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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5日，我所与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合作，在深圳市“青青世界观光农场”成功举办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学术研讨会（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实践与探索）。《南方都市报》3月5日A8版报道了此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学者主要有：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教授 ，谢庆奎：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所长 教授 ，吴 忠：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深圳市人大常委，张联辉：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 办事处主任 南山区人大代表，吴俊忠：深圳大学社科处 处长 教授，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常务副院长 教授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院长 教授 ，朱光磊：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院长 教授 ，谭君久：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教授 ，陈学明：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郎友兴：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教授。
拓宽人大代表与选民的沟通渠道，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精神的具体实践。深圳市南山区人大和南山街道办在创新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2年底，南山街道一些居民在街道办党工委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义务地充当起人大代表联络员，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在辖区人大代表与居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桥梁。2005年４月，在南山区人大的支持下，该工作站正式挂牌。人大代表工作站参与社区治理，对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的意义。此次会议纪要如下：
“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学术研讨会” 纪实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实践与探索）
2005年3月4日至5日，由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联合举办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在美丽的大南山青青世界观光农场举行。到会的专家学者和基层政府官员共50余人，与会官员、学者包括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市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戴玉伟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实践过程、经验和意义。月亮湾片区初设“人大代表联络员”试运行于2002年，2005年4月正式挂牌“人大代表工作站”。该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义务充当人大代表联络员，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在人大代表和辖区居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桥梁，对于完善人大制度、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开幕式上，会议承办方南山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张联辉首先致欢迎词。他说，作为基层干部，“我在基层担任党工委书记17年，区级人大代表16年，对基层建设非常重视，非常高兴能举办此次研讨会，探讨基层组织及基层民主建设。”他还介绍了月亮湾人大工作站成立的背景，即深圳人大代表的分配是以常住人口为基准，南山街道办本地户口仅为20万人，人大代表数量不够，代表性有欠缺，近年来南山街道办辖区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加剧，给代表反映社情民意带来困难，沟通渠道不畅，许多过激现象的产生有一个沟通不足的原因。后来街道办重视与敖建南等业主代表的沟通和协商，使不少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于是开始尝试建立由社区热心公益事务的人士担当人大代表联络员和组建“人大代表工作站”。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评价此次会议“选题好”，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具体地说是“发达的经济，高度的民主，先进的文化，和谐社会”四位一体。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和谐社会研讨班上曾指出和谐社会有六个要素，包括两个方面的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用老百姓的话来概括，就是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公平与善治是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民主和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基层民主有三大支柱：基层党委、基层政府和基层人大。