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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党刊《行动报》7-8月号刊登了我所吕元礼教授应约撰写的“Singapore showe the way”一文。该文在该党党员中引起关注和反响。文章大意如下：
首先，文化原因使得中国借鉴新加坡自然而然：
一是领袖思维相近，如邓小平主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李光耀强调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二者都是实事求是。立足于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便乐于借鉴新加坡务实得来的经验。
二是政党作风相通，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行动党都有革命党背景和社会主义取向。新加坡议员接见选民、行动党支部办幼儿园以及行动党总部的低调、简朴，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亲切。
三是政治传统相似。西方视政府为必要的恶，其目标是有限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预”，其角色是守夜警察；东方视政府为必要的善，其目标是强大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关爱”，其角色是操心父母。新加坡政府类似于操心父母的政策举措，容易被同具东方传统的中国接受。而新加坡强调“劳资政共生”所体现的通过协商达成和谐，也与西方通过对抗达成平衡不同，却与中国相似。
其次，现实原因使得中国借鉴新加坡势有必然：
一是新加坡提供了最不坏的方式。最好是经济民主同步，如西方，但西方的现代化是自然发展的进程，容易同步；中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式，难以同步。最坏是先民主后经济，如苏联，最后导致国家解体；最不坏是先经济后民主，如新加坡，经济上去了，民主也逐步跟进。
二是新加坡提供了较可行的范式。中国共产党强调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三者统一，民主的发展方为可行。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似乎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新加坡有大选和政党竞争，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民当家作主；新加坡法纪严明，更体现了依法治国。新加坡似乎将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三者统一实现了。
三是新加坡提供了很诱人的成就。廉洁、高效、和谐，是新加坡最大亮点，也是中国最迫切目标。
最后，模式原因使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理有固然：
一是新加坡提供了成功模式，如安居工程、城市绿化、反腐倡廉等模式。
二是新加坡提供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模式。中国过去是单位社会，未来走向是公民社会，今天则强调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组织，便于中国借鉴。
三是新加坡提供了结合模式，如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社会为先”与“尊重个人”相结合的共同价值观、“托管式民主”等，都是东西方结合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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