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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就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政治发展请黄卫平教授发表评论.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建设30年的若干思考
1， 深圳经济特区最值得肯定的经验是什么？
答：是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也就是在中央改革开放的宏观精神指引下，深圳的广大干部群众能够不畏政治意识形态风险，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改革的具体举措，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条件下前所未有地探索和开拓市场经济，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险，主动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错”。圆满地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创办特区的初衷：“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可以说，深圳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趟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地雷阵”，以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高决策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我认为深圳经济特区最值得肯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央宏观改革精神的指引下，特区的干部群众在相对中观和微观领域，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地为观念变革和体制、机制的变革进行大胆探索，积极发挥中国改革的“实验室”和“试验田”的功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探险、开路。伟大历史性变革的常态往往是改革者会牺牲，但改革的进程却发展了，改革的成果以不同形式保留下来，改革成为人民群众对未来的期待与希望。
2， 在深圳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的发展是否平衡？
答：并不平衡，也不协调。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是要挽救“文革”悲剧造成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局面，因此，很长时期中国各项改革的轻重缓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进的，其符合广大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贫困的需要，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赶超型现代化的必然逻辑。而文化价值观，以及政治文明的发展则是相对被动地受市场经济拉动的。
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追求则无疑又是全面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但改革的目的绝对首先是政治性的，那就是要巩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改革的前提又必须解放思想，既大胆又巧妙地冲破已经日趋陈腐而又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
因此，30年前，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综观时代风云，总结“文革”悲剧，规划改革蓝图，深谋远虑地倡议办特区，不仅是在为摆脱当时的经济危机，更是在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谋未来。他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希望特区能够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场”和向发达国家、地区开放的“窗口”，使深陷计划经济泥潭和极左政治深渊的共和国能够夺路而出，以重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闯出一条新路。邓小平曾明确强调他对经济问题的讲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而“陕甘宁边区”恰恰是一个“政治特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由国民党执政的条件下，一小块由共产党领导的“飞地”。但为了降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及意识形态阻力，在策略上强调建设的只是经济改革的“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改革”的“政治特区”。据说当年北京曾传来一句议论：“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受这句话的启发，广东方面决定将当初设想的“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邓小平后来也表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其实邓小平很清楚“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老人家正是通过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的高手。正如江泽民曾指出的“兴办经济特区，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勇于创新、高瞻远瞩的革命胆略和政治智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以人为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深圳市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示范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对新时期赋予“经济特区”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重要启迪。
3，众所周知，深圳的政治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中，如何描绘并评价这个进程？
答：深圳是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和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为了发展市场经济，也由于发展了市场经济，深圳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方面曾相对领先内地，干部群众的市场意识，维权意识，竞争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觉醒较早。类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以及在发展资本市场、变更产权制度等领域的各种改革举措，对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强烈冲击，推动了改革决策层思想解放的进程。我有一个观点：改革开放必须思想解放，而最重要的思想解放是最高决策层的思想解放，如果只有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而没有得到最高决策层的认可，那就是所谓“自由化”；只有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被最高决策层肯定，才能成为推动改革进程的伟大思想解放。深圳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先锋城市的品牌，首先来源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中引领时代潮流，被邓小平同志多次肯定，从而全面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拉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
也正因为深圳在市场化改革中先行一步，也导致政府的行政体制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从1981年到2004年深圳经历了七次政府机构改革，2009年深圳再次为“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管理，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优化政务流程，整合政府机构，完善大部门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机构与人员的合理配置”，进行了新一轮的“大部门制”机构改革。从而再次引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潮流。
