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在香港社会经历了近三十个月的激烈争议。由特区政府依据全国人大8,31《决定》提出的方案终于在2015年6月18日在香港立法会未获得法定三分之二多数而遭否决。这就形成了一种逻辑上近乎矛盾的表象：被香港泛民派攻击为“保守”的建制派议员和社会势力鼎力支持特区政府有序发展民主政制的方案，而自我标榜为民主派的议员和社会势力却作出了反对和否决的举动，进而断送了香港2017年实现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机会。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争议，其背后是有复杂而诡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如果人们将观察的焦点仅仅停留在是次香港立法会的投票程序和投票结果，或只从表面来理解争议双方的理由，是无法弄清本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是非曲直的。

一、末代港督“政改”与香港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

 香港选举政治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港英政府1984年7月18日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为标志，正式提出要在香港发展代议政制。同年11月21月港英政府又发表《代议政制白皮书》，明确宣布将于1985年实现香港立法局部分议员通过间接选举产生。港英政府这一举动对于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开启了立法局改变其性质的进程，也使各种论政团体得以产生，进而为未来香港各类号称政党的政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客观地看，中国政府对于港英政府此时的举动并没有表示异议，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乐观其成。这种态度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一国两制”政策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以高度自治的方式保持差异，这种差异当然包括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其二，港英政府1985年实行“建立代议政制”的改革符合中方对于香港社会性质的判断，即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是一个资本高度集中的社会。让各界精英能够在未来的香港立法会中具有话语权符合香港实际。其三，中方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出发，赞同在香港有序发展民主政治。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在随后基本法的制定中，将港英在这一时期的政改成果作为行之有效的内容载入基本法中。显然，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中英双方在香港发展民主政制问题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既有交集点，也有矛盾性。

1989年后，国际形势出现了骤然变化，英国政府基于对这种国际政治形势的判断，要求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遭到中方的拒绝，因为这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且不符合已经诞生的基本法（1990年）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相关规定。然而，1992年上任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在第一次施政报告中以偷步方式公布了以实行“两局分途”和扩大选民基础为核心内容的“政改”方案，对此，中方在经过数次努力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了激烈的“另起炉灶”的回应。

人们会问，在中英双方围绕香港发展民主政制问题上存在交集的前提下,为什么中国政府在香港回归过渡期内对于港英政府的两次大的政制变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前次变革是在香港回归过渡期的前期，且“建立代议制”变革的核心是符合中方对于香港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判断。而后一次变革发生在香港回归的临近期，目的在于加速香港政治化过程，矛头直指“行政主导”，这会对“九七”后的香港治理不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对此洞若观火，他对彭定康作出这样一种定性评价——“历史的罪人”。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这个评价的深层含义，只是认为这个评价是鲁平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对对手作出的一种抱怨。其实不然。这是鲁平对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彭定康殖民当局试图将香港推向高度政治化所作出的阻遏性“警告”。彭定康的政改所带来的无法纠正的后果是，香港社会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的雏型得以形成，而这种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雏形在香港回归后是有可能演变成政治上以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大政治势力格局的。观察现实的香港社会，细细品味鲁平的这一警告，更能体会其意味深长。

“九七”以后，随着“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在中国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中衍生出一种特殊的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关系问题。香港社会围绕各种政治议题的争论也使意识形态分野的两大势力在政治上演变成了与中央关系亲疏的两股力量。在激烈选举的竞争中，最终形成了以是否拥护中央作为分野的政党政治格局。在本次围绕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泛民政党首先提出的是候选人由“政党提名”的主张。鉴于现实香港社会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和社会认同度较低的社会现实，泛民很快转向 “公民提名”候选人的主张。

中央考虑到这两种提名方式在政治上有可能演变成香港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势力的大比拼，且国家安全利益无法保障，也不符合基本法45条的明确规定，对此作出断然否定。而香港的泛民政党以政治对抗回应，这就使中央与泛民政党之间本已相互猜忌的关系雪上加霜。

二、意识形态差异严重干扰着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政治关系

香港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由特征的社会，对于这一点，中央不仅谙熟，对香港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也做好了充分包容的思想准备。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翻阅一下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述就了然于心。

然而，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过程中，香港社会缺乏理性的行为不时发生，不协调的声音更是司空见惯，这些行为和声音对实现基本法所确定的香港政治发展目标产生着干扰。其中，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异，严重干扰着中央和香港特区之间的政治关系。

从常理讲，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这既要求中央对实行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具有高度包容性，也要求特别行政区社会充分尊重国家主体的现行制度。否则，“一国两制”的运行就会出现困难。由于两者之间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香港社会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对一个特别区域实行的授权，因此，在观察两者政治关系的互动时，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两者关系中的强势一方，将焦点集中在中央政府如何包容一个与自身制度截然不同的区域性的制度“异体”上。

不论是从国家主体的现实制度考虑，还是历史地对中国国家结构做出考察，人们对中央与特区关系的互动予以特别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基本上实行的都是集权式的单一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集权的确具有强大惯性，即使中央对地方实行政策性授权，但在集权惯性的冲击下，授予地方的权力往往又重新回到中央的手中，最终的结果是地方享有的权力极为有限。

实践证明，这种集权体制具有的优势是强大的，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中共历代高层领导人都曾不断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中央与地方的适度分权问题从来就是一个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当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行将开始运行时，人们担心的更多是中央政府可能出现习惯性的过多干预。由此，人们心目中可能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即，只要两者关系出现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为消除人们的担忧，中央历届领导人无不以“严格按基本法办事”作为自己的“口头禅”。以此向世界表达重申中央政府信守庄严承诺的决心，并打消港人心中的隐忧。其结果是，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调节长期停留在法律层面，强大的政治调节功能并未得以彰显。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却忽视了另外一个基于香港社会高度自由特征且极度开放特性、却本应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香港作为直辖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享有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但这样一个区域性社会及其成员，是否应当承担起对国家的基本政治责任？中央出于对香港社会的信任，在基本法中授权香港自行实行国家安全立法，但香港社会却对此进行抵制并使这一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性的立法长期被搁置。

