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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并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执政能力的加强提供借鉴，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于2007年9月22日、23日上午在深圳蛇口邓小平先生题名“海上世界”的明华轮举办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学术研讨会”。
召开会议之前的今年8月，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体，所长黄卫平教授任团长，组织了深圳大学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团，赴新加坡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新加坡内阁总理李显龙先生接见了考察团的黄卫平教授、李永华部长和吕元礼教授。吕元礼教授将由他本人撰写并由李显龙总理作序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赠送给了李总理。考察团参观、考察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总部、议员接见选民活动、民众联络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并访问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带着考察归来的收获和需要研讨的问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召开了这次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两国三地的新加坡政治研究专家。所谓两国，是指中国和新加坡；所谓三地，是指中国大陆、中国澳门和岛国狮城。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他认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同时实现了高效、廉洁，其经验值得而且便于中国借鉴。最近几年，深圳等地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在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要召开的背景之下，深圳市政府派几百名官员前往新加坡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召开此次学术会议，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大学副校长阮双琛教授、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处长王斌伟博士、深圳大学科研处处长李学金教授出席了开幕式。上述领导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一致肯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肯定了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政治的研究，肯定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对于中国特别是深圳的借鉴作用。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李路曲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孙景峰教授、贵州大学法学院卢正涛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深圳大学社科部曹天禄教授和范晓军教授、深圳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汪永成博士、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和副所长张定淮教授、吕元礼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涛教授、唐娟博士、谭功荣博士、陈家喜博士。上述学者或者是长期研究新加坡政治并著述颇丰，或者是对新加坡有深入了解并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卓有成就。
会议围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展开研讨。其具体形式包括专题发言、专家点评和自由讨论。这里，我们按发言的先后次序对专题发言内容介绍如下：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教授以“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织发展趋势”为题发言如下：全球化、信息化给人民行动党提出了挑战，如“两党”政治对一党独大的挑战、民主浪潮对威权体制的挑战、西方文明对东方特色的挑战和前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挑战（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后喻文化，即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工业社会的文化是同喻文化，即同辈向同辈传递文化；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喻文化，即后辈向前辈传递文化。李光耀曾深有感触地说，尊重学问是好的，但“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为了迎接挑战，人民行动党强调与时并进，不断更新。
1．其组织发展趋势如下：（1）组织形象：从庄严郑重到青春时髦。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十来岁至20多岁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献的方法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与此同时，李显龙总理也从其他年轻人的口里听到相同的批评。李显龙总理说，这不单是针对行动党的群众大会，也针对党如何向群众传达信息，以及号召支持者参与我们的活动。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总理指示一个由新议员组成的小组出点子，以改善党组织与年轻一代联系，并提出新鲜的计划，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于是，1965年独立后出生的年轻人民行动党议员成立“P65小组”，在网上的博客中写日记，与民众交流。（2）组织活动：从严肃刻板到轻松活泼。人民行动党在新达城设千人宴庆祝建党50周年，干部和党员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党服，改穿庄重又不失轻松的便装出席，让人感到还真不像是去参加这个执政党的聚会。