南山街道办创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实践，对于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和谐社会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代表深圳社科界对我国一流政治学专家和学者对深圳的关注和厚爱表示了感谢，认为深圳已经到了“以文化比输赢、论强弱”的关头，2005年深圳提出了“文化产业为第四大产业”的发展目标。目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深圳的高雅文化比较缺乏，需要全国学者来关注、支持。他肯定此次会议主题非常好，没有民主谈不上社会的和谐，许多矛盾影响了现代化进程，怎样解决？只能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来解决，必须建立利益诉求调解机制，在深圳许多老百姓不满足传统的利益诉求渠道，而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提供不同利益群体的有序表达平台。“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怎么构建“和谐深圳”？矛盾焦点在于基层，深圳在2005年的GDP约5000亿，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但深圳的基层问题很突出，如人口问题，深圳户籍人口为170多万，一年以上常住人口为700多万，三个月以上常住人口为1200万，微观社会管理形势很严峻。因此各位专家学者来到深圳，探讨社区治理，意义重大。
深圳大学社科处处长吴俊忠教授对深圳大学基本情况做了介绍，表示十分关注、重视和支持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进行的学术工作。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首先对与会的学者、基层政府官员和群众表示由衷的感谢，认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创立，是深圳经济特区人民在新世纪为推动我国基层民主和社区公共治理的发展所作的新探索，也是基层社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尝试。在深圳这座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不仅在开拓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中创造了许多新记录，而且近年来也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新闻频频而引人关注，从2003年的公民自发“竞选”人大代表到2005年的公民自主“广告”参政，无不表明在素以崇尚“效益”、追逐“金钱”的经济特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迅速觉醒。而“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创举，不仅再次表现了人民群众中蕴涵着极大的创新能量，而且体现了地方党和政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不懈努力。来自我国政治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聚会于此，深入解析，研判“人大代表工作站”这一新事物，本身就是对其价值的一种肯定。黄卫平教授还明确指出：
一，“人大代表工作站”和“人大代表联络员”的创设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新的一种可能的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又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相对向社会开放的制度。“人大代表工作站”和“人大代表联络员”的探索，为业余、义务、兼职的人大代表提供专业化、职业化服务，努力成为人大代表联系、沟通选民的桥梁和纽带，对如何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新途径。
二，“人大代表工作站”和“人大代表联络员”的创举也是执政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基层政府主动将民间自发政治参与的冲动纳入到体制内来释放的有益尝试，是与时俱进地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实践。
三，“人大代表工作站”和“人大代表联络员”的探索实践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制度创新，是选民、业主、社区居民、以及有关单位务实、有序、积极地参与基层社区公共治理、理性协调利益关系的有效平台。
在会议开幕式后播放了反映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运作情况的录象片，深大附中校长姚正武作为南山区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发言，认为“工作站”的建立非常不易，它是基于目前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身份，在多方鼓励下建成的。它的产生、发展有三个方面值得研究：第一，“人大代表工作站”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代表老百姓反映日常需求的机构，有助于妥善处理内部矛盾，因为矛盾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缺乏沟通，“工作站”可以有效协调解决基层社区产生的不少矛盾。第二，现在人大代表的身份是业余的、兼职的，这对于其履行职责带来了不便，于是就在南山街道办、人大多次沟通，成立片区“工作站”。第三、有点遗憾，现在的“人大代表工作站”仅仅限于义务的公益活动，时间、精力和经费的投入如何可持续发展，如何使这一工作正常化、常态化，希望学界与政府部门研讨和支持。