诚然，“一国“前提下实行”两制”是必然存在意识形态观念差异的，而香港社会有人就是希望将中央与特区十分明确的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打上意识形态差异之争的标签。根据“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主体和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应该是互不干扰的，但香港社会中就是有人想借所谓民主意识形态对国家主体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做出攻击，并有意将这种敏感的意识形态差异问题与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问题纠缠在一起，进而使基本法中既定的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变得复杂化。

三、考察香港普选问题争议必须注意的两个历史因素

香港政治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是与这样两个历史问题相关的：其一是与大陆移民相关的香港社会基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香港社会对国家主体存在严重不信任的社会基础；其二是香港社会相对于大陆而言较早经历了一个城市现代化过程，而这个城市现代化过程使香港社会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存在着一种盲目的“制度傲慢”。

历史地看，香港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其社会成员中的相当部分是来自大陆。新中国建立之前和之后，香港社会经历过几次大陆移民的浪潮。这几次大的移民潮，历史地看，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国共内战所形成的社会动荡，也有新政权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还有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差异。不论是那种情况，绝大多数在来港移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痛苦经历，因此，在政治态度上多对大陆持有某些成见。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由于上述原因而来港人数累计多达百万之众。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所讲述的是一个人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的形成过程。在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其整个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形成所受影响最为深刻的单位。每个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当这一百万人组成家庭后，其所经历过的“痛苦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并长期存在的政治情感是不可能不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粗略推算，由此百万人口所衍生的人口至少超过四百万之多。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考察香港政治社会基础的形成与变化，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因素。

对于香港社会政治心理的考察，我们也决不能忽视香港社会所经历的一个所谓“殖民现代化”过程。

在人类的殖民史上，一般情况下是宗主国尽其所能实现对殖民地的搜刮，因此，人类的殖民史对殖民地而言，总体来讲是一部血泪史，因此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当殖民地走向独立国家时，其社会通常对前宗主国抱有某种“敌视”心理，同时，人民也会具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欣快。

然而，英国在建立香港这块殖民地时，并不是以殖民为目的。据历史记载，英国人建立香港这块殖民地的初衷，是将其作为对东亚和中国扩展势力的军港，而后才有了发展香港的念头。从这一点看，香港即使是在殖民地时期，就具有与传统殖民地不同的特征。客观地看，香港的繁荣是以华人为主体的广大港人所创造，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香港的现代化过程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香港“殖民现代化”过程。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存在，所以在回归过程中，香港有相当一部分民��一方面响应港英当局的政改安排，一方面对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政策采取观望的态度。

香港“殖民现代化”问题的存在，使相当一部分港人在香港主权回归后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上存在很大障碍。由此可以推断，实现港人对国家的认同，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国家主体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体现出各种制度优势，进而在香港社会形成以国家为荣、以国家为傲的大势。

“一国两制”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构想的提出，还是作为制度的构建，中央都对国家主体与香港社会存在的巨大差异采取客观面对的态度。为消除港人对香港前景的担忧，中央不仅强调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社会性质不变”，并在制度构建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予以确认。

然而即便如此，香港社会中仍然对中央存在着政治上的严重不信任感。笔者虽不敢断言是次政改方案被否决的结果由上述提到两个历史因素所决定，但可以断言是，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密连系。

四、“政改争论”的本质与中央对港发展民主政治的原则

在本次香港政改问题上，中央不论是从政治上讲，还是从法律上看，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但在香港社会，就是有人认为国家主体的选举政治不发达，因此，在落实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问题上，中央才坚持“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而不同意行政长官候选人由“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的方案。目的在于“筛选”。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用一种所谓“道德愧疚论”来误判中央对于香港政治发展的立场。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是一个法律问题的争论，从实质看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争论。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不是一贯强调要坚持在香港发展民主政治吗? 为什么能够体现更高民主程度的“公民提名”方式就不能接受呢？

这个问题如果作为政改咨询过程中的理性意见提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公民提名”方案从一开始就是以具有潜在暴力的“占领中环”运动作支撑，矛头直接指向中央。这是一种政治上严重挑战中央权威的举动。

为了说明为什么不能接受“公民提名”方案而需坚持“提名委员会”提名方案，就必须弄清如下两个方面的情况；其一，香港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其二，中央对香港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及基本法关于香港政治发展问题规定的立法原意。

就第一个方面的情况而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香港是中国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域。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十分明确的政治关系。因此，中央对香港具有政治发展主导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法作为一部宪制性法律在香港是受到极大尊重的。香港有人甚至称之为香港的宪法。这种称谓虽然不够严谨，但却反映出香港社会普遍对基本法的高度尊重。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对香港政改所作出的解释和决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任何对其藐视和变相修改的行为，都是对主权者作出挑战的举动。

就第二个方面的情况而言，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在基本法中已有明确规定。简单讲，可以用三句话描述:其一，香港回归后要发展民主政治；其二，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要依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其三，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要依据循序渐进原则展开。三句话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

“香港回归后要发展民主政治”。这句话表明了中央政府对民主理念的高度认同，且矢志不渝地在香港贯彻之。有些港人认为，大陆选举政治不发达，因此中央不想在香港发展民主政治。此论差矣！中央确立这一原则立场的时间是在“一国两制”提出之初，且历届中央领导人都重申这一原则，显然这一原则是具有一贯性的。