人们评论说，这个严肃了50年的政党，现在放轻松了。就连晚宴上的八道菜，都拿来玩文字游戏，力求贴近民众。例如菜单上的爆虾球，取名为“环球竞争，历经考验”；红烧鸡翅称为“政治清廉，有福共享”；等等。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些年来也打破多年来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政党的庆典。李显龙总理和一些年轻部长、议员、年轻党员在舞池内“难得摇滚”的场面的确令人耳目一新。（3）组织沟通：从单向下行到双向互动。就组织内部沟通而言，如设立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其目的是让党员有更多机会就国家政策发表意见。它被视为行动党普通党员的国会，是他们对政策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意见和献计献策的重要平台。（4）组织任用：从上级委任到竞争选举。如人民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以前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了配合党的自我更新，减少由上而下，增加由下而上的工作程序，2004年7月3日，人民行动党第一次通过投票选举两名总部执委，即5个选区的60名选定党员凝合在一起，推选出两名总部执委。（5）组织更新，从默默认同到预设程序。吴作栋作为第二任总理人选的确定，固然不乏君子之风，但缺乏预设透明的程序规则。因此，新加坡人称之为“默默认同”的推选方式。李显龙作为第三任总理人选的确定，则预先设定了程序规则。作为行动党秘书长的吴作栋总理和黄根成、马宝山这两位中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讨论如何推选下一任总理，并强调要拟订一套将来可以作为指南的推选程序。于是，他们相互交换意见，最后决定采用“条理有序”的三个步骤：第一、部长提名；第二、议员表态及复议；第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上述程序的实施在其党报《行动报》和公开发行的报纸如《联合早报》加以公布，变得更公开、透明，从而也让内阁议员在这方面的决策上，有更大的参与感。
2．其组织发展体现了如下原则：一是天道原则，即坚守价值永恒的天理，如“为人民而行动”的组织宗旨、任人唯贤的组织原则和诚实正直的组织文化等永恒不变。其目的是要“立党基”。二是人道原则，即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如该党强调顺应民主要求进行组织体制的改革，顺应青年心理打造时髦组织形象等。其目的是要“得民心”。三是地道原则，即立足现实时空的实地，在进行组织更新的时候注重脚踏实地、与时并进。其目的是要“造远景”。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孙景峰教授以“从部长加薪辩论透视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向”为题发言如下：2007年4月，新加坡国会围绕着部长加薪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是李显龙出任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掌门人以后的第一次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充分发表了对加薪决策的立场,再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高薪对于新加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如下动向：
1．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更加注重政治人才的选拔、培养及更新；李显龙表示，“我们要怎么做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能干的决策者和好的政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引进高素质的人才。理想的政治领袖必须德才双修，才干非常重要，为社会奉献的精神更重要，他们必须尽心尽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有了这样的领导人，政府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会为新加坡创造非凡的成就。”
2．“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由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廉洁指数位居世界前列。在新加坡的国家建设进程中，与政治人才的流失与缺乏相比，公务员的队伍廉洁问题显得退居其次。从这次部长加薪辩论可以看出，“高薪”的功能开始由从“养廉”到“抢贤”转变。
3．政府的决策逐渐透明化与公开化；随着新加坡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民主浪潮的冲击，新加坡民众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常常利用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政府也更加注重政策制定的民主形式。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也常常采取辩论的方式，体现决策的透明化与公开化，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阻力。这场部长加薪辩论更使得这一趋势明朗化。
4．公务人员的廉洁及责任被更加强调。高级公务员担负着重要职责，直接影响民事服务的管理和水平。高级公务员的职位也不是永久性的。张志贤解释说，所有的公务员都必须在严格的评估制度下受到评估。除了顶头上司的评估之外，其他部门的主管也会评估公务员的表现，并且比较了同样级别的公务员表现之后，进行排名和评估。“作为上司，我们让下属知道他们的优点根本不难，但是要让下属知道他们的弱点就成问题了。当某个公务员认为他的表现理想，但没有得到表现花红时，必会感到非常惊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教授以“考察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的三个定位”为题发言如下：
1．定位历史。执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决定的，例如，人民行动党的执政上台很大程度是受英文教育与受华文教育者联合行动的结果，而受华文教育者往往是“亲共人士”，因此，人民行动党的组织方式继承了共产党的一套做法。
2．定位地区。把新加坡的政治放在东南亚来考察，人民行动党是组织最严密、最有动员力的政党。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在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适应了国际趋势。
