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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绿两极化困局下“脱色政治”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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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绿两极化困局下“脱色政治”的努力 范晓军 摘要：当蓝绿对峙推进到“北蓝南绿”的区域政治的极端形式时,其结构性困境也在逐一显现。蓝绿两极化政治并非台湾政治发展的宿命。由“颜色政治”向“脱色政治”发展，是走向常态化执政的任何一位台湾政治领导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而突破当下政治的结构性困局，建立超越“颜色政治”的公共伦理，对两岸关系具有多重意涵，大陆因素可以向着不仅有利于岛内政治和解，更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方面，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 关键词：“蓝绿对峙”，政治困局,区域政治, “脱色政治”,两岸关系 一、 “颜色政治”的确证与困局 1、 从族群、省籍分割到区域政治：2004——06年选举效应的确证 所谓“颜色政治”，在台湾，我们可以定义为：是指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来。由相互对立的朝野诸政党，通过意识形态切割和政治符号识别形成的基本的政治生态。其表现形式是涵盖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整体的“蓝绿对峙”。这种对峙由各自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民党和亲民党、新党以及民进党与台联党，通过相互结盟和准结盟关系形成非正式的组织体系和相互对峙的基本格局。它们彼此区分为“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使台湾社会分裂成两大部份。它既是政治光谱的统独认知的差异，也是民间社会族群、省籍的分野。在2004年“大选”以后，更发展成为朝野对抗的“区域政治”的表现形式。 2004年“大选”，由高达80.28%的投票率所显现的高强度的政治动员，形成的是蓝绿两方“一半对一半”（49.89%与50.11%）的整体社会的分裂；2005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保有的的六个县市（云林、嘉义、台南县、台南市、高雄县、屏东县）全部位于南部，使“南更绿，北更蓝”；经由2006年具指标意义的南北两地域性的“北高院辖市”选举，进一步确证了“北蓝南绿”的区域政治格局。其表现形式是以“云嘉南和高高屏”为基地的泛绿阵营对自身防线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坚守，以及泛蓝阵营对“北北高、桃竹苗”票仓的深度依赖。 尽管如此，确证“北蓝南绿”结局的2006年北高选举结果仍是出人意表：由于它是在执政党弊案缠身，处于明显颓势的情势下展开的。选前的绝大多数民调，包括最为精准的南部地下赌盘的赔率都表明：蓝军将坐收民进党败选的政治红利[1]， 然而它却以国、民两大党各有斩获、选举平盘告收，因而被各大媒体普遍认为，它实际上是蓝军应胜而不胜的败绩。通过北高选举结果，一路走低、步入谷底和几近崩盘的民进党政治行市趋向平稳，民进党获得了对它而言极为重要的重整期。 主流的评论认为：选举结果表明台湾蓝绿对峙的格局依旧稳固，民进党死里逃生所凭籍的仍然是台湾政治发展中一种难以撼动的结构性困境。故而未来政局演变将依然跳脱不了这种超稳定的结构。更有从高雄特有的政治人文秉赋方面，阐述了作为所谓“高雄学”独特意义[2]。国民党本土派更加认为：北高选战提出了国民党补强本土论述的迫切意义[3]。但，“蓝绿对峙”是超稳定的结构吗？或者说，以此表现出来的区域政治图象，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一种难以撼动的结构性困境吗？ 2、 难以为继的“竭泽而渔” 在台湾区域政治格局解读中，台湾中研院政治所吴玉山教授所做的评论很值得回味。他在北高选后第一时间里做出了详尽分析，并且给出了“北蓝南绿 一边一国”的断言。然而，他加了一个重要的说明：“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更正确一点来说是北可蓝可绿、而南则一旦变绿则一绿到底”。他还指出：在台湾的政治竞争当中，蓝与绿各有其条件与限制，这是基本的结构[4]。 如果只是看到“条件”而不去寻找“局限”，由国、民两党竞争表现出来的蓝绿对峙的区域政治的结构似乎就是不可撼动的，台湾政治困境似乎也就是无解的。如台湾联合报社评论民进党为准备2007—08年“立委”和“总统”选战谋略时指出:民进党似乎认为，北高选举显示，仅凭“绿”已足赢得选举，因此不必再对“蓝”假以辞色；民进党此时的姿态是：“将以“排蓝”赢得选举，然后建立一个“排蓝”的“纯绿”政权。这种新思维俨然认为，“绿”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政治体系[5]”。然而我们也同样看到，自2004年以来台湾政治在明显地向区域政治过渡的同时，对蓝绿而言，其各自的结构性危机的因素也隐然可现。 就民进党而言，虽然它已取得两次全岛性选举的胜利，并且把三成七左右的基本盘扩张至2004年“大选”过半数的投票支持率。但这种扩张是在高度的选举动员基础上实现的。两次都胜得极为惊险，它所企及的稳定的长期执政目标并未获得足够支撑。同样，蓝营也没有能在对手重点布防的战线中撕开缺口。