“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要依据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到底如何?　在笔者看来，不论是从时间上考察，还是从其社会民主理性程度看，香港民主都处在一种发育时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香港社会在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这一问题上的表现。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对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但香港回归已18年有余，其对于基本法第23条的态度。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不是一种理性的表现。

香港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有关大陆的负面新闻所采取的态度往往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却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比较麻木，且老是纠缠历史上发生过的不愉快事情不放。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活跃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实行所谓“公民提名”，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社会，不能排除与中央对抗的人掌权。果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中央不能接受，绝大多数大陆人在情感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要依据循序渐进原则展开”。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毕竟是一种区域政治发展。如果其因民主政治发展而导致其不能保持繁荣稳定，甚至出现动荡、流血，进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就违反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初衷和目标。因此，在制定基本法时就确定，以循序发展作为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指导原则。从世界民主实践的情况看，民主在有些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在有些国家则造成了巨大混乱。考虑到民主政治发展结果的不可回逆性，以一种循序渐进方式来逐步推进香港的民主政治，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思路。

过去三十个月，特区政府围绕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问题作了很多工作，其根据全国人大8,31《决定》提出的具体方案虽然在立法会的表决中被否决了，但这并不表明基本法中所确定的两个政制发展的目标就此完结。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在有序的情况下实现才能产生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正能量。这个道理对香港社会如此，对国家主体也是如此。

我所张定淮教授过去30个月在长期致力于香港政治发展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为推进香港行政长官的普选发声并建言献策，受到相关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张定淮教授针对中央与特区之间的政治与法律关系接受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法制报》的专访，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解读。

在围绕行政长官普选的两个政改咨询过程中，张定淮教授先后为各类中央媒体撰稿32篇，其中新华社2篇；《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3篇；《中国日报》（5篇），《央视评论》（10篇），《人民网》（3篇），《中国网》（4篇），《新华网》（1篇），《中国通讯社》（2篇），《中评社》（2篇）。

作为香港政治问题的专家，张定淮教授先后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13台）东方时空栏目（7次），凤凰卫视（现场连线）2次，中央网络电视台（2次），深圳电视台（直播港澳台）（3次），香港有线电视台（2次）。

张定淮教授关于香港政治发展的观点经常出现在香港各类媒体上。其先后受邀为《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明报》，《星岛日报》，《信报》和《南华早报》等纸质媒体撰稿30篇。

张定淮教授在香港问题上的观点多次为中央媒体和香港媒体引用，其中《人民日报》就曾8次引用过其在香港各种问题上的观点（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6月11日，8月23日和30日，12月15日，2015年1月2日，2月2日，3月3日和人民日报国内版2014年8月30日）。

近几个月张定淮教授还受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文汇报，香港大中华青年在线等机构邀请，先后4次赴香港就基本法的实施，香港政改等重大问题发表演讲，其中包括在香港会展中心“香港大讲堂”演讲2次（2014年12月12日和2015年5月5日），在香港城市大学惠卿剧场做主旨演讲2次（2014年4月15日和2015年1月31日）。这些活动和演讲内容为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各类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张定淮教授的观点十分鲜明，他既强调香港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也特别强调民主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和规则性。在香港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上，他坚定认为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中央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权，同时他也强调严格按照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的重要性。

张教授认为，香港回归后的十八年，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两者关系的调节主要停留在法律层面上，政治调节的张力始终没有得以充分发挥，而这种情况又与两地法治水平的差异有关。香港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而国家主体是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这种情况使香港社会存在着中央不守法治的担忧，而中央正是出于打破这种担忧考虑，将“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忽视了发挥强大政治张力的重要性。

在香港社会围绕政改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张定淮教授提出了“香港反对派应当放弃“三个臆断”的观点，即香港社会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存在着“盲目的制度傲慢”；香港反对派认为中央在国家主体没有发展选举政治，因此其在香港发展选举政治具有某种政治上的心理愧疚；大陆选举政治不够发达，因此其怀疑中央在香港搞选举政治的诚意。张教授认为香港反对派心目中的这“三个臆断”是阻扰香港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上述观点受到中央和香港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接见了我所张定淮教授。近年来，我所创所副所长、我校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教授的香港问题研究，已引起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效提升了我所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贡献度。

2015年7月23日由《求是》杂志社和中共江苏省委合作主办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市江苏省会议中心召开，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和《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先后讲话，介绍了此次会议在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江苏省召开的背景和深意，来自全国社科理论界、各省宣传部、党校、高校的近两百多位学者和官员出席会议。在筹备此次会议期间，共收到相关论文400多篇，经遴选提交会议的论文有近八十篇。我所黄卫平教授应《求是》杂志社之邀出席会议，其提交的论文《“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思想辨析》入选会议文集。

最近，《问政李光耀：新加坡如何有效治理？》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吕元礼教授及其指导的研究生刘歆（行政管理专业）、刘宇红（MPA）、曽园俐（政治学专业）合作撰写。新加坡文史学者陈剑先生为该书作序。    

    该书内容提示如下：    

    斯人已去，载誉载毁。

    对于李光耀，无论喜欢或讨厌，你都一定相信：没有他，新加坡会很不一样；无论赞扬或批判，你也必须承认：他一天到晚都在为新加坡打算。李光耀对新加坡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说“新加坡的李光耀”，而说“李光耀的新加坡”。

    世人既称许新加坡的有效治理，又往往批评其威权政治。“虽然杰出，毕竟独裁；虽然独裁，究竟杰出”——反映了人们直面李光耀时的内心纠结。面对质疑，李光耀用生命作答：“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一个成功的新加坡。我付出了什么？我的一生。”

孔夫子竭诚治史，从而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说；李光耀精心治国，当会生“誉我毁我，尽在狮城”之慨。为此，本书试论述新加坡与民沟通、族群和谐与政策推行之道。一当人们较为深入地了解了新加坡，也就更大程度地读懂了李光耀。