3．定位社会。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东方社会，其对中国具有更为便捷的借鉴作用。根据新加坡做法，中国共产党应该汲取如下经验：首先，对社会进行严密的控制，尤其是新闻传媒；其次，给老百姓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再次，培育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总之，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在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贵州大学法学院卢正涛教授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两点启示”为题发言如下：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长达四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然而，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岛国，只有一级政府；它处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两大马来人国家之间，国内的种族关系又总是与邻国的关系牵连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新加坡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较大，一有风吹草动，新加坡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环境积累起的执政经验对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有多大的借鉴作用呢？这很令人怀疑。我们以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但它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两点有益的启示：
1．把维护政府的道德基础作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历程表明，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政府及其官员的清正廉洁而有作为，人民就会勤奋、努力工作，如果政府及其官员贪污腐化，每一个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空子，结果，再好的、规定再严密的制度都会漏洞百出，都不会为人们所尊崇。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体现着制度的实际价值，它引导人们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认同了制度的价值，自觉地控制自己那种不符合制度价值的欲望、求得内心的平衡时，这样的制度才是运转良好的。
2．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后，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重大修改，它利用执政的机会逮捕反对党议员或迫使其辞职，截断反对党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使反对党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而得不到发展，推行集选区制度等，使新加坡国会的民主表达功能无法发挥出来。通过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新加坡造就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须指出的是，对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是符合新加坡的国情的。人民行动党刚执政的时候，新加坡在经济上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重要的任务。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经济的发展是执政当局必然的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对宪法规定的议会内阁制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改，使权力集中。倘若维持原有的运行机制，那么，各种基于传统利益格局的势力就会以“民主”等为借口，为了争权夺利而不停地争斗，结果，发展这样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任务却无人顾及。按照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意味着，执政党为了适应政府制度（广义上的政府）发展的需要依靠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策。从法理上来说，只有政府才能对社会及公民进行管理，其他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在内都不能直接对社会及公民行使管理之权。人民行动党从执政初期开始就弱化政府之外的党组织的决策功能，有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是由进入政府的党的领导干部以国家的名义且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实现党的决策与国家决策的统一。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决策是由进入政府的党的领导来作出还是由政府的党的领导与政府外党组织的领导联合作出，而是在于决策的执行主要是依靠政府还是党的组织。人民行动党有关新加坡国家和社会的决策是完全借助于政府来执行的，这就使该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完善政府制度上来：人民行动党下大力推进政府制度的建设。通过政府制度的完善带动执政党的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