自2000年以来，蓝绿在全岛性单一候选人选举中，已愈益倚重各自在南北不同地域内的高支持度。以2004年“总统大选”为例，就各地区选票占选票比重而论，“北北基”加上“桃竹苗”占了泛蓝全体选票的接近一半，即泛蓝在占全体选票四成四的北部冲出了近五成的选票。同样泛绿在占全体有效票三成二的“云嘉南”地区则获得了三成七的选票。总票数的这种地区性集中的特性，表明了蓝绿双方在北南各自板块急剧缩小的推力下，对另一区域选票的高度依赖[6]。（见表1）。这种高度依赖既是高度动员的结果，反过来也表明这种超强度的动员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这个“边际”是台湾当下的政治现实，但也是脆弱的政治现实。这一效应也在2006年北高选举中显现出来。民进党在高雄的选举胜利，虽然在结局上改变了其在全岛的政治态势，成为死里逃生的转折点。但两党争夺更为激烈，比分更为接近，选票差距由往届2万票之差缩小为千票之差，这个差距在技术误差范围内，可以说谁赢谁输均属合理，以致引起选举争议和尔后在高雄地院的一审翻盘。2007年开年以来台湾朝野在“立院”就“中选会组织法”进行的强烈对抗，以及蓝绿阵营酝酿提出的“正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增列‘自动验票条款’”，“不在籍投票法草案”，“党产条例草案”、“党职并公职年资处理条例草案”、“政治献金法修正草案”，以及国、民两党晚近纷纷开始“公投绑大选”的政治操作，都表明：当各自拥有政治版图已很难突破之后，双方的竞选手段在选举程序上的抗争也愈益激烈。 ————————————————————————————————————————————————— 2004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区域性分布（表1） 候选人 陈水扁 连战 宋楚瑜 占有效票比重% 党籍 民进党（泛绿） 国亲联盟 得票数 得票率% 占选票比重% 得票数 得票率% 占选票比重% 总计 6471970 50.11 100.00% 49.89 100.00 100.00 北北基 1780920 45.18 27.52 54.82 33.54 30.52 桃竹苗 761591 42.49 11.77 57.51 16.00 13.88 中彰投 1237285 50.53 19.12 49.47 18.80 18.96 云嘉南 1201621 61.31 18.57 38.69 11.77 15.18 高高屏 1224890 57.17 18.93 42.83 14.24 16.59 宜花东澎 263714 44.16 4.07 55.84 5.18 4.62 金门连江 1949 6.01 0.03 93.99 0.47 0.25 资料来源：徐永明：“在中国国民党统治结构下的突破—评价陈水扁”，台湾《当代》杂志第231期，2006年11月1日。 ————————————————————————————————————————————————— “竭泽而渔”，难以为继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双方持续经年的高度动员下，投票率反而一路走低——它既表明蓝绿双方对峙动能的减弱，也同样表明高度动员的边际递减效应开始浮现。尽管“中央”行政权的夺取仍然维持着较高的政治参与度（表现为超出各类型选举的平均8成以上的投票率），但在其它类型的选举中，投票率逐年走低已是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使是在2006年拉升至“中央”选举层阶的北高选举中，投票率也低于往届。以台北市而言，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人数是四届中最多的一次，但是去投票的公民数和投票率都是最低的，而高雄市投票率更是连续四届直线下降。比起投票率高峰，北高两市投票率的降幅分别高达16.4%和12.7%[7]。与政治民主化已然成熟的地区投票率偏低的情况相比，强力社会动员下投票率的走低，则明显地反映了对政党恶斗、政治失序的台湾政治的疏离和冷漠[8]。关于投票率历年演变情况，可参见2000年以来各类型选举结果及投票率一览表[9]。 ———————————————————————————————————————————————— 2000年以来各类型选举结果及投票率一览表 年代 选举类别 选举结果●者为胜 投票率 蓝 绿 2000 总统大选 ● 82.69% 2001 5届立委选举 ● 66.16% 2001 14届县市长选举 ● 66.45% 2002 北高市长选举 （北蓝高绿） 70.61%北71.38%高 2004 总统大选 ● 80.28% 2004 6届立委选举 ● 59.16% 2005 15届县市长选举 ● 66.22% 2006 北高市长选举 （北蓝高绿） 64.52%北67.93%高 ———————————————————————————————————————————————— 3、 司法从“最后一道防线”变成“前线” 蓝绿对峙的困局还表现在台湾司法在这个历史时期，扮演了与其社会功能不相称的角色，从所谓的“最后一道防线”变成蓝绿政争的“前线”。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特别费案两案先后被立案，以及相关当事人被起诉，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证。这两个案件尽管所带来的社会观感明显不同，但本质上仍是政治性案件。与以往选举中层出不穷的“司法提告”只是与政争伴随的辅助手段不同，这已是蓝绿对峙从行政、“立法”全面扩大到司法领域的明显症候。它表明，蓝绿对峙的政治僵局已不可能在现有行政、立法框架内获得解决，而必须借助司法判决的最后的和极端的形式分出输赢。司法在政争中被卷入一般而言是被动的，但目前它在台湾被赋予的裁判角色，在影响政局方面却是愈益主动和进取的。