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五一口号”，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筹建新中国。由于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无法召开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就代行了全国人大职能，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作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四个重要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可以说，首届全国政协履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程序。首届全国政协是在全国人大空缺的特殊状况下，具有事实上的临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功能，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能，这是特定时代赋予人民政协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党对人民政协的地位、性质与功能的理论发展

（一）毛泽东: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国家政治协商、国策咨询机构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依据宪法，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至此，全国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功能。当时在国内关于“政协是否还应该存在？其性质定位如何变化？”有了不同的声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而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政协还有必要存在，其功能区别于全国人大，不是政权机关，也不是行政机构，而是执政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功能除了政治协商、政策咨询之外，基于建国后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着重强调了政协在探讨国际问题、推动新中国更好地参与外交事务，以及组织政协委员学习马列主义，实现思想改造等功能，以此配合当时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特定的政治吸纳，巩固新生政权建设。

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政协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指出:“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并且，具体指出政协主要有五项任务：其一，协商国际问题。因为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的“文章”，要由政协来做；其二，商量相关人事问题。协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其三，提意见。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内容复杂，工作纷繁，处理新旧矛盾有各种需要协商的事宜；其四，协调政治关系。协调处理各民族、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其五，学习马列主义。“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用马列主义理论改造那些从旧中国过来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针对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毛泽东特别强调政协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认为：“需要多协商的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像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可以协商座谈，还有手工业、渔业等问题也可以谈。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政协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协商和政策咨询机构，它承担着党的爱国统一战线重任，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尽可能把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来自旧中国或敌对阵营的党派、团体及各类精英，团结、吸纳到新的国家体制内，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咨询协调的功能。

（二）邓小平：政协是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

然而，在建国后相当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之中，人民政协的制度遭受严重破坏，长期处于瘫痪的状态，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迫害，政协的发展陷入了停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同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扭转了很长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错误路线。人民政协的工作也围绕“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展开。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明确建国以来，“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联盟的基础更加巩固和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兄弟民族也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数资本家也已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他们与“心系祖国”，支持“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内外侨胞共同构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很显然，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刚刚经历“文革”悲剧，百废待兴的中国，以“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联盟为主力，以广大急于脱贫致富的普通群众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包括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对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拥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有着广泛共识。政协的爱国统一战线功能也主要转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的上述讲话成为指导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对人民政协的功能、定位可以概括为：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服务。

（三）江泽民、胡锦涛：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加入WTO以来，我国成功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各利益群体争相在体制内外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要求空前高涨。中国改革决策层深刻认识到为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必要平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重要性。人民政协也因此而获得新的历史定位。

1995年全国政协作出《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对人民政协履行民主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作了全新阐述。明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1995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高度肯定了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庆祝全国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它人才集聚，联系广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实行以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肯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这种民主形式，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2004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全国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充分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他还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胡锦涛强调“人民政协这一中国特色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既顺应世界民主发展潮流，又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程，值得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在江泽民、胡锦涛看来，人民政协不仅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而且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

（四）习近平：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共产党要在政党协商中承担首要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四大危险”面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腐败”，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雷霆反腐，高压执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推进政协协商民主的相关文件，包括《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5）、《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2017年）等。明确了政协是我国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充分肯定“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就决定了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标识的人民政协日益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政治的重要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明确指出：“人民政协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习近平还根据政协的定位和功能，特别强调 “人民政协要深入进行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搭建协商平台、丰富协商形式、创造民主氛围，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他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有效实现其功能定位中肩负首要责任，“搞好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民主党派在提高政党协商水平中担负着重要责任，但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首要责任，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应该更加自觉地做到虚怀若谷、集思广益。”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以权利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对话和协商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核心原则，以合法决策、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

“名非天造，必求其实。”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具体模式却必须适应不同国家的政治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文化积淀，以及特定的政治力量对比格局。中国式“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

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协商，正是由中共主导的与各民主党派进行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与重要决策的协商。“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以人民政协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在其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曾成功地实现了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功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对体制外力量的广泛政治吸纳，彰显了“中国智慧”。在新时期，人民政协以“团结”与“民主”为两大主题，在党领导下，将以协商民主方式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习近平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基本定位，在坚持政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同时，不仅肯定了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重要形式，而且强调了政协是实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其成功与否，关键在执政党。