澳门理工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就“新加坡研究的方法问题”发言如下：第一，要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运作是宪政体制内还是宪政体制外，明确与其他类似的政治体制有何相同及差异，从而确定可比性或者不可比性、可借鉴与不可借鉴的。第二，之所以对新加坡政党执政方式进行研究，是因为人民行动党有成功之处。这些成功正如吕元礼教授在书中所提到的——一党长期执政保持活力和廉洁。这里，作者提出了活力和廉洁两个价值标准，那么，是否还可以从其它价值或衡量标准来进行研究和把握，如公民权利的保障、社会的公平也是衡量政治的尺度标准。从这些价值尺度出发，新加坡是否仍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也就是说，考虑一两种价值尺度的同时，考虑其他的价值尺度。第三，新加坡的管制有效，但是否属于威权体制。因此，必须反思，这种模式是一种过渡模式还是理想模式。是不是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可供借鉴的，而从长远来看，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就很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杨沐博士以“新加坡的动态管治”为题发言如下：管制（governance）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理论和管理实践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大到国家，城市，空间；小到企业，社区；具体到资源，交通，环境；无不在谈管治。和传统的管理（administration）相比，管治的概念，强调的是在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中的，管治过程中所应具有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参与性（participation），透明度（transparency），形成共识（consensus），有效率（efficiency），和具有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的执政理念，管治能力，特别是动态的管治能力（dynamic governance）。即它不仅具有上述管治过程所应有的所有主要要素，并且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动态的联系。
1．动态管治使新加坡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如当前的现代休闲，娱乐，会展中心；生物科技，生物制药研发中心；以个人理财为主的东南亚金融中心；为中国，印度，海湾国家等新兴经济的起飞提供帮助的服务中心；等。这些新的增长点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原有的电子，石油，化工等领先行业，带领新加坡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周期。回过头来看，在每个增长点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政府所作的长期的工作准备。在领袖们看到各种可能性后，社会的发展共识，是通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的反复中，逐步形成的。比如说，对投资建设现代休闲中心，十多年前大部分新加坡人是反对的。十多年时间的代价所换取的，是从不同意见的抵触，转变为比较协调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动态管治是新加坡能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新的增长动力的根本原因。
2．动态管治的最新案例：对公积金制度的修正。新加坡现有的公积金制度开始建立于1955年。这一制度的要点是：雇主缴纳雇员月工资的20%，雇员交纳自己工资的5-20%（按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正），存于雇员的CPF个人账户，用于退休，购房，和医疗保险。退休金的多少由个人自己负责。雇员到55岁退休年龄后，可逐月提取退休金，取完为止。存于CPF的公积金由政府管理，利率随市场波动，政府保证不低于2.5%。
50年后，新加坡的经济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是个人的健康素质在改善，预期寿命在延长，按原有的个人负责体制，从个人的CPF户头取完退休金后，怎么办？二是老年人越来越多，新加坡65岁以上的老人，在1980年时是11.2万人，2005年时是29.1万人，2020年预计57.5万人；同时，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续下降，2006年为1.26（平均一对夫妇生育1.26个小孩），全年新生婴儿3万人。2007年全年新加坡新增就业岗位预计20万人，社会失业率不足3%，以400万劳动力估算，不足12万。一方面就业岗位招不到人，另一方面，身体健康，适合工作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但按原来的规定不能就业。三是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在增大。收入最低，和最高的2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1990-1997为7.2%和8.8%，即基本同步；但在1997-2005为0.3%和4.0%，收入低的家庭在过去八年中，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这些低收入者的CPF户头，在他们退休时，能否有足够的储蓄来保证他们的老年生活？面对这种新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政府提出建议修改现有的CPF制度：一是目前先延长退休年龄到62岁，到2012年再延长到65岁，最后到67岁；二是把可以开始提取公积金的年龄提高到62岁，同时给自愿延迟提取公积金者奖金；三是公积金中的第一个6万新币的年利率提高1%；四是另外建立长寿保险计划，凡是满55岁的公积金成员，每月都需要存入一笔钱进入长寿保险计划，这一保险能保证他在85岁以后，每个月能从这一保险中领取300新币。
3．新加坡的动态管治的主要支持要素。新加坡进行动态管治的客观条件是它是一个城市国家，468万人口集中在650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是相同的，获得的信息是相同的，和一个居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13亿人口的国家相比，比较容易达到共识（在城市层面上实现动态管治，可能会比在地区差异性大的国家层面上实行动态管治要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不应轻易忽视新加坡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所建立起的动态管治的支持要素：（1）领袖们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不是来自于拍脑袋的，吓人的理论体系。而是来自于寻找在现有系统中能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错中找正确的方向。逐步走出一条管治的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2）文化背景。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各族群之间的协商和和谐。不以多数压少数，不以大族群压小族群，形成了新加坡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重视参与性，重视共识的传统。（3）公共部门。新加坡政府的效率，效能，廉洁，是世界各国有目共睹的。