这是司法社会功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移转既是蓝绿对峙的加强和深化，同时也是台湾政局困境的综合性反映。 二、 “脱色政治”的起步艰难 一方面，当然也是主导的社会氛围，台湾的政局在朝着加深蓝绿对峙的方向走，“废统”、“正名运动”和“去蒋中正化”、“排蓝式民调”、民进党内政治温和派的失势、“十一寇”的被围攻和政治孤立，“认同比绿”和“省籍发酵”甚至主导了民进党“立委”与“总统”初选的基调——由此民进党被整体性地挤向深绿，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的牵制力日益加大[10]；陈水扁更喊出了“台湾没有左右问题，只有统独问题”的极端性口号；蓝绿双方在“立法院”围绕“中选会组织法”修正案的朝野对峙不仅使使2007年总预算案通过延宕半年之久，且在“立院”多次演成成“全武行”。马英九特别费案被起诉以及马宣布投入“2008之役”，把政治议题重新导向北高选前的“信任投票”的设定——这一切都成为新一轮蓝绿对峙消耗战的继续。 另一方面，试图解开死结突破困局的因素也在不断地浮现，笔者认为：尽管它们很多只是对当时和当下政治困局的一种因应。也并未褪去蓝绿对峙的胎记，甚至仍然无法摆脱选举政治的扰动和考量，但却是走向常态化执政的任何一位蓝绿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选择，本质上反映的是由“颜色政治”向“脱色政治”的一种努力。笔者从台湾一年多来政局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入手，力图分析它所具有的“脱色政治”的意义与局限。以及它们对未来台湾政局走向的影响。 何谓“脱色政治”，简言之，就是与“颜色政治”相对应的、消除或摆脱蓝绿对峙或蓝绿“两极化”的政治。它是台湾政治中“公共选择”含义的加强，超越统独认同的公共伦理的建立，以及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回归。 1、红杉军“脱色政治”的张扬与局限 为此不能不涉及2006年震憾台湾政坛的“红杉军”行动评价与理解。笔者以为，其意义建构在最初曾被不适当地被拔高，在后期又被功利性地降低，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事件本身的逻辑。 被拔高表现为：红杉军行动曾被视为“超越蓝绿”的纯粹“公民运动”。行动组织者所着意强化的各种创意，也特别渲染着它“超越蓝绿”的特质。虽然“反贪倒扁”本质上依然可以视为一种民主深化运动［１１］。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按台湾学者的评论，是一种“省籍路径民主化”［１２］。在蒋经国时期，是以开放“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扩大吸收台籍菁英以增强统治基础的正当性为标志、与本土化并轨而行；在李登辉时期，则是“借助本省籍财团与地方派系的力量，来排除长期主控国民党中央的外省‘党政军’综合体”实现党内整合［１３］，通过“中华民国在地化修宪”步骤完成台湾政治转型。其民主化进程与本土化互为目的和手段，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主导始终大于自下而上的仰攻。 这种民主化路径使它能够发展成为结束威权的“宁静革命”，却无法终结由上世纪台湾民主化进程积淀和随伴的蓝绿对峙的历史惯性。还因为执政后的民进党已经成为一个利益绑架认同的“大家族”。红杉军行动将“反贪”与“倒扁”的目标联系起来，固然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认知逻辑，但却不是一个契合政治现实的逻辑。它把民进党明显列处于一个“共犯结构”之中，扁的倒台也意味着民进党在台湾政治影响的全面消褪，这就大大激起了民进党及其影响下的民众的强烈的危机意识。民进党在陈执政后已形成了一个以陈为走向的利益的“荣枯结构”。在恐怖平衡和在突如其来的事变下，民进党还根本来不及对扁后的政治权力分配做出安排。台湾政治体制中的“备位”机制，只是因应选举的配对，但并非正常的党的权力接替机制。这就决定了全党必须为保扁而奋斗，保扁即是在保自己，保党，守住了“罢免案”的第一道防线，就能拉大 “倒阁案”的纵深。同时，这场运动在它发展着自己强大声势的同时，也根本无法抵挡各种特定政治力量的渗入，加入或倾向于这个运动的人群和要求的政治目的是极为复杂的：既有坚持民进党创党价值，希望挽救民进党的淡绿群众，更有矢志夺回政权的蓝营政治力的强力介入。及至运动后期，运动组织者籍此重新认定社会基本价值和政治启蒙的初衷，却愈益演成促进高层政治权力重组的“场外力量”，从而不断淘空着“超越蓝绿”的意义，并被民进党及其群众视为“红皮蓝骨”， 故此，尽管红杉军无论从参加人员的广泛程度和行动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台湾政治民主化初期的“野百合学运”，但却未能深化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缺损，结束蓝绿对峙的社会乱象和政治现实。 然而，认为它没有在接踵而来的北高选举中给执政党以事实上的惩罚，或者说没能结束蓝绿对峙，红杉军行动的意义建构就被低估，则是一种无视台湾政治转型特征的急功近利。 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是以民间社会的极度萎缩为代价的。对于这一点，台湾学者吴介民对此曾有过政治社会学的大视角研究。在他看来，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曾也是台湾“民间力量的缓慢复活的过程”。它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思维，逐步茁壮而得以对抗党国的专制”。吴将其定位于“民间反抗‘国家’的二元对立逻辑”（格局或时期）。