票市场的方法，似乎是走青春路线。说学逗唱，能玩会跳，写部落格（博客），显出他们所理解的“开放”与“亲民”，让“后65”的选民看到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思你所思，想你所想。他们不再“爱民如子”，而是试图用朋友的形式与选民结交。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新加坡领导人领导作风的变化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一代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第二代总理吴作栋的领导作风是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的领导作风是朋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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