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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３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记者与我所黄卫平教授、张定淮教授和汪永成副教授就深圳行政效率和政府执行力话题的访谈。
相关报道在该报Ａ８版，全文如下：
“提高效率须引入公众监督——专家谈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执行力
主持本报记者张忠亮丁立连段俊
嘉宾黄卫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张定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汪永成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在机制体制
记者：李鸿忠同志在市党代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建立健全行政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提高政府行政执行力和行政效率。在现实中，行政效能低下的问题在不少部门和单位还有存在，比如媒体报道的，某公园建厕所的审批报告，几年还批不下来；一些河流污染治理及私宰生猪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黄卫平：提高政府效率是个长久的、永恒的话题。提高效率的根本目标就是让政府用有限的资源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目前我们的行政效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看起来有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讲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张定淮：行政效率与政府职能定位有关。政府职能越多，效率越低。西方有一个“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政府从由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解决的事务中退出的运动，这个运动解决了政府越位的问题。还有一个政府缺位的问题，就是要加强监督职能，要防止追求私利的私人组织，危害公共利益。这些都对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和行政效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汪永成：这恰恰说明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的不同。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特点是：垄断性，没有竞争；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来衡量，缺乏投入产出比的计算。这些都决定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和行政效率是很困难的。
在公务员中有种惰性，这一方面可能与我们的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形成了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对有些政策，上级推一下，媒体曝光一下，才动一下，甚至推了、曝光了，也不动。
黄卫平：公务员缺乏服务意识是个普遍现象。现在说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个“服务”，其实主要指的是“心态”。政府行使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等职能，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这本身就都是服务的内容。现在政府工作人员最需要的是建立一种为社会、为公众、为群众服务的“心态”和责任。我举个例子，一次我参加国内专家集体活动，到本市某政府部门办必要的手续，拖了两个多星期没办成，耽误了行程，而别的城市的专家很容易就办好了。我问那个办事的科员，他这样回答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在他眼里，人民只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服务对象。他对服务对象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他知道你拿他没办法，他的升降荣辱与你无干。
所以，要保证公务员为公众服务的心态和责任，单纯靠道德教化、思想灌输只是一方面，最根本的是建立有效的制度。应该想方设法在这方面下功夫，让公务员“不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引入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
记者：依上分析来看，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执行力，必须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那么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
黄卫平：改革体制机制，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行政职能的定位和服务流程进行重新梳理，重点是加大审批制度改革。过去长期以来政府审批项目过多，程序很复杂，这就给一些人寻租、设租提供了方便，增加了行政成本。现在就要改变传统审批方式，把一部分政府权力下放给市场，让社会中介机构承担更多的职能，打破政府对社会职能的垄断。另一方面，要改革政府公务员考核制度，改进和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汪永成：提高行政执行力和效率，重点要在公务员中建立竞争机制，制定一定的淘汰率，每年都淘汰一批人。我们每年都要招上千的公务员，为什么不能每年也淘汰几百名呢？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就应在内部引入竞争性淘汰机制来提高效率。末尾淘汰制度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正面效果还是很大。此外，要有配套的监察机制，有专门的机构，利用科学手段对行政部门的效率进行考核，根据服务对象的投诉率来考核等都是很有效的。
总之，要转变思路，明确地把评价的权力交给服务对象，而不是部门的上级。这一点要向企业学习，企业对顾客的反应是很灵敏的，同样，行政部门也应把服务对象真正当做上帝，也可以搞客户服务满意卡，每年统计一次，测算服务效率。
所以，问题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机制体制上的，像前几年引起关注的温州的“效能革命”，成立专门的行政效能监督机构，一下子让400多庸官受到了处理。
张定淮：要推动问题的解决，光靠内部不行，必须引入外部力量，由公众来监督公务员。在行政部门内部，长期形成的行政文化，使得上下级之间要相互监督比较困难。
黄卫平：缺乏社会和公众的评价，确实是当前公务员考核制度的一大弊端。公务人员的升迁、荣辱与他所服务的对象没有关系，这就使他在处理问题时不从方便群众、方便办事者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讨好上级，从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出发。所以，考核公务员，应该改变机关内部考核来考核去的做法，引入社会公众评价机制。
汪永成：引入公众监督，就使各级公务员有了来自上下不同方向的双重压力，现在各地、各城市竞争很激烈，说到底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竞争，高层领导都感到了压力，有了危机感，可是在不少行政部门内部，公务员却还是没有动起来，所以要将这种危机感、这种压力转化为体制性的动力，来激励公务员也行动起来。
上层领导向下压，是层层递减的，所以会有领导说了也不算的怪现象，因此需要引入公众的压力。高层领导和公众的意愿是一致的，把公众的压力也制度化，对重大决策的实施确实是个推动。
推行公众监督可以“小切口，深挖掘”
记者：改革政府工作人员考核办法，引入社会公众评价机制非常重要。那么，结合实际工作有什么可操作性的建议？
汪永成：引入社会公众评价机制，可以“小切口，深挖掘”，要从小问题入手，逐步改革机制体制。比如在对投诉的办理中，不断发现问题，理顺关系，一点一滴地改革机制，这样做是很有可行性的。
黄卫平：社会公众评价机制同样可以用在政府行政效率的量化管理方面，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否有效率，过去很少考核，现在依靠公众，或者公众的代表——人大代表来监督、审查都是可以的。
政府不能自己表扬自己，有些外国政府都是请第三部门来评价政府绩效的。其实，也可以由其他部门来进行各地政府，或者本地政府部门间的绩效排名，虽然也许最初的评比不科学，但持续下去，也一定会发挥作用。
张定淮：这叫做不以官制官，而是以民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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