但当民进党执政和国民党分裂的多次重组后，也“催生了一个介于‘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新的政治社会的领域”。形成了一个其所称的“国家、政治社会、以及民间社会的三维格局”。其间的差别，特别是政治社会与民间社会的判别，吴介民先生作了如下定义：理念上， “政治性反对团体与政党的活动领域，属于政治社会的场域，其旨趣在于建构一个自由、开放、民主的政治空间。而社会运动的活动领域，则属于民间社会场域，其旨趣在于追求社会矛盾的解决或改革，例如劳资对立、环境生态保护、性别等议题“。 吴先生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 “许多党外时代以来的运动领导者，长期将社会改革议题以及社会运动的场域，视为与国民党政权抗争的外延战场。因此，一旦民进党取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民主运动人士大量投入执政团队，由于权力位置的挪转，社会改革的议题就迅速面临失焦的难题，甚至使原先充满批判活力的社会运动场域陷入空洞化的危机。［１４］” 这里所言的“充满批判活力的社会运动”，据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萧新煌所言，是台湾在80年代初期开始发端，延伸到90年代初期，在台湾民间总共三波前后相继的社会运动。其肇始本身就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反弹。“要求政府修改政策，并放松其对社会的管制。”它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是：“社会运动藉由场所和议题，也促进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它能够发挥较大的影响力。为此，政治与社会的区别并不清楚，因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常常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共同议题的整合，在台湾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民国七十年代，任何有社会运动的地方，都可看到政治反对运动人士的出现，不管他们是来声援或仅仅是来凑热闹的”［１５］。 民进党执政后，在执政当局长期的政治动员下,台湾经历了一个以强化“国族认同”为指向的政治“再社会化”过程。其结果就是在蓝绿对抗下形成了分裂的社会结构。而台湾社会的矛盾由于执政党的失政更加严重。衍生出诸如“卡奴风暴”“金融淘空”“失业率上升”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但均因为台湾政治社会的相形强大,民间社会的空间被极端压缩，发不出声来。在野党也并未就此发展出感动人心的强有力的执政论述和社会政策，台湾社会矛盾的宣泄找不到出口。台湾民间社会被政治力的挤压，终于在“国务机要费”爆发后找到了借题发挥的题材。它是政治民主化完成后台湾社会运动最大的一次集结。平时疏于政治的妇女与青年都成了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意义是再次显示台湾民间社会的存在和社会运动的价值。只要蓝绿对峙继续存在下去并且挤压台湾解决社会问题的空间，这种民间社会的“呛声”就不会止息，对无论蓝绿的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造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并且仍能对台湾政治发展形成一种牵制力。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品牌的“红杉军”，是否还能在台湾社会发生作用，是同岛内社会问题发生的范围和深度密切互动的，是与当政者失德失政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曾经争取2008大位的吕秀莲，在民进党政策辩论会上也不得不提醒：民进党执政七年，台湾社会所发生的空前变化必须要知道如何应因。她指出的问题包括：“财政赤字高达４万亿之多，全岛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所得相差5、60倍，低收入户有85000户，每年有4千多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刷卡债负债总额达8千亿元，“卡奴”有50万人、老人超过230万人…”［１６］。因此，台湾社会运动不是缺乏动能，而是当下社会问题不可避免被两极政治污名化。但我们注意到，即使是这种大规模的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曾经导致政治局势的紧绷，甚至在一些深绿人士的眼中它被视为“红杉军之乱”。但它并没有引起类似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导致政局变动的“人民革命”，这是认识台湾政治民主化发展程度一个重要依据，也是我们在研判台湾尔后政治局势发展时，所不能不足资借鉴的宝贵的前例。 实际上，尔后台湾政局的一系列演变与“红杉军”行动的关联，才是这个运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笔者以为：陈水扁“国务机要费”案的被起诉和司法权作用的凸显，2006年北高选战结果中“公共选择”意义的加强，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筹组“第三党”强烈呼声，甚至包括李登辉及台联所谓“中间偏左路线”移转，或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它的影响，或者是它的直接效应。 