7月3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我所张树剑副教授的时评《香港泛民主派否决政改的得失》一文。张树剑系复旦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上海市委办公厅供职，也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助理，并曾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是原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日前作为人才被我校引进，到我所供职副教授岗位,该文是张老师首次署名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在媒体发表言论。

 7月6日下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中国跨国关系研究所主任崔大伟（David ZWEIG)经有关部门特邀来我所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第99期），论题是“关于香港政改问题”，崔大伟教授用各种民调数据分析香港政治生态，解析香港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原因。论坛由我所张定淮教授主持，黄卫平教授和我所研究生出席了论坛，并与崔大伟教授就香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7月4日贵州大学举办“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仪式由贵州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贵大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任刚建教授主持，贵州大学党委书记姚小泉同志致辞，协作单位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和贵州省教育厅的有关部门领导也分别致辞。并由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给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各位学术委员颁发证书。然后受聘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代表学术委员会讲话。聘任仪式后举行了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科建设专家咨询会，先由贵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黄其松教授汇报学院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情况，再由徐勇主任主持学术委员会的各位委员提供咨询意见，来自天津师大的高建、马德普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桂林、常保国、丛日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杨海蛟教授、上海市社科联桑玉成教授、清华大学韩冬雪教授、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东北大学娄成武教授和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等先后发言，对贵大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协同创新中心给以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

6月29日下午，“大数据”研究领域青年领袖、清华大学量化分析所主任孟天广博士应邀来我所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第98期），主讲题目是“社科研究中的大数据方法”。孟天广主任是北京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我所陈家喜，劳婕，王大威老师，以及全校其他40余名师生多出席论坛，并与孟主任就大数据方法的应用和完善等进行了交流。   

6月26日下午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美国著名学者佩林教授的学生丁悦应邀来我所主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我所黄卫平，陈家喜，劳婕，王大威老师和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多名深大其他院系的老师出席论坛，并与丁悦博士进行了交流。

6月18日，原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研究员应邀来到我所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第95期。 主讲题目是：“制度化反腐：从廉洁政治到廉能政治”。何老师讲述了目前国内腐败和反腐败的总体形势， 并提出了“廉能”政治这一创新概念。讲座结束后，与会的多名教师与何老师进行了广泛交流和互动。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近日公布，我校共有14个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其中重点项目2项，一般项目7项，青年项目5项，立项总数与重点项目立项数均为历年最多。我所特聘研究员周林刚教授申报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助残社会组织赋权机制研究”获重点项目资助、谷志军博士申报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研究”获青年项目资助。自2011年以来，我所平均每年至少有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充分体现了我所作为广东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对深大社科研究的贡献率。

日前，《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第一批著作（合4本）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万想不到的征程——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回忆录》（塞拉潘.R.纳丹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加坡特色的选举制度：人民行动党每选必胜的奥秘》（林金圣著）、《新加坡公共政策传播策略：政府如何把握民意有效施政》（周兆呈著）和《新加坡基层组织：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缓冲力量》（张春阳著）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该套丛书是中国大陆第一套以新加坡为主题的丛书。丛书由世界未来基金会、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和顶针智库联合主编。我所吕元礼教授任丛书执行主编，张万坤博士任编委。丛书作者之一的张春阳是深圳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该书是其硕士论文《新加坡以政府为主导的基层组织研究——以角色理论为视角》扩充改写而成。

2015年度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已经公布，深圳大学18个项目喜获资助，其中，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获得4项资助，特此表示祝贺。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深圳劳动关系发展蓝皮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社科理论，40万元，第一批（经常性项目）； 
    2、2014年深圳和谐劳动关系定量评估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社科理论，25万元，第一批（经常性项目）； 
    3、“党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研究”理论研讨与宣传会议，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社科理论，30万元，第二批； 
    4、深圳市城市治理与创新，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社科理论，20万元，第二批。 

5月29日，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家刚研究员，应邀来到我所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第94期，主讲题目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陈家刚围绕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模式、理解分歧和实践问题等维度展开深入浅出地剖析。讲座结束后，与会的本所多名教师与研究生就感兴趣的问题，与陈家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和互动。

5月27日上午，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刘大秀一行于来我校，召开中组部2015年度重点调研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座谈会。座谈会由我校党委副书记张基宏教授主持，广东省党建研究所、深圳市委组织部、市国资委党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委政研室以及市委党校、市社科院、我校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座谈会。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程浩副教授参加座谈并做主旨发言。中组部调研组于当日下午赴深圳市坪山新区继续开展专题调研，我所程浩副教授应邀陪同调研。

5月22日下午，“九藤教育基金会”成立仪式在深圳智慧广场举行。该基金会的名称来源于已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九藤书屋”，以其家院子有九棵紫藤树而得名，该书屋藏书由谷牧次子刘会远继承。为实现谷牧遗愿，我校原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会远教授特建立“九藤教育基金会”，专门支持我国贫困地区特别是边疆具有战略意义的、跨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服务于国家“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和地缘政治需要。此次活动得到深圳市有关方面和谷牧同志生前友好及其子女们的支持，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政协主席王穗明、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亭、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等专程出席。成立仪式由凤凰卫视副台长吴小莉主持，该基金会由刘会远任理事长，任克雷任副理事长，黄卫平、吴予敏、刘诗来、蒋婷、杨汉军、庄小夸任理事，蒋婷兼任秘书长，吕勇任副秘书长。成立仪式前还举行了学术沙龙，由刘会远理事长等专题报告了中缅边境“果敢地区”的相关情况，以及探讨了如何发展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关系等问题，论证了支持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重要意义。