但在各部门的日常工作能力的后面，还有着各部门领导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和高层领导能事前思考，反复思考，和换位思考的革新能力。依靠这三种能力的结合，新加坡公共部门，不仅有责任性去有效地满足当前社会的需要，而且有责任性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去发展新的设计，新的政策，新的平台，及时推出社会所需要的新的服务。（4）人力资源。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理念是，有一流的人才，才有一流的政党，一流的政府。动态管治是由各个岗位上的合适人才，共同编织起来的。第五，建立和维持各要素间的动态联系。各要素间的动态联系是通过一项又一项新的政策的提出，讨论，争议，形成共识，成为决策，执行，反馈，修改……这样的循环中逐步形成的。但一旦一项新的政策的正面效果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肯定，也就实现了一次良性循环，增强了民众对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信心，提高了下一次的选举或政策建议的支持率。也正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人民行动党和政府的主要决策大部分都是比较成功的，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在新加坡的民众中享有较高的信任度和支持率，新加坡也建成为一个比较容易进行动态管治的成熟的，理性的社会。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李路曲教授以“中、新政治比较”为题发言如下：新加坡是以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行政运作的水平和效率居于世界前列而闻名于世，但是过去很少人赞誉它的政治体制和执政方式。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它的执政方式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一般都对其有较高的评价，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学术成果。但是这些偏于实证性的成果没有更多地从学理和宏观上阐明其政治发展的模式、原因及相关环境因素，因而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思考的空间，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进行探讨。同时，作为后发展国家、东亚国家、儒教国家和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和中国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和面临着相似的发展环境。例如，新加坡和中国都是一党长期执政，实行权威主义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与中国的发展有哪些不同，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呢？这里，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中获得启示：
1．政权更替的性质：新加坡以民族主义政权代替殖民政权，和平移交政权，新政权基本上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中国的政权是通过革命来获取的，扫除了一切旧的统治方式，代之以新的统治方式。
2．革命之后的任务：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人的现代化的执政素质并未建立起来，中国建国初期的一系列运动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实际，在取得政权后，应淡化政治，发展经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之后重点发展经济，从而取得了成功。即使在干部遴选方式上，新加坡也重视是在竞争的市场中选拔贤能。相反，中国大陆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这样。
3．高薪养廉的做法：儒家文化是一种等级文化，在建构国家时，新加坡采取高薪养贤的精英主义，这反映了一种等级差别；中国长期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转换得比较慢。同时，强调高薪是一个系统工程，配套措施要强。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庄礼伟教授以“如何观察和理解‘新加坡方式’？”为题发言如下：对于社会发展方面的“新加坡方式”（或“李光耀方式”），各方面已有诸多褒贬不一的评论，包括本人，也有一些褒贬不一、自相矛盾的评论。好在我以为褒贬不一、自相矛盾是这个复杂的人类世界的常态。对于新加坡方式比较恰当的观察方法，是回溯历史，站在当年的当事者的位置上，去设想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下，在具体的国内、周边局势之下，当时的李光耀和新加坡应当如何跋涉、避险、攀登，如何建构有效的制度组合、政策组合。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与现实环境来评价某种政策主张，可能会有失偏颇。而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道路，如果将它置于一个历史长时段来观察，则可能会给人带来别样的感悟。本发言第二部分提出的两个“新加坡猜想”，就是基于上述“重建历史现场”观察法和“长时段”观察法。
1．“新加坡方式”的属性。毋庸置疑，“新加坡方式”使新加坡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某些观察者认为这是“东方的智慧”或“亚洲价值观”的成功，但我以为，“新加坡方式”固然有一些有别于西方的东方内涵，但从整体来看，它还是以西方源流为主，以东方源流为次。作为“新加坡方式”的创立者，李光耀的政治经济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并于1946至1950年在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就读），他的阅读书目也是以西方著作为主。李光耀从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1）法治精神；（2）社会主义理想；（3）自由市场制度；（4）对“革命”的怀疑和抵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例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也是源自英国，但是李光耀把公积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却是英国人望尘莫及的。相反，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早期政敌，恰恰是一批接受东方的华文教育的人。