“人大代表工作站”站长敖建南则在发言中表示，自己要当好人大代表的助手、秘书，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作好工作。同时他还介绍了“工作站”的发展思路是“一个目标、两个作用、三个原则、四个有利”，构建一个平台使政府与群众之间渠道畅通，为维护百姓权益作出一定贡献。
一个目标：是构建和谐社区。以前月亮湾片区工业用地多，污染企业多，部门管理不一，人员复杂，秩序混乱，生活环境恶劣，上访现象多。“工作站”为人大代表真正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人大代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平台，成为基层人大制度发展的一个亮点。
两个作用：一是联系选民纽带作用，即要了解选民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畅通与代表的沟通渠道，贴近联系，拉近距离；二是代表履职的助手作用，即要当好人大代表的助手，人大代表都不是专职，不能及时了解百姓想什么，盼什么。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联络员可以打通瓶颈，对百姓需求的问题进行调研，为立案提供依据，集中民智，反映民声。
三个原则包括：一是党的领导原则，这是办好“工作站”的重要保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了解群众的呼声，把基层信息第一时间向街道办党工委汇报，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并通过人大代表，及时反映到政府各部门。二是坚持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工作站”只是一个受代表委托的常设机构，帮助人大代表收集资料，反映民声，工作站坚持两个底线，即不超越代表授权范围、不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承诺。三是坚持引导百姓有序、理性诉求的原则，对过激言行进行引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好解释工作，协助解决问题，以息事宁人。
四个有利于具体包括：一是有利于代表履行职责，以工作站为载体，有利于信息沟通、感情交流，使代表更趋于民主，想群众之所想；二是有利于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百姓有诉求的地方可以填平与政府的信息鸿沟；三是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为各项法律法规在基层得到实现奠定基础，化解各种利益冲突；四是有利于密切百姓与政府的关系；帮助政府在片区居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亲民形象。
学者们向敖建南提出了许多问题，敖建南都一一做了回答。
有学者问：“工作站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交流？”，敖建南答：“建立一个联络机制，将选民、居民、业主委员会、居委会与街道办、市区两级人大代表等联络起来。”
有学者问：“人大代表的支持与授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工作站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信访站’？”敖建南答：“人大代表有法律上的地位，代表是兼职的、业余的，但人大代表面对的问题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一定的成本，而目前基本上人大代表接触群众只有“接待日”这一种方式，所以不要怕工作站会变成信访站。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看到这些义务者的益处，工作站要持续下去需要专家在法理上给予肯定。“人大代表工作站”给以人大代表帮助，而人大代表接受这种帮助就是一种实际上的授权，他们可以做到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有一个好的沟通，避免群众上街、减少越级上访。”
有学者问：“工作站吸纳民意，政府进行解决？工作站解决问题的实际比例多少？如果不能解决怎么办？”敖建南答：“先有问题分类，一般性问题会在基层解决，公共性问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工商，交警和公安，已经进驻社区，在这个小区域的问题能够解决的，但基本都是公共性的问题，2004年解决了50多件，2005年有30多件。比例没有统计。”敖建南还解释道：工作站和群众是同位关系，信访办与群众是上下对位的关系。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定：信访办是一个上级政府机构，“人大代表工作站”是人大代表的志愿服务者和义务工作者。另外，“工作站”与“办公室”，名字不同，定位不同，工作“站”更能体现开放性，公益性，类似公共汽车站，来去自由，进出随意，更贴近群众；“办公室”相对而言，更机关化、更封闭一些，一般有门卫，要登记等。月亮湾片区在成立“人大代表工作站”前后民意诉求的表达有明显差别，以前是分散、偏激、无序，现在是群众的意见经过“工作站”筛选，过激的呼声得到理性校正，意见的高度得到合理提升，诉求表达有一个便捷的通道，有意见可以提，并能及时得到反馈，但不出现闹事，利益表达比较集中、理性、有序。
有学者问：“‘工作站’的机制安排能否长久保持下去,被吸纳到政治体制中去，‘工作站’的边界在那里？与其他基层组织的关系，如居委会的作用和‘工作站’的作用的分别是什么？”
敖建南答：“我的身份有两种，工作站长和居委会的副主任，现在居委会实际不能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独立存在，但业委会是自治的。张联辉书记的的领导方式，不是直接用政府行政方式，而是通过人大代表联络员的方式联系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主要负责人。”
有学者问：“‘工作站’经费问题和法律地位怎么解决？联络员的产生方式是什么？筛选的机制是什么？”
敖建南答：“如果能够正式确立这一制度，财政给人大代表拨款，‘工作站’的经费可以由一个或几个人大代表的经费集中划拨。联络员的责任是收集小区的意见，然后和人大代表共同商讨，决定怎样向政府的反映，如西部通道的问题解决过程。此外，联络员还会受人大代表委托和有关政府机构共同协商，对一些日常问题和突发事件，商议解决问题，而对确实很大的问题则在两会期间摆在台面。”
有学者问：“ 现在‘工作站’经费来源有私有公，如果来自于私，工作站如何运作？片区有两位代表，但你们和整个南山办事处15位代表建立联系，究竟是谁的秘书？”