5月14日下午，中共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同志在中山市委主持召开了社会治理座谈会，中山市委副书记、市社工委主任邓小兵同志、市社工委领导、中央党校厅级干部班学员调研组四位领导干部共十余人出席，我所黄卫平教授和中央编译局周红云研究员专程应邀在会上作主题发言，我所程浩副教授也出席了此次座谈会。

5月15日上午，我所前海廉情测评项目组成员黄卫平教授、劳婕博士陪同前海廉政监督局周益川一行，向深圳市委纪委秘书长裴蕾汇报前海廉情测评项目的进展情况。裴蕾秘书长的积极肯定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就当前项目组工作的困境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前海廉情测评项目是我所承担的前海廉政监督局关于测评前海地区作为廉政实验区廉洁情况的课题。课题在前期数据采集、资料汇编、人员访谈等方面得到了深圳市及前海地区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目前项目各项工作在项目组成员的努力下进展顺利，初步完成了前海廉情测评指标体系及前期问卷设计工作。

5月14日晚7点，我所研究生成功开展了第六届“前彧”学术沙龙。“前彧”学术沙龙是由我所研究生创办并延续多年的学术交流平台，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学术活动。沙龙旨在加强我所研究生之间及我所研究生与全校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提升学生的学术思考及问题分析能力。本次学术沙龙以“社会发展与城市治理”为主题。与会研究生以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新形式、城市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国际城市治理经验、城市与农村医改等为视角，分析当下中国社会与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等问题。会议发言引发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持续了将近三小时。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包括我所研一、研二和部分外系研究生。

5月13日上午，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市民中心C5033会议室召开新形势下廉政体制机制建设研究座谈会，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主持会议，我所黄卫平教授、吕元礼教授、程浩副教授、谷志军博士应邀参加了此次座谈，就新形势下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新加坡如何反腐倡廉、决策腐败的责任追究、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对深圳市如何推进廉政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了对策建议。

5月13日下午，在深圳市委六楼会议室举办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14年深圳改革榜单的发布和颁奖仪式，同时举办了改革讲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相关领导和深圳市委原常委张思平同志出席活动并给获奖单位颁奖，深圳市的各区、新区以及政府各部门分获深圳十大改革项目奖，另有四个项目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改革观察团推荐奖。此次评奖中分量最重的年度项目奖空缺。活动主办方特邀请专家学者、知名网友、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媒体人士共28人，组成深圳改革观察团及改革榜单评委会，我所应邀参与了改革观察团的相关调研与考察活动，黄卫平教授应邀担任评委出席了此次活动，并在改革讲坛上发言。

5月11日上午，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与深圳大学合作主办、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和新加坡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管党治党、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大行政楼201室召开。中联部研究室副局级参赞柴尚金、研究室处长石晓虎等一行六人，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教授、组织部统战部部长杨平，以及我所黄卫平、吕元礼、陈家喜教授、程浩、唐娟副教授、张万坤、谷志军博士和部分研究生等参加了研讨会。李凤亮副校长和柴尚金参赞分别为会议致辞；随后黄卫平、吕元礼、陈家喜、程浩、唐娟、石晓虎等做了主题发言；最后与会人员就世界政党发展趋势，特别是执政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讨论，并就中联部和深圳大学如何进一步深化合作交换了意见。

      5月9日，云南大学召开“2015年中国政治学会各省市秘书长联席会议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政治学会主办，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承办。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周平教授主持开幕式，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海蛟，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崔运武，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院长方盛举等致辞，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桑玉成、周光辉、高建等做了大会主旨报告，来自全国各地政治学界老中青学者80多位出席会议，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此次会议，并在主场报告中发表了题为“地方政府治理中深圳经验”的发言。

很荣幸有机会参加此次盛会，我从许多国内顶级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专家演讲中学习了很多知识，得到很多启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只能从自己狭隘的专业角度谈点个人观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增速不断放缓的“新常态下，中共盐田区委、区政府创造性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引进、借鉴、吸收国际上和学术界的新探索、新成果，在国内率先在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考核体系中，增加了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试图通过建立GDP和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机制，从量化的评价体系上，推动各级政府逐步摆脱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导向的政绩偏好，探索一条在中国经济特区率先全面建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新路子，是很有体制机制改革意义的地方政府创新之举。作为政治学者，我想主要分析其三方面的政治意义。 
     一、有助于巩固、提高和拓宽党长期执政的绩效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法定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基础，主要来自于经济绩效。改革初期是通过解放思想，摆脱极左意识形态束缚，解放生产力，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看到希望，抱有期待，否则将难以抵御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巨大冲击；改革的中期，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了全球市场化进程，并引领了世界经济发展，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而比近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使党坚定了“三个自信”；而目前中国进入了“四个全面”的新时代，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通过引发或诱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问题和危机，在倒逼、牵引、拉动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不断放缓的新常态，单纯经济发展已不足于支撑党的执政基础，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保障“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更坚实、更宽阔的绩效基础。盐田区探索GEP和GD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地方政府政绩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固党执政的综合绩效基础。 
     二、有助于推动中国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中央宏观决策的正确和强有力的领导，广大民众彻底唯物主义的脱贫致富强烈欲望外，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GDP“竞标赛”也是重要因素，其极大地刺激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但也日益显现了许多问题和陷入极大困境，那种以消耗巨大能源资源、牺牲环境、竭泽而渔、以邻为壑、主要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盐田区探索在传统的GDP考核的基础上，增加了GEP考核的量化指标体系，将GDP和GEP考核共同进行，综合评估，促进双向提升，为我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更全面科学的政绩考核依据，将可能促进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和竞争更健康、更合理、更全面。 
     三、有助于推动中国地方政府政绩观的转换。如果说前两点意义需要有高层政治的支持，推进，那么这层意义则是盐田区委区政府可以有能力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在中央“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宏观精神指引下，盐田区可以通过自己对GEP和 GD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不懈探索，通过不断改进、完善GEP统计、核算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与学术界、社会各界的广泛交流推动，促进GEP核算的规范化、科学性和社会认知度，在自觉转变政绩观上主动改革，积极创新，作为落实中央“美丽中国”精神的地方尝试，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不仅有宏观的政治发展需要，也是盐田本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并一定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政绩观的转换。至于能否在更大范围推广则不是盐田区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即使GEP的核算没有最终纳入国家评价体系，但对其中相关重要参数和变量的跟踪观察，也一定将会是国家在新时期评价地方政府的政绩不能忽视的。

