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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汪洋都对深圳有期待，深圳在赶上新加坡方面责无旁贷。
对新加坡颇具研究的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年前年后忙于受邀演讲、上电视节目，向深圳市民和干部讲解新加坡。他着有《新加坡为什么能》、《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等多部书籍，在深圳成为热门。
吕元礼任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主要研究华人政治文化和政党政治，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和李光耀思想。吕元礼表示，新加坡这些年的变化很大，从政治角度来说，李光耀是家长式的，吴作栋是兄长式的，他自己也称是从家长式走向更开放、更民主的过渡，“第三代就是李显龙，我觉得他好像更开放些，因为大选决定了人民行动党必须要符合时代潮流，所以李显龙是朋友式的”。以下是专访主要内容：
为何叫板新加坡？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很高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监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即将离开深圳去珠海时，在蛇口码头本应上船了，突然转过身对深圳领导人说了一句话：“你们要搞快一点。”跟新加坡叫板是汪洋的殷切希望，比新加坡更好是小平的深情嘱咐。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所以我想深圳在赶上新加坡方面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如果讲到解放思想，新加坡有什么优势？
新加坡怎么解放，其中一个方面是比较务实，表现在确定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往往不是比优，而是比劣。比优是好中求最好，比劣是坏中求不坏。但比优一般是革命党的一种心态，革命需要一种很高调的旗帜，而执政之后我认为应立足现实，新加坡这点就比较好。新加坡不太拘泥于主义的东西，很灵活，比如新加坡一方面注重弘扬儒家思想，同时又保留了原有的红灯区，为什么？新加坡人有个说法是与其让人们随地小便不如建个厕所，有红灯区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坏。另一方面新加坡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最近也兴建了赌场，李光耀有一个说法：建赌场是有麻烦，但是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这种思维可以学。
中国前三十年改革强调的只是经济，很单一，这和新加坡发展模式有区别吗？
新加坡的做法是先经济后民主，在人民行动党没有执政的时候，也跟共产党一样去鼓动民众反殖民统治，跟资本家斗争。上台之后，就认为要兑现那些诺言必须有纪律，不能总罢工，李光耀说，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会生金蛋的鹅就是资本家。要引进外来的跨国公司来剥削新加坡人民。但是一旦经济发展了，他又强调分摊利益，一定让人民能够分摊发展所得。
深圳叫板新加坡主要表现在哪里，包括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吗？
相对中国硬实力，深圳和广东的软实力比较弱。所以我认为叫板新加坡第一是全面的叫板，包括经济，更包括软实力方面，第二个重点是解放思想到底落在什么地方？解放思想讲得很好，为什么国人关注不是那么强烈？原因就是解放思想落点在什么地方，是政治还是文化？最近汪洋提出，解放思想过去三十年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下一个三十年主要在科技、文化、管理、教育这几方面解放思想。
你觉得我们在叫板新加坡过程中还要注意什么？
学习的过程中要有取舍，更多的要学习他们的思维方法而不是照搬照抄。
李光耀讲：人生就像马拉松赛跑，如果不奖励那些跑得最快的，就产生不出马拉松冠军，这些是先富的人。那些跑得不快、但是愿意按规则跑下去的人，不给他基本保障的话，他可能会越轨。他们还有一个比喻叫做坐飞机的安排，把飞机上有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比作新加坡的组屋、私人公寓、别墅，不管是经济舱、商务舱还是头等舱都能享受安全抵达目的地的最终目标。其中就包含了既有贫富差异，又有共同富裕在里面，不可能绝对平均，但是也不允许两极分化。
纪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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