敖建南答：“目前有限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没有接受任何单位的资助，有些开支就由我们个人自己承担了，联络员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不会计较个人的付出。虽然月亮湾只有两个代表，‘工作站’作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延伸，没有行政编制，工资等的限制，所以管得比较宽是好事，市、区两级人大代表也可以管市、区两级的事情。”
深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邹树彬副教授作为长期跟踪“工作站”现象的学者，在发言中表示，他和工作站接触时间较长，民间机构能够做到今天的局面非常不容易，“人大代表工作站”发挥了社区治理重要的作用。由于现在政府和民间的对话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给“工作站”留下了一个空间，本来这个工作应由居委会或是其他机构来做。经过这几年的运行，证明“工作站”存在有价值，政府不得不看重它。同时，“工作站”体现了民意，能为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也欢迎它。现在“工作站”运行非常流畅，和各方面关系非常好，并且已经积累了工作经验，包括：依托民意谋发展；帮忙疏导不添乱；把握基点不越位；光大亮点鞭快牛；慰问拜年勤沟通。通过对“工作站”的考察，邹教授有两点体会：一是社区治理不是政府独自能担当得了，得给社区组织和民间社会一个发挥的空间；二是对一个民间组织来说，怎么能为各方所认同，“工作站”提供了一些启示和思路。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做了“人大代表工作站分析”的简要书面报告。首先肯定了“工作站”存在意义和创新价值，指出：第一，是基层宪政精神的体现，人大制度是中国式的代议制，“工作站”是人大代表制度的延伸，我们研究宪政要关注中国基层正在发生的宪政精神。第二，是加强人大制度建设的制度创新，“工作站”是个创造，是加强人大制度建设的重要步骤。第三，是推进和谐社会的一个机制创新，有矛盾有问题不会和谐，“工作站”很好地反映了民意，提出了问题并做出督促，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同时，谢教授也对如何建设“人大代表工作站”的长效机制表示了忧虑，提出目前“工作站”的定位是什么，与居委会的关系及在体制内的地位都很不确定，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化建设是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徐勇教授认为：第一，“工作站”是政治整合的新机制。改革开放的结果出现了利益分化的社会，由此可能产生社会冲突，要达到社会和谐，就要实现政治整合。其方式有两类：自上而下的行政整合，自下而上的民主整合。他认为“工作站”属于后者，这种整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整合的机制，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社会事务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加以治理。在我国，人大在宪法上是最重要的机构，但现有的人大制度存在缺陷，主要是民意表达的代表性不强，机制不畅。外在于政治的人群缺乏表达，现有人大代表70%是官员，这两种情况的结果可能导致非理性参与，其表现为街头政治。“工作站”就是一种新的机制，可以把街头政治导入会议政治，非理性参与导入理性参与。第二，现行的居委会制度设计带有传统治理的特性，行政化色彩强，与市场经济发展以来的基层社区现状不适应。目前，国家把居委会和村委会定为基层自治组织，是按地域划分的，是地域性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自治组织，与一般群众团体不同，具有上传下达的功能。由于政府拥有资源，居委会就必然走向行政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职能要向下延伸，垂直式向扁平式转化，大力发育草根性的自治组织，不承担公共管理职能，主要是反映社情民意，如业主委员会。他还特别强调“工作站”的产生来自于生活需求，人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是首先要生活，而现实生活又必须关心政治，需要政治供给，“工作站”是从生活需求而来的。因此我们现在要注重生活政治学，要从生活本身来理解，看“工作站”有无普适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林尚立教授指出，“人大代表工作站”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问题。第一是“工作站”的价值在哪里？解读价值可以从多角度出发，怎么解读涉及到怎么定位“工作站”，也涉及到今后“工作站”的边界。他认为依然要在人大制度的框架内解读它。如果从外部解读，就会变成一个社区治理的机构而失去自我，因此“工作站”要牢牢记住最初的出发点。第二，目前在社区层面，把公共问题聚合交给政府来办有两个机构：居委会和党支部，但这两个组织的根都不在社会。因此就衍生出第三个路径：民意代表，而且这是合法的，业主委员会不是公的代表，而是私的代表。这三个渠道应该并行存在，不能替代。而且从相反意义上来讲，如果要做大做强，就要处理好与居委会的关系。第三，“工作站”有一点像政治茶馆，政治生活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参与到“工作站”之中：百姓、官员、代表。一定要守住政治茶馆的功能，把“客”的意见传给政府。不能贪功，一贪功容易出问题。第四，“工作站”的产生提醒了我们政治生产力没有激发出来，是民间的力量把政治生产力倒逼出来的，如中国改革的就是民间力量倒逼出来的经济生产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里有许多的生产力有待开发。另外，林教授特别强调，应该区分两种政治形式即基层政治和草根政治，基层政治是国家政治的基层，比如居委会。草根政治即要面向日常生活、日常问题、解决日常产生的矛盾，工作站是草根民主，学者不要赋予这种草根政治太多的任务，不能仅仅关注外部性效应，更主要是关注其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本质。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朱光磊教授谈了他的两点感受和一点思考。