4月27日，以“城市GEP 创新、 融合、发展——美丽中国的盐田探索”为主题的“第四届新品质新盐田论坛”在大百汇中心会议厅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和区政府，中共深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统计局联合主办，时任盐田区区长杜玲女士主持开幕式，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先生致开幕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中国科学院环境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欧阳志云，国家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副司长邱启文，联合国文明联盟生态文明委员会主席蒋明君，时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乐正等发表了主旨演讲。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为嘉宾发言，从政治学者的角度评价了盐田区以“GDP和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创新举措。时任盐田区委书记郭永航同志致闭幕词。

4月2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相关课题负责人贺双荣一行7人来我所访问，我所黄卫平、张定淮、劳婕、王大威、谷志军分别接待了来访客人，并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流。

4月20日下午，中纪委研究室刘虹同志一行两人，在市纪委相关部门干部的陪同下来我所调研。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和谷志军博士接待了来访的客人，并介绍了我所的相关研究成果。

4月17日，上海社科联党组副书记、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桑玉成教授应邀来到我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做“从中层理论看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的主题演讲。桑玉成教授的演讲聚焦于中国民主发展的理论与范式，中层理论的概念与应用，中国民主发展过程中决策议事规则、干部选拔机制、财政监督机制、基层民主发展等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演讲过程中，与会的本所青年教师及30余位研究生与桑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和互动。

4月14日上午，“李继成先生捐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等著作仪式”在我所会议室举行。深圳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陈家喜教授主持了仪式，我所黄卫平所长致辞，衷心感谢我校管理学院李工有教授代表其父李继成先生向我所捐赠私人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资本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介绍了李继成先生的革命生平。李继成先生（1912-2000）是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受训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是建国后上海市司法局首任局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长，1985年离休，是享受副市长级待遇的离休老干部，其生活简朴，廉洁奉公，生前数十次给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捐款，此次捐赠的百余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其生前私人购置的，我所对于有机会收藏并使用这批经典著作深表感谢，深感荣幸。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刘军教授出席此次捐赠仪式，代表学院致辞并向捐赠人李继成先生之子李工有教授颁发了我校图书馆接受捐赠图书的证书。李工有教授及夫人出席了仪式并发表热情感言。

2015年4月9日-10日，由四川省社科院和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联合举办的“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吸引了中央编译局、武汉大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南农大以及四川本地的学者共计50余人参加。我所副所长陈家喜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对“曹家巷北改中的协商实践”案例进行了点评，并就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边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兴起背景与功能定位等问题，同与会专家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2015年3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201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排行榜。其中，按照“政治学”学科分类，2014年全国高等院校转载全文631篇，约占本学科转载总数（1109篇）的56.9%，涉及高等院校156所，约占本学科涉及作者机构总数（320个）的48.8%。该榜单对3篇之上进行转载量和综合指数计算并选取前20名进行排序，其中深圳大学“政治学”专业转载8篇，与国防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并列在该榜单第19位。 
    附详细榜单： 
机构名称      转载数  名次 
中国人民大学    71     1  
北京大学        43     2  
复旦大学        42     3  
南开大学        22     4  
武汉大学        19     5  
吉林大学        17     6  
清华大学        14     7  
上海外国语大学  14     7 
华中师范大学    13     9  
外交学院        12     10  
南京大学        10     11  
山东大学        10     11 
上海交通大学    10     11 
中山大学        10     11 
湖南师范大学     9     15  
华东师范大学     9     15 
解放军南京政治 
学院上海分院     9     15 
兰州大学         9     15 
国防大学         8     19  
华东政法大学     8     19 
深圳大学         8     19 
厦门大学         8     19 
 

原文链接地址：http://www.zlzx.org/rssi2014/index.htm# 

3月29日我所张定淮、邹平学教授以我校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座谈会”。此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由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联合主办。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政界、学界翘楚50多人出席会议。

3月28日，我所研究员吕元礼教授赴新加坡观察调研，并代表我所向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这位“小国大政治家”表达最后的敬意。李光耀先生的去世代表新加坡一个时代落幕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将开启吕元礼教授新加坡研究的新观察。在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之际，李光耀先生留给世界一个无与伦比的新加坡，他“创造”的亚洲价值观和“新加坡模式”究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还是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待吕老师的持续跟踪研究。

3月14日，新加坡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成汉通先生等人访问了我所吕元礼教授，双方就新加坡经验及挑战进行了交流。成汉通先生向吕元礼教授赠送了多本新加坡著作，吕元礼教授也回赠了多本新加坡研究作品。

最近，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病重、逝世的消息牵动人心。围绕上述事件，中国新闻周刊、人民论坛、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新闻晨报、二十一世纪传媒、第一财经日报、中国香港明报、新加坡海峡时报和上海电视台、云南卫视、深圳卫视等多家媒体对我所吕元礼教授进行了采访，吕元礼教授就李光耀先生的生平贡献、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新加坡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3月19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黄朝翰教授、杨沐教授访问我所，与我所黄卫平教授、吕元礼教授、谷志军博士以及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的李淑飞博士进行了交流。 
     当天下午，我所还请黄朝翰教授举办了《东亚经济整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和FTAAP（亚太自贸区协议）》的讲座。讲座中，我所研究生和黄朝翰教授、杨沐教授进行了互动。