2、北高选战的异常与正常 红杉军行动没有在接踵而来的北高选举中获得终局上的验证，即没有给执政党以事实上的惩罚——这在成熟发达的民主制实践中似乎确为一种异常。以致于台湾一些媒体悲观地认为：经过这次选举，台湾进入了“马基维利式的政治”,即所谓“勿论是非，但看输赢”的时代［１７］。 然而即使从公共选择［１８］的政治逻辑着眼，我们仍会发现：北高选举其实又是一场正态的选举。民进党的选情固然受到了大环境如陈水扁机要费起诉的影响和拖累，胜来极为艰辛，一个纯“地方”选举居然卷入了民进党四大天王轮番接战、助战，所获得的又仅仅是一个本质上战成平手的结局，这本身就否定了民进党凭籍台湾南部族群结构特质，可以轻易赢得任何一场选举的迷思。但值得注意的倒是：为什么在选举大环境如此之差的情况下，绿营民众还可以被动员到极大化？这绝非深绿“死忠”票独立支撑可以概括说明。相反，过（近）半数的高雄选民选择了民进党，与其说是一种“心灵投票”，莫如是一种“同意的计算”。 首先,台湾政治市场上的选民固然有着比较稳定的和程度不等的或蓝或绿的选举偏好,由此也决定了各自阵营对基本盘的经营和固守。而且公共选择的一般实践也认定：执政一方为着将选票极大化，不得不在选举中经常采取向中间趋动的办法。但这个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执政党同样能够去塑造甚至改变选民偏好。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帕特里克•敦利威，在谈到政党竞争中执政党如何塑造选民偏好时，曾提出了“党派的社会操纵”、“调整社会相对地位”（如果执政者能够使自己的支持者获得比主要支持反对党的团体更好的境况，它就强化了所获得的支持）、“环境管理”（执政党在总体上操纵国家的客观处境，特别是通过确定对外政策来取得党派优势）、“制度操纵”（执政党改变将政党竞争结构化的游戏规则，如选区划分、或重构地方政府结构等）四个常用的偏好塑造策略［１９］，认为它们“都能为执政党赢得明显的党派优势”。其中所谓“党派的社会操纵”即是指：“当政治结盟模式与人们的社会场所密切相关时，执政党就可以利用政府权力在社会结构方面创造有利的变化，政府确认那些对它的支持比较集中的社会场所或地理区域，并采取多种政策工具系统地促进这些场所或区域的发展［２０］”。 他还认为：渴望再度当选机会最大化的执政党，会充分利用政府权力这种“免费物品”来获得党派优势。而民进党在地执政已历８年两个任期的高雄市，就是直接受惠于这一党派优势的典型地区。特别是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在“平衡南北差距”的口号下，行政资源大幅度向南部倾斜。在２００５年擢升“行政院长”之前，谢长廷在此经营７年，所下心力极深。不仅争取包括“中央统筹款”的增拨，也包括将一些过去只在台北进行的大型活动、国际赛事移师高雄。在其任内，高雄市的“捷运”动工、爱河前镇河整治成为大幅度提高城市能见度的经典之作。就连国民党候选人黄俊英在政见发表会上，也只能以高雄市“表面进步看得见，幸福繁荣不见了”退让一步的基础上发起攻击。民进党候选人陈菊针对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黄俊英批评民进党执政无能高雄经济变差，反驳表示，“民进党在高雄市执政八年，对外招商投资与经济建设经费都是全国第一”。其新增的“政策牛肉”：“两条捷运准时通车”，其中“全台湾第一条轻轨捷运，立即动工，保证四年完成”，也都是以“中央政府补助新台币１３３亿元”为后盾的［２１］；比之黃俊英推出的“力推高雄市海空直航”却必须由“民进党政府”背书才能实施的选举政见，陈菊的政见在选民眼中，无疑比黄俊英更具备了“不跳票”的可行性，故此“高雄真棒 陈菊接棒”的民进党选举口号，可以说是相当透彻地揭示了执政党塑造选民偏好的公共选择图像。与此同时，与高雄市长选举泛蓝应胜未胜比较起来，基本盘蓝大于绿的台北市长选举中，谢长延的逆势突围成果也提供了更值得人们省思的事例。这个经过了红杉军洗礼的城市照例应当更突出地显示政党信任的强度，但谢的“不胜而胜”表明：“反贪倒扁”的主流价值诉求并不必然包含非此即彼的政党信任投票选择。也正因为如此，陈水扁能将马扁“信任投票”蓝营设定的选举基调，扭转为对谢的信任投票。 谢长廷说，“民进党执政多年，不能老是谈“本土”，必须打出建设牌，让大家看到民进党的执政成果，这次选举南北都谈高雄建设，才产生了乘数效果［２２］”。王拓指出，要打赢2008，执政团队政绩很重要，没政绩想赢2008很难，以高雄市长选战为例，若没有谢长廷在高雄市的政绩，要选赢很难［２３］。民进党籍南部地方首长，尤其是谢长廷任内所标榜的“政绩”，正是公共选择理论中使选民能够“同意”的真正的利益。 在选举中，特别是在高雄选举中，有保卫“本土政权”的气氛，但没有出现支配整个选举环境的统独议题的燃烧；参选人基本上可以就市政和公共政策议题从容发表政见。与绿营历次选举造势相比，“爱河牵手”活动影响选举结果甚巨，但与此前的“牵手护台湾”相比，它基本上是一个张扬执政政绩的活动。 公共选择理论的鼻祖唐斯理论核心是：关注竞选中的需求方，即投票者的行为，使他们觉得个人的选票对于政党和候选人组成下一届政府并非无足轻重，它应当出来投票，“而不是以更有价值的方式来消磨时间” ［２４］。就处于衰微态势的民进党而言，刺激选民出来投票的手段包括：“本土政党的生死存亡之战”传导了强烈的危机感，呼出了深绿、中绿选民；打高雄政绩牌吸引了中绿或浅绿甚至浅蓝选民，从而达致了选票的最大化。选前绿营无法在廉洁、反贪战线上与蓝军作战，又无法打出统独牌来切割蓝绿，只能在公共政策领域周旋，这也是在向中间靠，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北高两市蓝绿间明显的弃保形势，表明深蓝深绿板块的已然褪色。 ４、司法独立与独立难撑 蓝绿对峙中的台湾司法权作用的凸显及其局限，是台湾政治发展中一个十分值得人们留意和分析的社会现象[２５]。在“权威”丧失、分裂的台湾政治和社会生态中，人们过去也屡屡将目光转入司法。目前台湾司法，正处于一个试图确认独立，但又未能完全独立的关键时点上。