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对人民政协的定位及功能变化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民主是其不变的主题，随着党在不同时期历史使命的变化发展，其中“团结”谁？怎么“团结”？如何“民主”？ 怎样“协商”？则有不同的侧重。毛泽东在肯定政协是党和政府与社会各界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咨询平台的同时，更强调对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思想改造和政协要服务于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邓小平在结束十年“文革”悲剧后，则强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政协在团结各界社会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方面的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江泽民、胡锦涛则不仅将政协作为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而且将政协作为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在肯定政协是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政协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并强调共产党要在其中承担“首要责任”。

在实践中优化人民政协的若干思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组织总则的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

当前，人民政协如何依据政协章程，与时俱进地在牢牢把握我国的阶段性发展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服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协的界别特点和资源优势，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方面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发挥更好的智库功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

在人民政协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制约政协委员发挥应有作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也有待逐步破解。如目前普遍存在着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区分度降低，以及政协委员代表性不强、界别意识弱化、监督功能不彰的趋向。要增强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习近平关于政协在我国协商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渠道的功能，真正发挥政协在政治吸纳和决策咨询方面的独特作用，政协委员的遴选标准有待优化，其参政议政能力，特别是“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讲真话、进诤言，出实招、谋良策”的能力亟待提高。特提出如下改良的建议。

（一）探索适度调整政协界别，彰显政协的爱国统一战线属性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

人民政协的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组织形式。当前全国政协共设置了34个界别，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成员，是体现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标志，是将体制外的政治力量有效吸纳进体制内的重要途径，保证政协委员中非共产党员的比例，以及政治代表性，是政协能否有效实现其基本功能的重要前提之一。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制定更为公开透明、科学民主的遴选标准和机制，在各界别内部以充分民主协商的方式，遴选出真正社会知名度高、参政议政意愿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绩突出的政协委员候选人以后，由党的统战部门核实、考察，并向全社会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此外，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现代化的要求，调整政协委员各界别的比例和及时拓展新的界别。如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和法治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增加这方面政协委员的数量，特别是律师委员的数量，也可以增设法律界作为新的界别；再如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遴选政协委员的过程中，要注重扩大这方面政协委员的比例，甚至为此设置诸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专属界别。而对于某些高度行政化，传统体制内的一些界别，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统战意义早已高度弱化或基本不存在，其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并无显著作用，此类界别可以适度合并。

（二）提高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辩识度和区分性，彰显政协是协商民主专门机构

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各级人大代表是按地域和人口比例，逐级选举产生。各级人大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体现“人民主权”原则，表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各级政府的程序合法性来源。

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成员是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以及港澳台同胞和归国侨胞，以及特别邀请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政协委员应该是由共产党在各界别“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士中遴选产生。如最初几届政协委员都是当时公认的有广泛代表性的各界精英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除了共产党方面的委员，还包括一大批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来自旧体制和敌对阵营，或中间势力的各界头面人物。由此组成的政协不仅是共产党领导的统战组织，也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吸纳和国策咨询机构。体现了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各政党、团体、阶级、阶层、界别的团结和民主。

因此，人大与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人大是权力机关，政协是咨询机构；人大实现选举民主，政协实现协商民主；人大体现人民民主，政协体现精英民主。这就决定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不同的角色。人大代表应积极联系选民，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反映各地方民意，参与地方公共政策制定和立法，选举产生人民政府。而政协委员应充分体现自己所在阶层和界别的特点和诉求，以提案的形式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充分发挥专家专长和界别优势，以社会贤达和界别精英身份参与政治协商，配合党和政府治国理政。

然而，一方面随着历史变迁和近7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发展，我国非共产党员的政协委员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与旧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作为诸多领域有显著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政协委员逐步消失，具有不可扭转的历史必然性。但随之增补的相对年轻的政协委员，更多地属于在新中国由共产党自己培养的体制内精英，他们与人大代表的区分性与辨识度大为降低，无非是党组织根据有限的差异、甚至无实质差异地将他们安排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人民政协独特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吸纳功能。

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各地方为了想方设法发挥各级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在联系群众方面的作用，不加区分地将“两代表一委员”作为同一类型或相似身份的政治角色，在基层设置联系群众的接访站，或组织去基层调研，了解社情民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人大代表、党代会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角色与功能，模糊了政协与政协委员的特有属性和不可替代功能。

如果从制度设计的逻辑分析，人大代表理应联系和代表所属选区、或选举单位选民，体现人民民主的逻辑；党代会代表理应联系和代表基层党员，体现党内民主的逻辑；而政协委员更应首先联系和代表所属界别群体，体现精英民主的逻辑。而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不加区分地将“两委员一代表”混为一谈，既反映了这些重要政治制度在文本意义与实现程度上的差距；也体现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内涵的巨大潜力，只要我们在政治实践中更充分地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落实到位，就能够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优势，这是坚持“制度自信”的基础。