由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作指导单位,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中国文化院、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办的“粤港澳合作研讨会暨《粤港澳合作报告》发布会13日在港交所举行,研究粤港澳合作的多位专家就“粤港澳深度合作与自贸区未来”主题进行了深度研讨。我所汪永成教授作为《粤港澳合作报告》的学术顾问之一参加了本次活动并进行了主题发言。

近来，《南方日报》发起、组织了改革观察团，深入深圳市各行政区、新区，调研、点评地方政府创新，并在《南方日报》“深圳观察”专栏给以系列报道。此项活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广东省社科院、深圳市人大、深圳市政协、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协办。我所黄卫平、陈家喜、陈文、马卫红、谷志军和部分研究生先后参与此项活动。

2月9日，坪山新区管委会召开了“坪山新区‘述改革、论英雄’暨2014年度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总结评议会”，会议由坪山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主办，区各局办等机构总结汇报2014年的改革，规划2015年的工作。南方报业深圳改革观察团出席了会议，我所黄卫平教授参与了相关点评工作。

2月6日，由南方报业集团发起，我所参与的改革民间观察团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王垂林带队，先后赴龙华新区和盐田区调研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工作，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我校研究生院副院长陈家喜教授、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卫红副教授代表我所参加了在龙华新区的调研活动，我所黄卫平教授和马卫红副教授参加了在盐田区的调研和座谈。

1月16-17日，首届“天津论坛2015”在天津市迎宾馆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城市发展与治理”。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南开大学校长龚克、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主持闭幕式，南开大学杨龙教授代表论坛组委会发布“天津论坛2015倡议”。芝加哥大学杨大利教授、香港大学张赞贤教授、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蔡永顺教授、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中山大学张紧跟教授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城镇化进程中的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以深圳市为例”的主题发言。我所谷志军博士作为观察员出席论坛。

日前，经我校党委在参考广泛民意基础上，根据我国高校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规定，正式提拔我所副所长陈家喜教授为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我所专职研究员、管理学院原公共管理系副主任马卫红副教授为管理学院副院长。这是继我所专职研究员汪永成教授、程浩副教授已被先后选拔进入学校中层领导班子后，我所作为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为学校发展输送优秀人才方面做出的新贡献。

2015年1月7日，南方报业改革观察团深圳行活动第二站走进罗湖。本次活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广东省社科院、深圳市人大、深圳市政协、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协办。2014年，罗湖共开展5个方面30项改革，实现了以改革促发展、惠民生。其中，人大监督、社区治理、教育领域的改革获观察团成员的致敬。罗湖区委书记倪泽望、区长贺海涛以及各职能部门领导参加了座谈会，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王更辉出席活动并致辞，我所陈文副所长、谷志军博士参加了调研，并就罗湖区的改革项目进行了点评。

2014年12月24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发起成立、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参与的深圳改革观察团正式启动，首站“走进龙岗”。省市两级专家学者、代表委员、媒体和网民代表，通过参观、调研、座谈等形式，探寻龙岗改革基因和创新亮点，为龙岗改革工作把脉献策。我所谷志军博士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4年12月24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发起成立、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参与的深圳改革观察团正式启动，首站“走进龙岗”。省市两级专家学者、代表委员、媒体和网民代表，通过参观、调研、座谈等形式，探寻龙岗改革基因和创新亮点，为龙岗改革工作把脉献策。我所谷志军博士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2014年12月25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广东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2014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在广东财经大学综合楼408会议室举行。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晓主持会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院党组书记蒋斌，省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林有能，省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周华，中山大学副校长魏明海，广东财经大学校长王华等领导同志，及广东省各地社科联领导、高校分管文科领导、社科处领导、优秀论文获奖者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深圳大学社科处副处长王瑜和我所谷志军博士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2014广东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共评出一等奖论文53篇、二等奖论文68篇，三等奖论文87篇，我所唐娟副教授的论文“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空间研究——以天则经济研究所为个案”获一等奖，谷志军博士的论文“我国行政决策模式转型与思想库发展——基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分析”获三等奖。

12月19日上午，“第二次前海廉政监督工作联席会议暨前海廉政监督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五洲宾馆召开，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丘海，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庆生，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局长张备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前海廉政监督局局长周益川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前海廉政监督咨询委员会工作章程》和《前海廉政建设情况测评咨询细则》。丘海同志向前海廉政监督咨询委员们颁发了聘书，我所黄卫平教授被聘为咨询委员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复旦大学牛军钰、中国人民大学毛昭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建明、清华大学过勇、深圳市人大刘曙光、北京大学李成言、武汉大学李斌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郭万达、中山大学倪星、中纪委谢光辉、香港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管胡金爱、黄天祐等十三位专家、教授被聘为咨询委员，在会上各位委员对前海廉政建设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

12月14日在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举办了“2014年全国博士后‘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论坛。该论坛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多位政治学博士后向论坛提交了论文并出席会议。国家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建立、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等领导到会致辞。张文显、马骏、陈家刚等教授作专题报告，郝宇青、颜德如、罗兴佐、虞崇胜、杨雪冬、黄卫平等教授分别点评了不同主题的博士后论文。论坛主办方还从博士后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10篇优秀论文。

2014年12月13日，中央编译局、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法学理论研究基地第二届高峰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本次论坛主题是“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论坛开幕式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国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分别致辞。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教授、俞可平教授、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授、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清华大学张小劲教授、中央编译局文献部主任杨雪冬研究员、中山大学副校长马骏教授等做专题演讲，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安全’”的主题发言。