所谓确认“独立”，是指随着威权政治的解体和司法改革运动的经年推动，各种至少名义上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逐渐形成惯例。如台湾《中国时报》司法专业界人士评论得那样：“台湾社会自解严迄今近２０年，其间司法体系在内外交迫的改革压力下，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司法所能比拟的。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审检分立落实，角色区隔明显，检察官羁押权因违宪宣告而回归法院，法官裁判书送阅制度废止，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和审判程序实行交互诘问等［２６］”，都是伴随政治民主化进程台湾司法改革真正意义的进步。前不久台湾发生的“检察官人事异动案”，尽管在对峙的台湾社会中有不同解读，但８名票选委员拒绝出席为其背书的著名事件，可看出这种独立的程度。 “国务机要费案”得以起诉当事人，并不只是 “查黑中心”陈瑞仁的个人“作品”，也是以台湾司法界这种整体上的进步相关联的。 然而正如蓝绿高度对峙并非人们期待的成熟民主制常态一样，台湾社会完全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也只能在台湾清除了这种民主病灶后才可能真正成型。对于这两者间的关联，台湾李念祖先生指出：“没有健全的司法，民主‘宪政’难谓成熟；没有成熟的民主‘宪政’，也很难有体质健全的司法”。他还援引美国１９世纪引起国内四年内战的Dred Scott案的判例认为：“司法必须得到政治力的尊重，政治力也必须建立尊重司法的修养，司法改革才可能成功”。从陈水扁和马英九两案来看，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似乎“不偏不倚”的，对蓝绿双方政治代表人物的平衡起诉。不仅仍带有二元对立下的调和色彩，而且也留下了司法介入政治的垢病。台湾司法专业界人士将其归纳为当下恶劣政治氛围下“法律形式主义”的滥觞，是一种“政治失格”情境下“最不通情理的”的“司法反扑”［２７］。 ５、对“第三条道路”供给的“增压加注” 试图解开死结突破困局的因素还表现在台湾选举季中，筹措“第三势力”或“第三党”活动的日益热络。 先是2007年2月，简锡阶、钱永祥、冯建三等人成立“公民前线”。曾在2004年发动“投废票”运动简锡阶尔后提出：“将推动选票改革运动，透过修改选举罢免法，在选票上增加‘以上候选人都不支持’选项，表达‘公民否决票’的心声，让中道力量成为改革台湾政治困局的关键力量”［２８］。； 同年5月底，民进党新生代的周奕成，宣布将组“第三社会党”，希望在蓝绿之外，找出台湾社会的第三势力，借以改变“中间路线新政党一直处在有需求而无供给的状态”，他把这个党的功能定位在“终止民主内战的残酷杀戮”，进行“人道干预”的维和部队［２９］。 同年6月初，唐飞以智库“台湾前途展望协会”重返政坛，它继踵于“第三社会党”之后，并且对“蓝绿合组第三势力”的前景，双方均有研议与互动［３０］。 同月15日，以台湾省农会为班底， “台湾农民党”成立。该党虽然不推出2008人选，但它希望能跨过百分之五的政党门槛，拿下三席不分区“立委”。这个拥有180万名会员，会员数“比蓝绿两大党的党员还多”的新党派，将怎样影响台湾蓝绿对峙的政治格局，更值得人们密切关注。 第三势力或第三党在台湾有无政治空间，这是一个可以讨论和观察的问题，但应否建构一个影响两极化政治的着力空间，迫使结束“民主内战”，则反映了选民对七年来“赌烂票”或“含泪投票”的不耐已到达了顶点。如果说，红杉军行动后台联声称的政党转型和转向，还带有深刻的利弊算计和选举烙印，被舆论称之为是分食红杉军效应的“土狼”和“秃鹰”，在台湾政坛引起的反响也远不如预期，那么上述其它一些动作的相继登场，则明显表明：企图打开政坛死结的努力已是一种社会氛围的积聚，是对社会期待的回应，是人心思变的折射，一句话，是风向开始在转。 比之以用以切割蓝绿的基色但当下又无解的“统独论述”，新第三势力运动者正在寻找建构新空间的“正面说服的力量”和“鲜明的市场价值”。他们对意在争取 “2008”大位的蓝绿政治人物，也都造成了强大的改弦更张的压力。例如：周奕成以“‘第一社会（1945年以前的住民）、’‘第二社会’（1945年到1949年之间迁台的住民）为切分点，声称要建立一个‘第三社会’，他以一种动态的政治诉求，重新包装‘族群融合’此一旧字眼，打破蓝绿双方口口声声‘族群融合’，却假借族群、统独等历史矛盾获利的现状”［３１］。这是从“族群融合”着眼去“超越蓝绿”的。而切割蓝绿的另一政治标识，即台湾应否 遵循“多数主治”的民主原则，实行 “责任政治”问题，则在国、民两党的2008的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政见中溢出：马英九提出若当选则要建立多数党内阁，即使民进党成为立院多数党他也要如是行事[３２]；谢长廷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时就认定，“立院若有一最大党过半，没过半的去做行政院长，在法律讲得过去，但在政治理论上不太通，届时冲突就难免，对人民的承诺也无法通过，形成政治瘫痪，所以要把这撑起，让政治运作。联合政府是天经地义”，“联合执政比恶斗好”，“要在立院乔过半”，要有联合执政的“政策协议”［３３］。谢也是唯一认可当选后要结束“民主内战”的民进党２００８候选人。 三、 “脱色政治”之于台海关系的意涵 “脱色政治”对大陆而言具有多重意涵。同样，大陆因素或对台政策对“脱色政治”的因应，也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情景。 首先，蓝绿两极化政治的打破或“脱色政治”的逐步实现，有利于消除台湾选举政治中统独、省籍、族群议题的持续发酵，有利于台湾政局的安定，当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就必然是它自然的后果，这是主导的方面；但同时，“脱色政治”也会使台湾政党政治中呈现出与既往不同的面貌。