两点感受是：第一，“工作站”是符合中国政情的一个机制，人大代表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代表多数是单位选出的，有的甚至不是地方的居民，单位的工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利益的交集，人大代表要履行职责客观上需要助手，“工作站”很有现实意义。第二，“工作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起到了居民与代表之间、代表与政府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联系的作用。从改善中国政府过程的角度看，难点在于对意见的综合并进入政府。工作站发挥了这个作用，“工作站”是对联络员一个大的提升，可靠性更好，制度的色彩更浓。一点思考是：中国的地方政治建设要走到前头去，居民的积极性和素质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治发展的程度低于中央，不利于地方与国家的政治发展。南山街道办能在这方面做积极有益的探索，本身很不容易，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有直接关系。如果全国都能这样，地方的政治发展能有很大的改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五个文件，对代表的工作程序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其中有一个文件与“工作站”有关，对代表在休会期间的活动作出了规定。第二，基层民主建设的问题，民主建设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他认为九十年代后的改革形势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一个变化，八十年代主要是自上而下，九十年代后是中央制定相关政策，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实际上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有一个空间，并有体制性的激励机制。“工作站”实际上还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的。第三，民间理性社团协商机制的发展问题，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时期，政府需要得到社会的合作，“工作站”本身的产生是一种社会自主或半自主的组织形式，因此其定位一定要保持原来的本色。通过社区居民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关怀，形成一种成熟理性的和谐社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则表示，“工作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生长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的，有些本来是体制外的东西慢慢被吸纳进体制内来，从政治发展理论看，保留一些旧有机构，长出一些新机构，二者是可以并存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包括三点：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法治国家。逻辑上讲，共产党也要发展民主，“工作站”尽管法律地位不明确，但这不要紧，只要其运作符合中国制度价值，符合中国本身的逻辑，迟早会变成正式制度。
浙江大学法学院郎友兴教授认为，“工作站”的做法是目前人大代表履职和与选民联系的制度创新，但这一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依然是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效解决四个方面的关系，即要考虑：当地领导对这个制度的认知和支持；工作站的功能定位，即只反映问题不解决问题；改革人大代表结构的制约性，即改革目前官员和老板比例过多的情况。
华南师范大学王金红教授认为，“工作站”是人大代表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前代表工作的重点是开会，实际上开会不是最重要，它只是一个政治输出的终端，政治过程才更重要。目前的人大制度在闭会期间对人大代表的关注不够。有了“工作站”，代表可以通过“工作站”的机制，去做许多开会之外的事情，这就改变了哑巴代表的形式。“工作站”是对人大代表职能结构的重要补充，是人大代表专职化的一个准备阶段。此外，“工作站”为社区服务增添了政治服务这一职能。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教授指出，第一，从形式上看，“工作站”实际上类似于其他国家议员的辅助机构，但是有别于外国的为单一议员服务，而是为若干个代表服务。如何使这个作法变成造福更多人的机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第二，应该估计到“工作站”潜在的风险，现在它已经表现出比较强的行政替代特征，这就存在着风险。第三，“工作站”运行的资源问题，一方面是人大代表的授权问题，“工作站”本质上是对现行的非常尴尬的人大代表制度的一种修补，因此也非常有可能得不到人大代表的肯定或支持。二是资金问题，光靠个人支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费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争取通过立法实现固定的经费支持。第四，“工作站”的价值以及在未来政治中的位置有可能起到重组基层政治的作用。
深圳市委党校王连喜教授则表示，“工作站”是一个新型事物，在没有从各个方面确定它的功能、定位、价值之前，应给予保护和支持。这一新生事物的产生来自社会需要，在有效解决基层社会的利益矛盾基础上，“工作站”产生了，居民认可“工作站”，也证明居民对人大制度的认同，至少有某种程度的认同。