为此，建议进一步改进非共产党员政协委员的遴选标准。更加突出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吸纳功能，重视遴选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在本界别有较高威望，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在政治上有特定代表性，并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愿望与能力的人士。尤其要重视现行体制外，在社会上和市场中自发涌现和成长起来的各界精英，包括新时期的爱国民主人士，自媒体领域在内的各界别“意见领袖”。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唯此才能更加突出政协不可替代的统战功能和充分体现协商民主专门机构的政治吸纳功能，从而强化政协与人大的重要区分性，提高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辨识度。

一言以蔽之，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政协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程的。”如果全国政协能够有少数类似当年梁漱溟式的有独特政见的政协委员，不仅不会降低政协的影响力，而将更加提高政协的参政议政功能、彰显协商民主专门机构的特征。

（三）改善政协委员的综合素质，加强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建设

政协委员的职责主要是参政议政，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建言献策，也有以专家建议和精英舆论的方式，反映民意、开启民智，舒缓社会矛盾。而反观现在的某些政协委员，却提出了不少的“雷人提案”，引发舆论哗然，不仅影响其个人形象，更是有损政协声誉。

为了防止此类“雷人提案”的频繁出现，有必要提高政协委员的综合素质标准，不断加强其履职能力建设。

其一，是有关党的组织、统战部门要提高政协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尽量减少将政协委员职务单纯作为政治荣誉进行赏赐，更多的是要评估其参政议政能力，综合考量其承担责任、履行使命的现实可能性，特别是要在有强烈参政热情、较高议政能力和相应政治资历的可能候选人中遴选。

其二，是要加强政协委员的政治培训和履职考核，提高政协委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特别是要尽可能降低某些政协委员缺席率高的现象和尽量减少”雷人提案”发生率，通过真正提高政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实际作用，来改善政协委员的社会形象和履职积极性。

其三，是要改进我国政协委员的遴选机制，扩大遴选范围、提高遴选标准，建议只在副省级以上城市设置政协，以凸显政协的精英民主特质和统一战线本质。这是由精英的社会稀缺性特征和统一战线的政治高端性属性所决定的。副省级城市以下的地方少量高级统战对象和各界精英可吸收到副省级以上地区政协，这样可以更好地遴选人才，择优入选，避免出现政协委员精英色彩不足，以至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趋向。

（本文作者：黄卫平 教授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兼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汪 洋 深圳大学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日前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所谷志军博士的学术专著《政府决策问责：理论与现实》，该著是在谷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其出版得到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并纳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文库。谷志军的博士导师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为该著作序，充分肯定了谷志军在连续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过程中的贡献和成绩，期待其“秉承追求真理的理想，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日前深圳市公布了2017年社科规划“十三五”规划项目。深大共获得三十三项课题立项，其中城市治理研究院申报的课题共获有五项立项。其中包括张树剑、谷志军各获得一般项目立项，聂伟、雷雨若、李丹舟各获青年项目立项。

近日，我校收到新华通讯社音视频新闻编辑部的感谢信，感谢我校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张定淮教授就香港有关问题的建言献策，并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为中央领导提供了参考。

张定淮教授长期关注香港问题，作为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港澳决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多次接受主流新闻媒体的采访，并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对国家港澳事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7年10月8日，广东省社科规划办开展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 
       我院陈文副教授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的《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比较分析》获评论文类优秀成果二等奖。

2017年9月18日-9月19日“中国政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高端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论坛的开幕式上隆重举行了“徐大同先生九十华诞庆典”，来自我国政治学界的一百多位学者共同为徐老祝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一程宣读李慎明会长的贺词，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鲍静研究员，教育部政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王浦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教授、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等分别代表各有关方面致辞，张桂琳教授代表徐老的学生致辞。会上还宣读了中山大学夏书章教授等的贺词。九十高寿的徐老精神矍铄地出席了此次论坛并高兴地向大家致答谢辞。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黄卫平、陈文、劳婕代表我校政治学者祝福徐老，并应邀在论坛上发言。

2017年9月16日-9月17日，“中国政治学会2017年年会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会议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承办。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在开幕式上作主题演讲，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一程、王浦劬、徐勇、房宁、张桂琳、周光辉、周平、包心鉴、杨海蛟等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社科院、党校约三百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黄卫平、谷志军、劳婕出席了会议并发言。会议共收到论文二百多篇。会议的闭幕式上，中国政治学会向评选出的二十篇与会论文颁发了“优秀论文”获奖证书。