一个所谓“2300万台湾人”身份出现的所谓“命运共同体”既是台湾政治中的另一个向度，也同样会是台海关系中另一个挑战。 民进党执政七年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台湾。它已完全没有了2000年 “新手上路”之初还不得不保有的执政谨慎。它不仅培育了自己的执政团队，将过去国、民两党的基本盘拉近甚至超越，甚至为着生死攸关的选举利益开始学着向美国“呛声”。而且在它看来，它的执政对台湾而言并非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或许是其在台湾民众社会心理方面建构的最重要结果。因此，无论它今后执政还是在野，都已是台湾政治和台海关系中强有力的因素。台湾政治或可以“脱色”，但民进党的烙印却已在两岸关系中深深地着色了。 统独认知的基本“色差”将永远会是国、民两党政治品牌的区隔。但执政与在野的不同地位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两党在此一面向上的行为方式呢？民进党“当家闹事”固然是过去台湾不得安宁的主要因素。然而一个“不当家”的、更加无所顾忌的、彪悍的民进党是否会成为台湾政治中的另一种“麻烦”？它对台湾政治乃至对台海关系的牵拉和扯拌，是会推动着政治对手的持续褪色，还是出现蓝绿 “Ｕ型反转”——类似于许信良时代民进党“中国政策”辩论那样的场景？它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既往两岸关系的互动模式？是值得人们深入探讨的。 当台湾两极化政治发展到“区域政治”的时候，两岸经济关系中的深度“依存”也在扩展。这个沛然莫之能御的经济法则。成为连接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物质脐带。因为它意味着民族共同经济空间的扩大，带来了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财富创造效应的扩大。但在这个整体的认知面上，我们是否应当分清：作为去中国脐带的极端台独诉求，与公共政策讨论范畴内的不同认知（它们往往蕴含着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区别。在民族分裂主义者看来，向大陆的过度“倾斜”是台独运动被遏制的梦魇，必须严加防范。正如顾尔德先生在评论台湾当局在建造苏花高速公路形成的困局时提及：全球化可以快速进展的要素之一是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台湾官方迟迟不开放两岸直航，就是希望藉由提成本提高来减缓台湾全球化重要面向之一的“中国化”。台湾官方的担心的并不只是经济的依赖度，还担心台湾的在地性被强势的大陆同化，自主性与认同感消失［３４］。为此阻止交流甚至挑起冲突，对其而言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面向或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两岸经济融合的发展同样也会在岛内各产业部门和各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不同的损益，引发不同的回响，成为经济一体化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犹如区域经济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同时构成现代经济整合的两种趋势一样，台湾经济要求一种“开放型的保护”，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制约，防止一体化过快可能危及自身利益，都必然持续地在岛内政治中反映出来［３５］。 因此，民进党执政刻意操弄统独议题谋取选举利益，本质上仍属于阶段性的现象，但两岸关系的公共政策范畴内的冲突将会长期存在，对此我们是否应有足够的认识并且预为绸缪？ 对一体化效应台湾认知的“大陆因素”的所谓“负面”，作为大陆对台政策，可以向着不仅有利于岛内政治和解，更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方面，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以解决台湾南部农产品出口销路为例，这个政策虽然只是刚刚实施，但作为一个经济利好因素，已经影响了对未来行情的预期，使原产地价格上升。这不只是经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测温”。当陈水扁说大陆帮助台湾农产品纾困，做得远没有说得那么多，且“本土媒体”把它评为“口惠而实不至”时，其实大陆因素中一种难以忽略的功效已经开始形成：它完全可凭借较小的资源量在两岸经贸关系中形成一种“做多”效应。马英九证实：“紧急采购机制”下“采购五百公吨产地价格就回稳了［３６］” 。同样的另一个事例是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问题：陈水扁在2007年初会见北高两市当选市长郝龙彬和陈菊时，陈菊抱怨大陆观光客来台“都是先到台北、日月潭、阿里山，根本没有机会到南台湾”，总之不能惠及南部。她希望“未来处理政策谈判的部分，观光路线能北进南出、或南进北出，才能对高雄市发展有帮助”。在这次会议上面对郝的尽快直航有利台湾的建言，扁以两岸直航问题利弊都要参考予以拒绝，但对于陈的建言，扁则表示“应鼓励增加一些诱因让中国观光客到高雄观光”［３７］。 而这个方式的实现，最终需要“操之于我”的配合。也就是说，大陆因素对影响台湾“北蓝南绿”的“区域政治”现状，仍然有着强有力的政治杠杆效应。 