复旦大学文学院哲学系陈学明教授认为，“工作站”是一个创举，为以后中国基层政治发展引入一个新的生长点，确立一个新的形式。由于“工作站”的存在，解决了以前的种种难题，更深的意义在于为中国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找到一个平台和载体，“工作站”实际上是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延伸。不过，陈教授也谈到了几点担忧：一是工作站全体成员，都是义务做贡献，精神可嘉，但能不能持久？二是工作站把居委会的责任承担下来，影响了后者存在的意义。三是“工作站”使人民高兴，政府也高兴，但假如人民高兴，政府不支持怎么办？陈教授希望“工作站”通过自己的发展，闯出一条基层民主的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汪波、李国强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工作站“已经达到了民主的第二个层次即民意表达；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判断，人大代表工作站是一种制度创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作站拥有一种成本优势，不需要太多资金，不需要编制，而且收益比较高，二是对居民权益的保障有一种明确预期。三是政治收益也会增加，欲建民主，先开民智，“工作站”表明公民的利益表达向理性化发展。但是，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首先取决于“工作站“的组织成本的限制。对于其今后的发展，汪博士提出了几条建议：首先，在经济资源层面，可以从本区企业获取一种必要的支持作为成本补偿。其次，从社会上看，”工作站“的根基在于民意，扎根更深一点，建立一种民众联合。再次，要综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这样“政治茶馆”才会越来越兴旺。
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则认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在政治发展方面也很有创新。他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该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的视野来思考基层民主建设，和谐指的是有差别的事物而搭配合理，首先意味着是要承认差别。其次不同差别的利益之间应该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共生共存，建立和谐社会要建立民主法治。和谐社会要通过民主的机制来协调利益冲突。二是在现行政体下面，基本的民主平台是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代议机关。人大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选举代表是一种权力的委托。但人大制度需要完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人大与选民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提高人民代表表达民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工作站“的意义，是给提高人民代表表达民意的能力提供了一种制度的构想。
同时，谭教授还提出了两个问题以供探讨：第一，人民代表究竟代表谁？他认为应该是代表选区的选民，而不代表全体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人大代表工作站如何定位？针对目前的两种说法即一是看作人大工作室的延伸，二是充当人民代表的秘书，他赞同后一种定位，认为需要有一种充当人大代表秘书的机构和人员来协助代表，调查选民，提出议案，而不是解决具体问题。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授金品高谈到，西方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在上世纪末一些年轻政治家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理念和思路：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要培育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希望政府与公民社会发展为一种良好的互动。他引用俞可平教授的话，强调中国的政治改革要走一条增量民主的路，应该是走向“善治”，强调中国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一种互动的合作关系，一种动态的稳定。至于月亮湾“人大代表工作站”，金教授认为非常有意义，他从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看，认为一直存在的民间组织处于弱势的地位，民间组织一直都被边缘化，与主流的政治组织关系疏远。“工作站”作为一个公民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从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反映了公民社会对主流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认为，“工作站”的出现，是基层民主形式的丰富，民主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工作站”对于人民群众感受民主、体验民主非常重要。人大代表的工作站也是政治契约实施的一种肯定形式，选举人民代表就是一个政治契约的签订，但如何履行契约更重要。“工作站”在履行契约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合同的履行关键在于双方的合意，在符合法律和宪法前提下，怎么样创新形式都是值得肯定的。“工作站”还是一个解读和谐社会的渠道。“和”与“谐”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权利说话”，人大代表工作站实际上是提供了人人可以说话的渠道。如果基层的人大代表都能与选民达到一个好的沟通，上访应该会很少。