2．“新加坡猜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也一直被外界舆论所诟病，但是，有两种猜想是值得一试的：（1）如果过去几十年新加坡不是由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执政，而是由别的“主义”来主导，今天的新加坡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强敌环伺、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新加坡会不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疲弱的国家，甚至，在周边马来人世界的汪洋大海中，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到今天是否还存在？（2）如果把1965-2025年这6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考察，如果18年后，到了2025年，新加坡成为了类似北欧的那种较高层级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当今社会变迁的加速度趋势来看，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迄今为止42年的“李光耀方式”是不是一种代价最小、风险最少的铺垫和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阶段（更何况在吴作栋、李显龙时期，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在“李光耀方式”这个大框架下有了一些改变）？新加坡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没有一步到位建立起一种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但从60年的长时段来看，也算是一种角度不大，但基本向上倾斜的一条上升式道路，甚至，对于一个亚洲国家来说，这个60年社会转型过程也算是“比较快”的一个案例。
3．新加坡经验与中国。首先，新加坡经验与亚洲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独裁开发”体制是有区别的，学习新加坡经验不等于要搞集权主义那一套。客观地说，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已经处在多元政治体制建设的初级阶段，已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政治形式，有形式上的多党竞争体制，有一人一票的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有公开的议会辩论，新加坡的领导层人物都要定期接受选民的投票评判，另外新加坡的法治也是真抓实干的。在政治制度光谱上，中国与新加坡相比仍有一些距离，新加坡有些政治发展成果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其次，新加坡经验在具体内容上仍属于一种特殊的治国经验。从新加坡的政治人才发掘和培养来看，精确得仿佛整个国家都是受一台电脑控制。中国是一个超大复杂社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新两国的历史遗产、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执政党的历史包袱都不一样，社会矛盾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中国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转型道路和具体策略
深圳大学法学院邹平学教授以“如何对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经验”为题发言如下：我们今天研讨的主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这次研讨是基于一个政治学上值得研究的事实，即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为什么能长期执政？也就是长期坐庄？而且执政的绩效还如此之好？应该说，新加坡研究是一个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国际政治学、文化学等几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这里，我重点谈两点：
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有些什么经验和启发？（1）执政党的执政一定要纳入现代政治的框架之中，或者说一定要纳入现代宪政体制下。新加坡有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有现代法治，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机制和素质精良的执法队伍从制度和人才方面保证了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从机制方面看，新加坡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绝对受宪法和法律的保障，行政机关和政党组织干预司法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司法机关在执法中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此外，它还有成熟的社区基层民意的吸纳和反馈机制，重视选民的意见；重视管理精英和人才的培养，重视领导和政府团队的廉政建设及形象道德建设；新加坡的执政党和政府在形式是分离的，政府总是在前台，党只是在背后发生影响。这些你不管它的程度如何，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是否存在距离和多大的距离，你总得承认这都是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观的。（2）执政党要善于运用现代政治形式和手段来建立和表达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比如说善于利用选举政治、议会政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有意义。蔡定剑教授对此有精深的研究结论。（3）制度的建构及政策的推行要符合人性。由于人性本身的缺陷，对于人所组成的社会来说，光讲自由平等是不行的，往往只会导致争执和战争。讲平等和自由还必须讲规则、讲平衡和合作。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约》里面叫做“爱人如己”，就是这个意思。人人都奉行这样的规则，其实社会会变得很美好，可惜这个规则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到。新加坡的做法就很符合人性，新加坡人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必有怯者。”新加坡信奉“精英治国论”，他们实行用最优厚的待遇聘用并留住最有才干的人才担任最重要的管理职位的策略。