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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麽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人做不到或没办法做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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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到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从财富的增加、自由的扩大，到对内对外交流、开放的深化，中国人没有停止寻找适合自己的模式，去构建美好的“桃源”。
从新加坡身上，中国寻到了“桃源”的影子，新加坡人均收入水平名列世界前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望其项背；它有花园城市的美誉，“良田美池桑竹”令人流连；良好社会治安使得街上警力稀少，国民仍能“怡然自乐”；95％的国民拥有自己的“屋舍”，社会稳定，安居乐业；在过去三十年中新加坡未曾发生一起劳资纠纷和罢工事件，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回应李光耀的“挑战”
邓小平对1978年11月第一次新加坡之旅感触颇深，他热忱称赞新加坡，酝酿了学习新加坡的思想，这一思想贯穿了之后改革开放的三十个春秋。邓小平访新归来第二个月，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新加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灵感来源地。19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邓小平说，新加坡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对新加坡颇有研究的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向记者介绍，邓小平要求赶超新加坡，是对时任总理李光耀当年挑战的公开回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当面对李光耀称赞新加坡的巨大变化，李光耀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容易管理。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是啊，假如自己管理的只有上海这麽一块地方多好啊！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感叹不以为然，用“激将”的语气说道：新加坡华人大多是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而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所以没有什麽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办法做得更好的。李光耀是个“基因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者”，他的这番话并非即兴之言，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李光耀说，邓小平接受了自己在1978年的“挑战”。
新加坡与中国同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吕元礼，长期从事新加坡政治研究，他认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掌政权的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保持着活力和廉洁，建成了今天和谐的新加坡。这些因素使得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便於学习，也值得学习。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之一的深圳，三十年来从未停止向新加坡学习的脚步，新加坡也成为深圳继香港之后的第二个“师傅”。1983年深圳特区初创之时，时任市长梁湘率领市领导访问新加坡，探索如何办特区的路径，因而有了现今深圳城市规划和园林风格的模板；1990年，时任深圳市长郑良玉率团再次访问新加坡，汲取新加坡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为快速发展的深圳寻找新动力；1998年，深圳第三次派团考察新加坡，新加坡法治和城市建设模式成为借鉴的中心点，使得后来深圳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2007年12月，在广东新一轮解放思想浪潮中，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问题，广东排头兵位置将难以自保。他提出深圳要跟新加坡叫板，为邓小平“比新加坡更好”的南方谈话精神渲染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激情色彩，也把新加坡再次推到中国改革开放舞台的聚光灯下。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新加坡不但再次发挥了示范作用，而且唤起了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这份见贤思齐的紧迫破土而出。
国企市场化是精华
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主任曾渊沧是新加坡人，二十年前移居香港，对新加坡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国有企业市场化，并且要有盈利”是改革开放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最多、也是最成功之处，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国有企业纷纷上市，这种发展模式与新加坡模式极为类似。他说：“新加坡把国有企业当成以营利为目标的一盘生意来做，而不是当成一种福利，在这方面，目前只有中国和新加坡这两国有共同点。西方国家也有国营企业，但是那些企业都是不赚钱的国有化，国家会考虑这些企业会不会对国家有不好的影响，会不会造成失业，这样就导致国家长期养着那些生产力很低的国有企业。”
曾渊沧介绍，在新加坡，国有企业必须和其他企业一样竞争。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是以赚钱为目标的，就有了今天的淡马锡（淡马锡类似中国国资委），这个机构资产增长是相当惊人的，今天新加坡政府投资的收益和全国税收差不多，所以从理论上新加坡政府即使不收税，政府也有钱用。中国近年国有企业发展不错，成为股票市场抢购的对象，这方面和新加坡有很大共同点。
新加坡为什麽有这麽多国营企业？曾渊沧称，新加坡国营企业占如此大比重，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国家里很少见。新加坡独立初期，很多大型建设被认为投资风险大而没人敢问津。在建立航空公司方面，世界上很多大的航空公司的盈利来自於内陆，内陆航机是垄断的，国际航班是不赚钱的，如同美国的航空公司，没有内陆航班就全部倒闭了，国际航班完全没有竞争力。“新加坡太小，飞机一起飞就离开新加坡，不可能有内陆航班，一开始就是国际航班，所以没人愿意投资，只能政府投资，於是就有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航空公司。”银行也出现类似情况，原本有很多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但是政策性的贷款没人做，因而新加坡政府自己建立银行，变成今天的星展银行。国有企业以营利为目标使得其发展可以摆脱一些政策性束缚，更加良性发展。
追赶软实力是关键
《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记者张哲宁在香港生活了三年，他第一次去深圳，看到的深圳城市面貌与新加坡颇为相似，但是走进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中，却发现摊位一个挨着一个，拥挤不堪，摆放无序。“与新加坡相比，广场内部的设施、布局、管理以及服务水平都差强人意。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的管理系统，而不只是学习建筑外表”他说。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最应学习新加坡什麽？吕元礼教授认为，叫板新加坡首先是全面的叫板，包括经济，更包括软实力方面，相比新加坡的软实力还有很大差距。吕元礼认为，软实力包括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表现为影响力和亲和力，并且能够创造价值，输出价值。“当年深圳软实力还是不错的，输送了很多价值，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等，近些年输出的价值不是很多了，有些流行的话语不一定是深圳创造的。”吕元礼介绍，新加坡作为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移民城市，有较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比如他们一般都认为有一个好政府，都强调我是新加坡人，表示对国家的认同。对外影响力也较大，作为一个岛国，她的模式很多人在学。
新加坡在中国设立的苏州工业园，是新加坡国内裕朗工业园的翻版，这种工业园模式特点是政府专门划出一块地，主动成立招商队伍招商，找人投资工业园。这种工业园模式是新加坡创造的，现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工业园和经济开发区，中东，印度，拉丁美洲也都在学习这种模式。而反观深圳，国外很少学深圳，国内现今也很少有学深圳的。吕元礼表示，在今后的三十年，学习新加坡应着重於科技、文化、管理、教育几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着眼於提高软实力。
人才和法治尤为关键
人才的竞争是现今国与国竞争的关键，曾渊沧认为，新加坡在招揽人才方面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主动挖掘稀缺人才，把他们吸引到国内。曾经帮助克隆“多利羊”的英国克隆专家科尔曼（Colman）就已被新加坡作为人才引进，参与发展国内生物科技。新加坡提供高额薪水，相关帮助、服务以及配套设施，辅助他们更好的发挥才能。
新加坡的法治也较为完善，曾渊沧介绍，新加坡法治很强，新加坡买不到口香糖，因为口香糖可能给环境带来危害；新加坡有极为严格的网络管制，拥有违禁照片会触犯法律；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定额罚款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罚款最严格的国家；尽管被西方国家称为野蛮，新加坡仍保留了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鞭刑、死刑；新加坡的终审法庭设在英国，司法独立於国家之外，甚至可以和政府打官司，良好的法制环境让海外投资者放心。
作为新加坡年轻一代，张哲宁去过中国很多城市，他认为，中国的治安、环保等方面相比新加坡还比较薄弱。“新加坡像是一个迪士尼乐园，乾净的街道、整齐的规划，在这方面，中国的很多城市包括大城市还有一定差距。”“新加坡市民可以放心地出入，甚至在黑夜到偏僻的角落都不会担心，而在中国如果到偏僻的角落会有担忧。”他认为，新加坡的有序很大程度缘於新加坡管理系统的高效，这也是中国进一步追赶新加坡的空间。
香港《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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