总之，持续经年的蓝绿对峙，已使得2008年前后的两岸关系，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当台湾主流媒体提出“2008大选的台湾面对：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这一重大议题，提出建构“务实台湾主义”，即“以台湾为主体的两岸合作路线”，“在中华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意识之间寻求交集”，“跳脱蓝绿思惟，寻求台湾利益的最大化”［３８］之时，大陆对台政策或也面临着新的思维，新的定向、新的选择，和新的行为方式。 载《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三期（2007年9月出版） 注释 －－－－－－－－－－－－－－－－－ [1]夏岗仁：“黄俊英其实被谢的政绩打败”，［台］《今日晚报》2006年12月14日转自《新新闻》。 [2] 诸葛俊：“认同，才能打开高雄窗口”，[台湾]《中国时报》2006.12.12苏圣怡台北报导， [3] 苏圣怡台北报导，本土派立委：国民党应找出本土新价值[台湾]《今日晚报》2006.12.11 [4]吴玉山：“北蓝南绿 一边一国”，[台湾]《中国时报》2005年12月4日 [5]社评： “政治自杀：社会‘排蓝’，两岸“趋蓝’！” 联合报2007-03-19 [6]徐永明：“在中国国民党统治结构下的突破—评价陈水扁”，台湾《当代》杂志第231期2006年11月出版。 [7]杨伟中：“谁还在乎投票率？”，［台］《中国时报》2006年12月13日。 [8]杨伟中：“谁还在乎投票率？”，[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12月13日。 [9] 资料源自台湾中选会资料库综合统计。 [１０ ] 李濠仲/台北报导，“独派大老 周二商2008人选”[台湾]《联合晚报》2007年1月7日。 ［１１ ］台社成员、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赵刚评论红杉军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口号时说：“礼，不应只是‘规规矩矩的做人’的个人德目，而是‘尊重差异，进而在差异中学习’的公民修为。这种扩充后的具有当代社会内容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或许才更有助国人在面对族群差异、流移劳工，甚至两岸关系时，能够援引为有效的自我批评基础”。参见 赵刚：爱与和平 怎会是纳粹同路人[台湾]《联合报》2006年9月24 日。 [１２ ]赵刚：告别蓝绿 做个自主公民 ，[台湾]《联合报》2006年9月24日 ［１３］彭怀恩著《台湾政党政治》，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63页。 ［１４］吴介民：“解除克劳塞维兹的魔咒：分析当前社会改革运动的困境”，《台湾社会学》2002年第4期，pp168-169。 ［１５］ http://www.gio.gov.tw/info/taiwan-story/society ［１６］范正祥：结辩》吕：面对挑战 需空前能力，[台]自由时报2007年4月15日。 ［ １７］【联合报黑白集】输赢与是非,2006¬12－27 ［１８］这一理论似乎可以将以“本土”“认同”为主轴的台湾政党政治实践排除在外，但我们并不认可这样的观点。 ［１９］［２０］［２４］[英]帕特里克•敦利威著：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P134－138。 [２１]中央社台北26电：“陈菊：若当选 4年完成轻轨捷运”， ［台］206年11月。 ［２２］林恕晖、邱燕玲：“谢：有感动 社会才有力量记者”，［台］自由时报2006年12月19日。 ［２３］中央社,“前新系亲谢长廷气氛渐浓？赖清德：不是事实”,［台］今日晚报2007年1月15日。 [２５ ] 关于司法在台湾两极化政治中的表现的分析，作者拟另撰文论证。 ［２６］张升星：“纵囚新论”，［台］中国时报 2007年4月26日。 ［２７］即“严守那最不容易被质疑的机械法条与证据逻辑，始能维持起码的制度权威”。参见许家馨：“政治失格，法律反扑”，［台］《中国时报》 2007年3月10日。 ［２８］杨濡嘉台北报导：“简锡阶将推‘否决票’运动”，［台］《联合报》2007年5月28日。 ［２９］周奕成：“民主内战的风暴前夕”，[台]《中国时报》 2007年5月21日。 ［３０］中评社香港6月21日电：“蓝绿合组第三势力？唐飞乐观其成 沈富雄低调” 2007年6月21日。 ［３１］黄哲斌：“中间选民，只是「天山雪莲」？” ［台］《中国时报》 2007年6月6日。 [ ３２] 罗暐智：“马抛多数党组阁 王金平：符合双首长制精神”，[台] 《今日晚报》2007年6月25日。 ［３３］邱燕玲、王贝林：“专访谢长廷：国会乔过半 组联合政府”，［台］自由时报2007年4月18日 。 ［３４］顾尔德：“苏花高困局”，［台］中国时报 2007年4月23日。 ［３５］ 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台湾对外投资90%集中在大陆，对大陆之出口依存度已高到40%，平均每年实际投资金额已达台湾ＧＤＰ之7%，“此一数字为日本的58倍，为美国的233倍（日本2004年为0．12%，美国为0．03%）”。 社评：“还能不积极管理吗？”，[台]《自由时报》2006年3月29日。 ［３６］何博文、萧旭岑专访：“去年访美马提‘活路模式’胡锦涛善意响应”，［台］ 中国时报 2007年2月9日。 ［３７］邱燕玲等综合报导：“扁：看两岸直航不能回‘弊’”，［台］《自由时报》2007年1月31日。 ［３８］李允杰：“建构务实台湾主义”，［台］《中国时报》 2007年5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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