新加坡公务员的遴选采用完全、彻底的公开招聘，力求选贤任能。新加坡信奉精英主义，崇尚优才优用。一旦被任用为公务员，即享有优厚的待遇。李光耀认为，有第一流的待遇，才能吸引第一流的人才；有第一流的人才，才有第一流的政府；有第一流的政府，才有第一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新加坡在社会管理和廉政法治上，他们采取严刑峻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都是考虑了人性的特点。（4）执政党执政要讲科学。我看吕教授提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退位时的描述很有意思，他是在自己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激流勇退的，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像邻国那样出现领导人更迭带来的政治动荡。其实，这是符合管理科学的，因为政治经验表明，一个领袖越英明，他在位的时间越久，他和继任者之间的反差将越大，一旦政权交接，带来的政治不安感、不稳定感和反差感也将越强烈，所以聪明的领导人会在自己还精明强干时选择退位，如华盛顿，如果等到老眼昏花时再退位，政治危机就隐然显现。因为觊觎者甚多，不服继任者的可能也会加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形，退位者也无法运用余威和资源来辅佐继任者。新加坡这方面讲求科学的做法很多，比如，我2000年12月份去新加坡考察时向新加坡专家提出两个有趣的问题：公务员考核中下级评议上级是否妥当？同事之间互相评议、投票选出优秀者是否科学？授课专家认为：下级评议上级是人事管理的大忌，因为公务员不是民选的政治家，民意不应当成为他去留的依据，而政治家要对人民（选民）负责，其负责形式是上对下负责，而公务员则不同，根据层级管理原则，公务员是上一级分配下一级工作，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所以只能实行直接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考核下级，若实行下级评议上级，则很可能造成不讲原则、四平八稳的“老好先生”得分高，擢升快，而真正有才学、有魄力的人上不去。至于同事之间的互相评议打分也不妥，因为同事之间无法互相分配工作，由于竞争的缘故，有时也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人的工作实绩和工作能力，而只有他的上司才有权分配工作，并了解其完成工作的情况。所以新加坡不采取同级之间的评议考核方式。（5）执政党和政府在治国时一定要德法并举，一定要注重维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平衡关系，注重国家共同价值观的建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这体现的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刚柔相济的管治智慧。
2．新加坡的经验哪些可以学？哪些学不到？我感觉，新加坡政治基本上算是威权体制，但又开始具备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一定限度下的竞争性选举；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传媒控制也开始有所松动；多党政治诉求在增长等；崇尚法治的意义；肯定在合法性之选举制下的权力竞争。但总的来看，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的自由民主发展趋势还是很弱小的，这是与其政治发展的特点有关。还必须看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包括一些结构性的要素，这些可能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1）执政者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居安思危和改革开放的意识，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2）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经济关系，重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自由，注重培育市场和扶持企业，重视对民间资本进行合理的扶持和利用；（3）宪法文本和制度层面肯定人民主权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4）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优先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价值取向；（5）尊重和保留过去的传统，并将其作为现代化起飞的现实起点，在维持传统文化因子和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6）崇尚法治，重视对经济自由基本制度的建设和维护，政府不仅不会饮鸩止渴地带头破坏维系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相反还会积极主动地帮助民间社会制定这些规则，并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也在适时进行自我调适，如奉行精英治国、推行文官制度、适时扩大代议机关的民意参与基础等。
此外，许多与会学者还在自由讨论中即兴发言：
2．定位地区。把新加坡的政治放在东南亚来考察，人民行动党是组织最严密、最有动员力的政党。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在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适应了国际趋势。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指出：新加坡虽然是威权政体，但是是个有竞选制度的国家，而且人民行动党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新加坡选民也有一个特点：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投反对党的票，以便让国会里有反对党的声音，以制约执政党；但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又偏向于投票给行动党，原因是治国还是信赖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有能力取消反对党，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又保护和扶持反对党。这是为了让有不同的声音来反映不同的利益需求。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涛教授指出：到底如何定义新加坡政治体制，是威权还是其他？值得思考。