广西大学法学院魏敦友教授从他的个人经验谈到了中国的秩序原理。他认为，中国的秩序构造与西方不一样，我们用西方的知识系统来解答中国的问题是不行的，我们要对目前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性的批评。在中国人大代表不是代表特定利益者，而是代表全体人民。我们的名称叫人民代表大会制，不叫议会制，是有原因的。中国是无差别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国家结构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马克思主义暗合了中国的秩序原理。怎么整合中国的社会结构有许多方式，家天下的结构已经崩溃，现在处于党国结构。我们要逐步过渡到第三阶段，即民国结构阶段。因此，只有从中国秩序原理出发才能理解月亮湾现象的意义。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涛教授提出，敖建南现象的出现首先反映出的是中国人大制度有缺陷，主要的缺陷就是职业化程度不够。他做过统计，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年全部的会议时间是56天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13天半，第二次会议是10天。2006年的会议，也在10天左右。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上是每2个月开会一次，一次在2―9天之间，在5年内共召开了32次会议，总会期是160天，平均会期是5天，平均每年会期是32天。从目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期看，每2个月开会一次，一般是每次5天。如果与世界各国议会会期相比，中国的会期是最短的。绝大多数国家议会会期都在3个月以上，至少有一半的国家的议会会期在半年以上。所以从时间的角度，人大代表是业余性的。
虽然，在宪法地位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隔时间如此之长、会期如此之短、人大代表又如此之多的会议组织是难以很好扮演最高立法者的角色的。因为政策决定的效能是与参与者的数量成反比；与会期乘正比。（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2985名，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2980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175名；九届是155名。）
还有一个现象是，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从人大工作中出身而成为职业政治家的人，或者说很少有通过人大工作建立起自己政治事业的人。他对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75人，作过一个结构分析。从职业背景分析，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主要是前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和主任，以及著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地方人大的主任和副主任一般也是从地方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党委组织部部长过渡而来，他们是在党政领域建立起来的事业基础。
所以，敖建南现象就是人大代表非职业化的一种补充，由于现代社会有对民意代表职业化的需求，敖建南现象就应运而生。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看，张涛教授希望这种不是人大代表主持的人大代表“工作站”，被职业化的人大代表办公室取代。他认为中国需要培育出在立法机关中建立起政治事业的人，培育出真正的职业的立法工作者和立法的专业精神，去取代在立法事务方面经验不多或者根本没有经验的行政官员和科学家、工程师。人大应该成为培养成熟政治家的重要舞台，成为通向更高权力地位的“通道”，而不是党政官员退休前的一个过渡性的“二线”职务，它应该是“一线”。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定淮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利益分化，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工作站”能够吸纳基层诉求和不满，能在体制内慢慢释放。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彰显理性表达，避免过激行为。在西方，议员也是面临着代表全民利益还是选区选民利益问题， 但最终还是落实到代表选区的利益。在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产生方式上，如果人大代表不能代表选民利益，选民诉求就无法表达。他认为，民主政治发展在中国的现行条件下不能太快，需要谨慎推进。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教授作为会议的主、承办方，进一步说明了会议的初衷，即是为了让大家透过月亮湾片区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案例，来分析、研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基层民主方面的意义。”工作站“是地方基层政府派出机构和社区居民在基层公共治理上的一个创新，“工作站”的内在价值和精神，主要是从现实地合法、有效维护居民利益的层面应运而生，而其形式和名称则是从理性吸纳民意，稳定社区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被政府肯定和接纳，其创始者们的初衷是如何有效代表当地居民的核心利益，怎样维持社会稳定，因此从效果上看很有价值。至于其是否有更高层次的制度创新意义，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复制、仿效，会受到很多条件制约，但这并非“工作站”创建者和实践者的责任与义务。但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实践却是难能可贵的。南山街道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发挥人大功能的角度，很有智慧地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精神，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的进程中，化解冲突，协调利益，解决问题，有效实现了居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并建立起人大制度的一种新的“衍生产品”。