而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深圳决策层不断提上议事日程。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早在1983年至1986年就进行了全体职工通过票决来测评、选举、乃至直接竞选领导班子的“民主试验”。1999年初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又曾进行了有竞争性的“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探索。
而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也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十分罕见地两次曾经尝试为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路线图”和“时间表”。先是在2000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领衔，以省市联合课题组的形式，在《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研究》中，规划了未来十年“深圳市率先实现直选镇长”，甚至“有可能在个别的区实现直选区长。”后又在2008年通过互联网公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和《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前所未有地提出要将“民主法治建设”置于其他各项改革之首，并规划了在未来三年内“创新人大工作体制和机制”，“探索试行区级人大代表直接竞选制度”，“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以及“力争在全国率先实行市区党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等改革设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准备提出一项中国地方性的政治体制综合改革方案。
虽然，由于复杂而敏感的政治原因，蛇口工业区“试管”里的“民主尝试”在勉强维持了近十个年头后黯然凋零；大鹏镇的选举改革也在三年后悄然回归传统体制。而深圳市两次试图为政治体制改革制订“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尝试，也均最终未被决策层正式采纳，无疾而终。但深圳市有关方面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直在中央关于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宏观精神指引下，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试图主动引导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良苦用心依稀可见；并事实上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火力侦察点”。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指出的：“深圳经济社会比较发达，多元化社会结构比较完善，人的素质比较高，民主法治意识比较强，加上有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在经济体制先行先试的基础上，继续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先走一步，既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也是非常必要和急需的”。
最近，中共深圳市委又在积极探索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和率先在副省级城市的党代会代表选举中进行公推直选的试点。此项改革如果能够不断坚持，逐步推广，不仅将对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党员的民主权利，发展党内民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引领人民民主的发展，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4，你认为深圳是一个公民社会吗？我们应该怎样准备实现公民社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答：我认为深圳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成长中。何谓公民社会是一个可以不断研讨的学术问题，但一般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对区别于国家与市场的，在民主法治条件下，由具有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独立公民和社会组织自由、自愿组成的自治社会。
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意识逐步觉醒，公民社会逐渐成长，基层群众自治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率先进行了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使深圳成为全国范围内住房市场化程度和商业化物业管理覆盖率最高的城市，房产往往成为很多深圳人倾其一生的积蓄，甚至透支未来而拥有的主要财产和核心利益所在。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最早自发地组织起来，中国城市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应运而生。这种在契约化的市场机制基础上,公民社会要求自主治理和维护自己私有产权的维权活动很快风靡全国的大中城市,对传统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形成强力冲击,于是社区治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出现了如下三种趋势：
其一，公民自主推动。由公民自主组织起来的部分小区业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大自己的利益诉求，以最原始的组织形式，借助业主委员会的力量，自主地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在2003年深圳市的区级人大代表选举时，就曾出现了高频度，多发性的业主为“维权”而主动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政治现象。
其二，政府主动推动。为了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社区治理新形势，深圳市盐田区政府主动推进居委会的“去行政化”的改革尝试，试图还原居委会的法定“群众自治组织”的地位。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则主动推进和谐社区建设，以“嵌入”与“吸纳”的双重变奏，努力将体制外公民自发政治参与的冲动尽可能纳入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并更积极地将体制内的政治资源想方设法嵌入到体制外去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领社会。
其三，公民与政府互动。在公民的主动推动下，政府给以积极回应，双方形成互动之势。典型案例是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最初就是在业主维权中，业主委员会某主任在长期与政府的博弈中，发现借助体制内的渠道，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就主动创建人大代表工作站，通过向人大代表提出利益诉求，来引起政府的关注。而基层政府也发现，让在业主中有重要影响和很有代表性的意见领袖某主任及其所创建的人大代表工作站纳入体制，是很有效的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因此，人大代表工作站就在深圳被政府逐步推广，这是对现行人大制度的重要改革举措。
上述趋势在国内处于相对领先态势，并还在继续发展中，这也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改革积累着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视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经济特区可以说也正在为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出重要贡献，最近深圳市的民政部门也在为发展民间组织和社团登记制度改革方面进行探索。所有这些都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不断地回应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参与和自治诉求，为公民社会奠定日益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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