我院廉政测评研究中心主任劳婕等向此次年会提交的论文《“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的意义、价值与挑战》荣获此次研讨会优秀论文奖。这是中国政治学会对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积极参与、热情推介地方政府创新的充分肯定。

2017年8月30日-8月31日深圳市住房与建设局、深圳市政府法制办联合召开《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专家论证会，深圳市住建局局长张学凡、深圳市法制办副主任蒋小文、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司副巡视员陈伟等出席会议，深圳市住建局副巡视员王曙彩主持了开幕式。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律师、业委会代表、物业管理公司的代表十多人出席会议，就深圳市重新修订的物业管理条例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静坤、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卫红、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黄卫平等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该条例在进行反复征求意见后将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关于业委会发展中制度与人的关系浅析

黄卫平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需要，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今年六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为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供给。从而必然将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是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根据我的经验观察，在我们的国家治理，包括基层治理中，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制度本是人们为有效约束和规范不同利益需求的人们，以文明方式解决矛盾与冲突，所提供的特定公共秩序。因此，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以实现特定人们利益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但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来源于必须有独立的解释、执行制度的变量，当这一前提条件难以真正满足时，制度的刚性作用就不复存在。因此，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决不意味着制度是决定一切的，同样的制度条件下，不同人的主观能动性，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从宏观的国家治理而论，中共十八大前后，国家总体的制度安排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在具体制度的贯彻执行和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方面却有着巨大的反差。从微观的业委会的功能来讲，党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是相同的，但不同的业委会具体表现和所实现的效能，却可能差异极大。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业委会的负责人，真正的社区精英至关重要。 
    以我所在的城市——深圳市为例，有两位著名的业主委员会精英人才，景洲大厦的邹加健先生、南天一花园的范国振先生。他们都是深圳早期业委会的开拓者，邹先生和范先生坚持了近二十年，他们所在的小区可以说是居民自治的先进典型，如果总结他们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业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能力强，素质高，能够在长达十几年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持续不断地得到业主和居民的高度认同，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所谓“能力强”，指的是他们能够有效运用在现行体制外的业委会这个平台，在承受各种压力条件下，因势利导地运用和凭借政策、法律及其他政府资源，很好地整合偏好和利益高度多元的业主和居民，在与开发商、物业管理企业的复杂博弈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好业主及居民的利益，这是非常不易的。 
    所谓“素质高”，指的是他们能够坚持抵御来源复杂的各种诱惑，多年来一直得到广大业主信任，在与基层政府的良性互动中，为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有效维护业主和居民利益的繁琐辛劳工作中，长期无私奉献，他们付出的是精力、时间、金钱，甚至健康，而获得是品牌、声望和成就感。 
    这样的业委会人才是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的宝贵财富，往往可遇不可求。我经常呼吁基层政府要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保护好他们的积极性，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帮助。 
    而另外一个很有价值的案例就是，在我们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原来也有一位很有能力、素质较高的业委会负责人，他和当地几个小区的业委会负责人在长期的维权活动中逐步认识到，要尽可能争取体制内的资源来改善小区生态环境和民生福利，远比用行政诉讼、聚众示威等较为激烈的抗争手段更为有效。因此，他们与街道办书记、主任合作，在十多年前创建了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这些业委会成员都以业余、自愿的方式给当地的人大代表当助理和秘书，通过人大系统，将小区业主、居民的诉求准确地反映给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得到较为及时、高效的反馈。这一民间创新举措在实践中得到群众、学界和官方的良性互动，先是得到南山区人大的非正式认同和区委区政府的肯定，后来也得到深圳市和广东省人大的支持。而在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要求“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已明确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后，南山区“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更是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成为深圳市乃至广东省人大的一张名片，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考察的人士络绎不绝，当地生态环境、民生福利当然也就更多得到政府资源的倾斜。这无疑是基层社区业委会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反复博弈后的一个成功案例。用我们当年对此的总结，叫做“将人民群众体制外的参与诉求纳入到体制内有序释放”的典型案例。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在对这一成功案例的长期跟踪中较意外地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后续发展态势： 
    其一，在“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的经验被各级党政机关、人大系统高度肯定，反复推广、广泛复制，“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实际负责人十分风光之际，原来地方政府中无论是支持还是压制这一创新举措的地方官员都先后因腐败被查处。这在十八大以来雷霆反腐、高压执纪的新常态下，应该也是正常的。表明了这一创新举措适应基层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得到中央相关精神的肯定，其生命力丝毫不因相关具体官员腐败案例而受到影响。 
    其二，由于“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业绩明显，得到广泛关注，成为深圳市的“样板站”，从而使当年积极参与创建、推动这一创新举措的主要负责人，逐渐退出了业委会的工作，将人大代表联络站作为参与社区工作的主要平台，主动放弃了业委会的身份。我们在跟踪调研中还发现，其现在还极力回避、淡化当年在业委会领导维权，对自己当年业委会的身份讳莫如深。在我们的反复追问下，他表示在社区的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政府对业委会及其维权是十分警惕，很不“感冒”的，以“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的身份远比用业委会的身份更有利于与基层政府打交道，所以，他淡出了业委会，现在他们小区业委会也没再选出来了。虽然，他反复表示无论是过去以业委会名义，还是后来以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名义，做得事情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社区的民生福利、环境生态、交通绿化、安全卫生等便民事项。但我们认为，表面上看也许如此，实际上其角色定位和现实立场已发生重要转移，从原来代表业主维权，转而成为协助政府维稳。这是很值的深入跟踪研究的现象，如何才有可能有效地将业主依法维权与政府依法维稳有机统一起来，而不是相互对立起来，是我国业委会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这一现象不仅表明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最后还是要通过真正有实际运作能力的社区精英来操作，有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业委会、还是居委会、还是人大代表社区联络站，都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反之，无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什么组织机构，都难以发挥作用。 
    这一现象还表明，象我们深圳的邹家健、范国振老先生近二十年如一日得到业主广泛支持、充分信任，长期坚持为业主代言、组织业主理性维权、有序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并能得到基层政府高度认可，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各级政府应当倍加珍惜，妥善引导，积极宣传。 