南开大学郭道久博士认为，“工作站”在法理上的合理性早就存在，但是从形式上，工作方式上是一种创新，涉及两个问题，一个人大，一个基层民主，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人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象征，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微观主体。人大在当前中国有特殊地位，人大具有双重功能，双重属性，是立法机关，也是民权机关，对人大立法机关一般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人大作为民权机关更重要，这一功能却被忽视，因此它不够完善，还处于边缘化阶段。当前，人大的民权性主要体现为工作方式的问题，而“工作站”在工作方式上是一种创新，它帮助人大实现人大民权上的功能，在法理上不存在问题。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杨龙芳教授指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持续发展的、稳定的、非暴力的社会。这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上，个人的互动形成制度，制度形成特色，这里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个人互动与社会提升问题。制度生存有一个悖论——制度本身无供给能力，不能自己完善，所以完善它的动力来自制度之外的个人，但这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按这一思路才能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工作站”作为一个新生的主体现象在社会当中出现具有其积极意义，它的建立是一种体制吸纳，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必须依赖于社会而生存。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汪永成副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工作站是解决问题还是提出问题。与其说解决问题，不如说提出问题，暴露问题，提出的问题涉及人大代表功能发展或者功能转型，现在人大代表的功能主要在于表决功能，而在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复杂化的条件下，人大代表的民意表达功能更重要。第二，对于民间维权精英，打压还是吸纳。业主维权中存在两种趋势，一个是利益主体政治化，另一种是利益主体组织化。现在社会发展中政府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组织吸纳，另一种是打压，把维权者看作是麻烦制造者。而“工作站”是一种现行体制对民间政治参与者的组织吸纳。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对有效政治体系进行吸纳，但这不是无原则的，作为增量，要与存量相兼容。第三，面对当前的利益矛盾，是成立新的组织，还是对现行的组织进行转化。现存的人大制度有很多不合理性，“工作站”对于人大制度发展有价值，但可能存在成本的问题、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对现有组织进行开发、进行功能转化可能更为有效。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副教授长期关注“工作站”，通过观察，她认为“工作站”对中国人大制度的改革和进一步发展具有启蒙意义和推动意义。但目前更应该关注“工作站”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工作站”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一些条件，主要是官方和民间的合作性、人力资源条件、以及官方和民间对话的机制。从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工作站”要长期运行下去可能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把目前碰到的制度性问题一点一点解决。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肖俊副教授首先肯定了“工作站”的实践意义，但同时认为，工作站能否成为其他地方共同效仿的社区制度安排，会遇到很多问题。虽然民间一些人活动有积极性、有热心，一旦政府层面不认可，这种行为便会消失。
还有其他一些与会学者做了补充发言。其观点主要是：第一，“工作站”存在和运行是对现行体制的拷问。第二，要从政治上全方位把握这一现象，要把“工作站”置于特定的一个政治领域内。第三，“工作站”不要因为受到议论而影响运行，不要因为观点不同而被泼冷水。“工作站”本身现象非常好，值得探讨和借鉴。第四，“工作站”的存在、发生是偶然的，但意义非常深远，讨论它有意义。回顾中国历史，很多事物的发生都是偶然的，但最后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它们之所以能产生就是有特定的社会需要。第五，人大代表是否应该配备助手和财政经费，在现行体制下执行起来很困难，“工作站”应该是社区积极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小区政治平台，应该定位于民间组织，应该吸纳志愿者参与。
最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教授做了大会闭幕发言。他说，“工作站”可能会是在试图推动人大代表工作重心的一个转移，民意的表决固然重要，民意的表达更重要，只有民意表达畅顺，才能民意表决合理。同时，民主只有运作起来才有意义，“人大代表工作站”和“人大代表联络员“的起源、创新，意味着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摸索出来的，设计是建构主义，摸索是进化主义。”人大代表工作站“的实践表明，在中国的基层社区，通过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民主正在从空洞、抽象的政治名词、概念，转化成具体、生动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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