如果从民主的变量来看，新加坡有普选、有反对党、候选议员要争取选民投票、有议会辩论，这样看，新加坡政治体制是民主体制；如果从威权的相关变量看，媒体受控制、通过打压反对党来限制竞争、人民行动党为精英党、一党长期执政来看，体制所提供的竞争性不强，这样看，是威权体制。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经验是否足以解释新加坡？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博士发言指出：自己主要关注社区当中民意诉求的表达机制，人民行动党在社区建有“联络所”，国会议员每周要接待选民。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其民意诉求的表达渠道有何关系，这值得研究。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陈家喜博士认为：对于中国和新加坡，可以运用比较政治分析方法进行比较。中国和新加坡既有不同之处，如新加坡是一党独大，但有反对党和选举，这个中国没有。也有相同之处，如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全方位的政党，都声言要代表整个社会和各个阶层的利益
深圳大学社科部范晓军教授发言指出：吕教授的书标题很醒目《新加坡为什么能？》。首先，我想提出：新加坡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不能？中国的政治解禁时，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政党来主导。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东亚道路值得借鉴。该书上篇所说的一党长期执政、多党竞争下的一党独大制与我国的距离有多远？新加坡的宪政民主及某些多党制因素值不值得我们借鉴。法家治理、儒家教化、严刑峻法，礼失而求诸野。新加坡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一党长期执政，而在于多党制。这在中国是无法学习的。既治不了头也医不了脚。其次，从中国看新加坡，任何一种新的政治改革都需要驱动力。中国因为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经济至上论等观点。苏东巨变，中国领导人也认为，经济是唯一的因素。现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只是因为社会矛盾过于尖锐，防止出现社会危机，希望经济持续增长。产权改革、经济改革在中国大行其道。在中国，90年代以前，是没有权威的政治改革；90年代以后，是没有政治的自由主义。中国人为了生存，经济上怎么搞都是可以的。再次，威权政治是不是实现中国政治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如只是加强权力的模式，这种改革可能比不改革更糟糕。“大政决于朝廷，小政决于众庶”，越来越大的主导权力形成可控性，政治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中国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清末立宪采取西方的预备立宪与皇族内阁相结合一起而导致点燃导火线。最后，现代化导向是不是促进现代政治发展的方向？大同思想提倡”贤人政治”与禅让制，但民主却是避免最坏的制度。这些就是我对新加坡的执政方式的一点理解,属于新保守主义。我们更因关注的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新加坡的独到之处。
深圳大学社科部曹天禄教授结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谈中国共产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共通之处，如人民行动党贤人执政、执政为民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有相通之处，人民行动党议员接见选民所表现的联系群众、代表民众的做法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和“三个代表”有相通之处。
召开会议的“此时”、举办会议的“此地”和参加会议的“此人”，细加琢磨，意味深长：“此时”，恰值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前夕，也适逢深圳大规模开展学习新加坡活动之际。“此地”，深圳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开会的地点正是邓小平先生题写“海上世界”的明华轮；轮船附近的南海大道旁边，大字书写着分别响彻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两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人”，包括了来自“两国三地”研究新加坡政治的多位知名学者，囊括了新加坡政治研究的各种不同声音。而由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举办这个以研究新加坡政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据说是中国召开的第一个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乍看似乎有些唐突，细想却又十分合理：研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方式的目的，就在于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当代中国政治需要长期研讨的的重大课题。
次会议的发言内容可以归纳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三方面。（1）所谓是什么，是指如新加坡模式到底是理想模式还是过渡模式，新加坡政治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我认为，它既有属于理想模式的内容，如和谐社会模式；也有属于过渡模式的内容，如威权政治。它既有东方式民主的成分，又有威权式政治的成分。它与一党专制有形式的相似，却有本质的不同；与两党政治有形式的不同，却有实质的相通。（2）所谓为什么，是指如为什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能够始终保持活力、廉洁？从根本上说，还是新加坡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这样，议员不合格，就会落选；政党不合格，就会垮台。（3）所谓怎么办，是指中国应该如何借鉴新加坡。这里，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学习新加坡务实理性的态度：一是实用理性，即以“行得通”为行动标准。这类似于邓小平的“猫论”；二是渐进理性，即强调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这类似于邓小平的“摸论”；三是实践理性，如不管姓“社”姓“资”“让下一代去决定”。这类似于邓小平的“不争论”。从上述意义上说，邓小平与李光耀可谓心心相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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