（这是作者在2017年8月28日宁波市委党校举办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学习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2017年8月25日-8月26日，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研究”成果评审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致公党中央、复旦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深圳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俞可平教授、周光辉教授、徐湘林教授、何增科研究员、时和兴教授、黄卫平教授、张峰教授等担任成果评审专家，我院陈文副教授作为该课题组核心成员也参加了会议研讨并作主题发言。 

201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中央电视台举行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别报道。城市治理研究院张定淮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创所副所长、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接受中央电视台的特别邀请，并担任特约评论员。“针对谋划未来，香港市民有什么期待，该如何谋划未来”等问题，张教授指出，“香港回归之后，作为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国家整体紧密相连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观察国家近期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习主席到香港去，把这个意向表达地很清晰，相应的部门会跟上并作出详细的规划。香港市民看到国家主体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他们心里很着急，非常期待中央会有哪些政策会出台；包括以往的沪港通、深港通，马上要实行的债券通，都是打通香港与大陆联系的各种毛细血管……”

近期，张定淮教授还分别在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3日02版）发表文章《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回顾和展望——写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和光明日报（2017年7月3日02版）发表文章《实践“一国两制”不改初心》。

张定淮教授长期关注香港问题，作为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港澳决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多次接受主流新闻媒体的采访，并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多次就香港有关问题的建言献策，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为国家港澳事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城市治理研究院致力于打造面向各级党委政府的高端决策智库，目前已经在党的建设、香港政治、城市治理和社会建设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优势，多篇研究报告得到相关党政部门的高度评价。

2017年6月26日下午，我院与我校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举办“智库建设经验交流会”，会议由我院黄卫平教授主持，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唐元松教授致欢迎辞，我校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邹平学教授做了主旨演讲，具体介绍了该中心在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为在香港贯彻落实基本法，坚持研究、宣传“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我校教授会主席姜安教授，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王千华教授；我院陈文副院长等也分别发言，共同表示要在学术研究、项目申报、科研会议等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我校的智库建设。

2017年6月24日，第二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 ——“城市服务创新”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文科楼725会议室顺利举办。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国家信息中心、华东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上海市统计学会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实践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论中国城市服务创新。我院副院长陈文副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并作了题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户籍改革与城市融合——基于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分析”的主题发言，并同与会专家学者做了深入交流探讨。 
    发言主要内容为：城市融合的四维度模型由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政治融合和文化融合组成。当前流动人口的融合多是经济性融合，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城市给予流动人口的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享受服务，这种融合仅仅是经济融合，而不是社会融合、政治融合和文化融合。“福利渐进共享”是实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现实路径，从理论上看，它反映出一种能够取代“户籍制度决定论”解释的新解释模式，即“结构性融合”解释模式。以积分制管理为例，探讨了“福利渐进共享”的城市融合具体实现路径。流动人口本质上是“流动需求”，当在农村时，流动人口对当地教育、医疗水平的要求很低，但是一旦开始在城市中生活，他们就会将对教育和医疗的要求提高到城市标准。应对流动需求，解决流动需求与静止制度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在当前制度背景下推进“福利渐进共享”为主导的城市“结构性融合”。

2017年6月16日下午2：30，在深圳五洲宾馆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深圳市监察局、深圳市预防腐败局）、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参照201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研制的ISO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根据国内反腐败、反贿赂法律法规要求和实践，深圳市在中纪委国际合作局牵头组织下，在全程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同时，率先研制了《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这是深圳市在反贿赂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旨在建立一套标准化的贿赂风险防控机制，为各类组织建立、实施、维护、改进反贿赂管理体系提供指南，是国内首个反贿赂领域地方标准，其推出对我国的预防腐败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石磊主持了新闻发布会，中共深圳市纪委副书记孟昭文介绍了该标准的研制背景和相关情况，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夏昆山介绍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参与实践的相关企业和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过勇教授，以及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黄卫平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2017年6月16日下午3:30，在深圳五洲宾馆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深圳市质量监督委员会联合召开《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专家论坛》，论坛由市纪委副书记孟昭文同志主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子兴同志致辞，省纪委常委兼省巡视办主任黄力同志、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先生，清华大学教授过勇、中山大学教授倪星、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公婷等在论坛发言。

2017年5月15日上午，我所前海廉情测评项目组成员黄卫平教授、劳婕博士陪同前海廉政监督局周益川一行，前往中共深圳市委纪委，向深圳市委纪委秘书长裴蕾汇报关于前海廉情测评项目的进展情况，工作得到了裴蕾秘书长的积极肯定，同时裴蕾秘书长也就当前项目组工作的困境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前海廉情测评项目是我所承担的前海廉政监督局关于测评前海地区作为廉政实验区廉洁情况的课题。课题在前期数据采集、资料汇编、人员访谈等方面得到了深圳市及前海地区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目前项目各项工作在项目组成员的努力下进展顺利，初步完成了前海廉情测评指标体系及前期问卷设计工作。

2017年4月25日上午前海管理局、前海廉政监督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前海廉洁指数与2016廉洁状况白皮书”（中英文版）。会议由前海廉政监督局局长黄文雅主持，中共广东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方明，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深圳市纪委市监察局副局长李庞芳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黄卫平院长、劳婕博士代表深大课题组在会上汇报了“前海廉洁指数与2016廉洁测评课题”，并接受了相关媒体的采访。会上黄文雅局长和黄卫平院长分别代表前海廉政监督局与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签订了2017年前海廉洁指数测评合作协议书。

近日，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文件（粤府【2017】6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三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明确广州、深圳、珠海市政府在广东自贸区改革创新中已形成可在全省复制推广的第三批20项改革创新经验，其中包括由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黄卫平教授主持，廉政测评研究中心主任劳婕博士具体承担完成的前海自贸区“廉洁指数及测评”研究项目。该项目已顺利完成并进入长期跟踪、可持续发展阶段，这是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廉政测评研究中心深度参与前海自贸区廉政监督局委托的改革创新项目，得到广东省政府充分肯定的具体证明，也是我院作为深圳大学智库积极将学术研究的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省政府公共政策的经典案例。

广东省政府要求在全省范围“建立廉洁长效第三方测评机制，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廉洁评价，定期开展廉洁成效考评，定期发布廉洁指数”。前海廉政监督局在将相关省政府文件知会我院的同时，已邀请劳婕主任协助向全省各地相关部门介绍经验。这不仅是广东省政府对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积极参与自贸区改革创新的充分肯定，也是该院专职研究人员的咨政工作得到省级政府的正式采纳并形成公共政策的重要标志。

2017年4月25日上午，前海管理局、前海廉政监督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前海廉洁指数与2016廉洁状况白皮书”（中英文版）。会议由前海廉政监督局局长黄文雅主持，中共广东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方明，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局长杜鹏，深圳市纪委市监察局副局长李庞芳等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黄卫平院长、劳婕博士代表深大课题组在会上汇报了“前海廉洁指数与2016廉洁测评课题”，并接受了相关媒体的采访。会上黄文雅局长和黄卫平院长分别代表前海廉政监督局与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签订了2017年前海廉洁指数测评合作协议书。

201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组织部2017年重点调研课题协调会”，中组部党建所所长刘忠群同志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来自全国各省市组织部、省委党校和高等院校的代表150多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总结了2016年度重点课题的完成情况，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几个重点课题成果的重要批示，同时对2017年的调研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强调了今年的调研工作是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重要政治任务。我院副院长陈文副教授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组部党建所特委托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课题组承担今年中组部重点调研项目“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该课题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时效性，也是我校长期参与中组部调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我院已组织3-5人的专门团队开展研究工作，争取圆满完成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委托的课题研究任务，努力为党中央提供高质量的咨政服务。去年，我院程浩教授承担的“习近平同志党建思想方法论研究”荣获中央组织部2016年重点调研课题二等奖。 

2017年3月11日由我院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市的明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由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的何增科教授、浙江大学的陈国权教授、吉林大学的刘雪华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理财教授、四川大学的郭金云副教授、兰州大学的郎梅副教授、厦门大学的李剑副教授、上海交大的郑长旭博士出席了会议，我院黄卫平教授、汪永成教授、陈家喜教授、陈文副教授、唐娟副教授、王大威副教授、谷志军博士、雷雨若博士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对各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可持续性调研的具体状况，布置了下一阶段调研工作的重点和时间安排。此项工作对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项目类型、持续状况、目前命运有重要意义，是观测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视角。

2017年3月7日上午，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副教授Steven M.Suranovic访问我院，我院黄卫平院长、张定淮教授、陈文副教授、张树剑副教授、王大威副教授和谷志军博士参加座谈，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经济特区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洽谈了有关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相关事宜。

2017年3月3日深圳市前海廉政监督局召开“前海廉情测评课题结项会”。会议由前海廉政监督局何平处长主持，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前海廉政监督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大卫同志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劳婕博士代表课题组介绍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和课题成果，该课题研究历时三年，在先期完成“廉洁测评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前海地区廉洁状况进行测评，完成了“廉洁前海白皮书”(2016年）。该课题的最终成果经专家评审，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庄德水研究员、严洁副教授、中山大学倪星教授一致认为本项研究具有科学性、创新性，长期坚持，用时间和量化研究见证全面从严治党的绩效，以供党和政府廉政建设精准发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和实践意义，同意结项。深大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在会上感谢前海廉政监督局委托并协助我们课题组完成了此项研究，给我校政治学学科提供了为党和政府廉政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机遇，表示课题组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优化测评指标体系，持续监测前海地区的廉洁指数，并在市纪委和我校党委直接领导下，将此项廉政测评推向深圳市各区，以进一步提高廉政建设的公众参与度和社会显示度。

2017年3月2日至4日，欧洲台湾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2017年年会，来自欧洲十多个国家和日本、新加坡以及两岸三地的1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盛会，在16个小组会议中进行热烈讨论。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殷俊博士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在3日上午的小组会议中以'Social Media as A New Channel of Cross-Strait Communication'为主题作小组发言，并和各国家地区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科研机构代表首次出席这一学术活动。

2017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评选“2016年全国组织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成果奖”，以我院程浩教授主持的我校课题组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方法论研究》荣获二等奖。这是我校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相关课题组长期参与中组部的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取得的又一佳绩，也是我校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努力参与决策咨询的具体实践。

2017年2月10日上午我校党委书记刘洪一同志率我院课题组黄卫平教授、劳婕博士赴中共深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市纪委书记张子兴同志汇报有关“廉政指数”研究的相关进展，该项研究是我院劳婕博士在完成了前海廉政监督局委托的“前海廉政指数研究”课题基础上深入展开的。张子兴书记充分肯定了此项研究的意义，安排市纪委研究室与我院课题组合作相关后续事宜。刘洪一书记代表深大表达了积极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服务和决策咨询是新时期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6年12月8日下午，作为第八届深圳学术年会分会场的“创意城市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由我校社会科学部、城市治理研究院、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杨健、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王为理研究员、深圳商报编辑部副主编袁承咏、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陈少雷、我校传播学院教授丁未、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周建新教授、我院李丹舟助理教授等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论坛由我院副院长陈家喜主持，我院黄卫平教授、王大威副教授、聂伟院长助理、郭少青助理教授出席了会议。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广东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检查评估结果的通知(粤教科函[2016]134号)。按照《广东省2011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规划》和《关于开展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期绩效评估的通知》（粤教科函〔2016〕64号）等文件精神，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全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绩效检查工作。经组织专家开展现场答辩，综合形成了各协同创新中心的考核成绩，我校城市治理研究院的“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在检查评估中获得优秀。该成绩将纳入下一年度各高校“创新强校工程”年度考核成绩中。这是我院“协同创新中心”各位老师创造性地协同创新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城市治理研究院成立以来的重要标志性成就。

2016年12月4日，“中国制度体系与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文科楼725教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围绕“中国制度精神与中国政治学”、“中国制度体系安排”、“中国制度体系运行和绩效”三个主题展开，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大学王绍光、北京大学潘维、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王炳权、清华大学赵可金、武汉大学唐皇凤，以及复旦大学国务学院苏长和、刘建军、陈周旺、韩福国等专家学者10余人参与了本次会议。本所陈家喜教授参加了第三个主题的讨论，做了“中国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路线图（1978-2016）”的发言，并同与会专家就该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

2016年12月1日至3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香港青年的困境与出路”专题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多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张定淮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并作大会主题发言。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殷俊出席研讨会，并在“青年运动与抗争政治的社会机理”分单元发言。

2016年11月27日，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和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治理高端论坛（2016）：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章熙春教授，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丁开杰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论坛分为主题发言环节和分论坛环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童星教授等10位特邀嘉宾分别就“结构性改革与治理方案”和“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等主题做大会发言。在分论坛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等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来自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深圳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我院陈文副教授受邀出席本次会议，发表了“城市基层社会‘碎片化’治理的生成机理与消解逻辑——管治、自治与共治的三维分析视角”的主题演讲，并与各位与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2016年11月9日，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深圳举行专题研讨会。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副会长刘兆佳、饶戈平、中联办法律部主任王振民和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同围绕人大释法、反“港独”等议题进行研讨。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张定淮出席本次研讨会并发言。

我所王大威老师有关深圳市城中村变迁的著作正式由国际排名第三的学术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 
    出版信息：Wang, DWD, Urban Village in the New China: the Case of Shenzh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ISBN 978-1-137-50426-5.
    全书216页对深圳市以及全中国多个区域的城中村现象进行了研究。Springer 出版集团为该书做出了以下评论：“Provides cutting edge field research on current developments within key representative urban villages in China..

Offers a cross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villages and their neighboring cities.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on urbaniz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近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办公厅来函通知，经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并报局长办公会议批准，我所专职研究员陈文副教授被聘为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研究领域“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重点研究方向核心团队成员。聘期自2016年5月25日至2018年5月24日。

2016年11月5-6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承办，浙江省政治学会协办的中国政治学会2016年年会暨“全面从严治党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开幕式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陆发桃，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坚，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一程，浙江政治学会会长余逊达，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分别致辞。中国政治学会顾问夏书章、丘晓、徐大同、王邦佐、刘德厚、张永桃致贺信，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一程代表会长发表主题演讲。研讨会举行了大会主题演讲、分组讨论和交流发言等多个环节，副会长高建、包心鉴，张献生、杨海蛟、桑玉成、张桂琳、周光辉和周平出席会议并发言，来自全国多地政治学会、高校和党校系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本次会议主题开展了深入研讨。我院副院长陈文副教授出席会议，参加了分组讨论并做了主题发言，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近日，2016年度“广东省理论宣传青年优秀人才”入选名单公布，我校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程浩副教授入选。“广东省理论宣传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工程”是省委宣传部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宣传思想文化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精神实施的人才培养工程，2016年度评选工作按照个人申报、遴选推荐、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媒体公示等程序严格进行，并报经省委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审批同意。

2016年10月29日，民革深圳市委员会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召开2016年第二次课题调研情况交流会，由民革深圳市委祖统委主任乔茵主持，副主委陈锦华等10人参加会议。五位民革党员介绍了其承担的三个课题：台湾青年深圳创业问题、进一步加强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双创背景下的民营众创空间生存状况。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殷俊博士应邀参加会议，就台湾政党政治和两岸青年交流作主题发言，并和与会民革人士进行深入交流，就有关调研课题分享意见。

2016年10月20-21日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举办国家治理论坛“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毕克管理中心执行主任Wiliiam B Eimicke、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王浦劬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能源部原常务副部长David Sandalow,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做主旨发言。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五十多人出席了此次论坛。会议还吸引了来自国内各高校的一百多位师生参与研讨。我所黄卫平教授、陈文副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