12月6-7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论坛，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常务副院长郭苏建主持了开幕式，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和中宣部正局级巡视员邓晨明作大会致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王长江教授作大会主旨发言，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论坛并作大会发言，我所黄卫平教授应邀在会上作了以“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安全’浅析”为主题的发言。

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与“政治安全”浅析 
      “国家治理”是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热门的话语，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深入、更广泛了。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提出来求教于大家，那就是中国现在很多问题是后现代的话语与前现代的诉求混杂在一起，用某些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概念去表达极其古老和传统的政治诉求。我简单梳理了一下，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在讲“国家治理”。看了近期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分析，也学习了最近我们国家官方文献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我觉得差别还比较大。如果从学界的解读来看，不同程度的都会和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理论联系起来，觉得这个概念已被我国决策层以不同程度的借鉴、吸收、引进、消化、扬弃以后，才提出的这么一个“国家治理”范畴，即使有些学者会认为我们这个概念和西方后现代意义的多元治理理论不同，但是它也不可避免的要和它勾连起来，正面回应有关系还是根本不同。 
     就目前中国学界对国家治理的解读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理想化解读。以积极的态度引进、消化西方多元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与“统治”相对应的概念，它超越了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统治、管理、管制等理念，以透明、参与、法治、回应、责任、效益、公正、廉洁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开放性、合作性、平等性。期待能够建构起以“民主”和“法治”为最基本特征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规则和新秩序，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作为中国治理发展的理想模式。这一解读的价值趋向明确，但却很难在当下的中国治理实践中得到回响和应证。 
      第二，现实性解读。认为“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是解释和分析转型社会的理论思维创新，既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并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实则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其特点是以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价值目标，将“民主”、“法治”等置于该价值目标和结构性动态调适的框架之下，成为既定国家治理结构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若干具体能力或手段。这一解读似乎更容易从当下中国治理的现实中得到解释，但其转型社会的逻辑又隐含着多元治理理念的某些诉求。 
     第三，以现代国家建构解读。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合的权力和制度体制运行过程，要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纳入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主体发展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建构国家秩序时如何使各种制度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系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而从历史和现实考察，中国现代化至今没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特质，因此当下以政府为主体和为主导的治理，仍然是治理的重心。这一解读的价值诉求虽然更加隐晦地包裹在学理性的表达中，但与前一种解读异曲同工，也就是在论证现实的同时预设了某种趋势。 
     第四，治理绩效的乐观解读。认为要从国家治理绩效来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肯定中国的现行治理体系及其绩效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兼顾了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和治理需要相适应。反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我们党接受了一个西方概念，更反对把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说成“善治”。肯定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强调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只是需要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这一解读虽与党长期的意识形态宣传高度同构，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以致于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在逻辑上成了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 
     第五，党的文献历史解读。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化发展和完善，是改革开放历史任务的总体概况和提升，也是中共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理念的逻辑演进和必然，本质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又不同于西方政治和管理中倾向于向政府分权、实现社会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概念。这一解读从文本上与党中央的正式表述最为接近，与党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较为契合，但还是相对忽略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价值。 
    上述这些观点差异不小，但均不同程度回应了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中“国家治理”与西方现代多元治理理论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看党和的官方文献是怎么解读“治理”的。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实际强调的就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总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认为与其说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来源于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论，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时所指出的“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明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时，需要“进行积极总结”。 
     无独有偶，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的讲话中，也明确讲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认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等等。很显然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巩固政权，牧民治官的思想，与西方后现代意义的多元共治理念，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两套话语，两种价值。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学者是否过度热情地借用了西方后现代的概念，从而误读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传统政治目标。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文献很难发现当下“国家治理”概念与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理论有显性渊源，反而很容易从“治国理政”的表述中强烈地感受到其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巩固政权”、“有效管控”、“成功引领”意义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传统政治使命。 
     特别是最近中央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构建起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主体是国家、是党和政府，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保证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各种侵袭、干扰、威胁和危害，其核心要义就是保障党的领导的有效性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这也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底线，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回过头来再看，我国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很显然就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首先是坚持和保证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是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制基础，加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因此，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也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在新时期提升党领导的治理绩效，“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的新举措和新常态，将此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立于不败之地的制度保障，“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因此，为了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有效性，保证完成“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样一个政治性使命，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和意义上来解读当下“中国式的国家治理”的概念与西方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的关系，而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中央正在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中重新发掘和总结、提升。如果说从现代西方政党理论和长期执政的统计规律来解读中国执政党，就很容易将其视为是一个连续长期执政的所谓“大党”、“老党”；但如果从中华文明的朝代兴衰史看，历史上不乏连续二、三百年的朝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前所未有地崛起于世界东方，目前，可以说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国运最昌盛之际，执政党正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意味着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向上、文明开放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意味着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富裕安康的生活”。 
     而这正有待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来逐步实现。因此，习近平同志要反复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近年来，党中央不断告诫全党必须正视“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在这里还有必要特别提出，面对在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后“增长的极限”压力下，如何用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来有效治理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相对富裕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其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已将“造反有理”的“斗争哲学”潜移默化地植入了新的红色政治文化传统，而早已不再是“温、良、恭、俭、让”了。人类政治发展史反复在表明，重要的似乎不再是“真相”和“真理”是什么，而是人民更愿意相信什么才是“真相”和“真理”，因而让人民更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相”和“真理”的能力也许才是最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

2014年12月6日上午，中央编译局世界战略发展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陈家刚博士来我校指导“城市治理创新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合作项目。陈文副所长主持汇报会，具体介绍了我校地方政府创新中心开展该项目子课题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计划。会议研讨了城市治理的8大案例城市、城市治理的基本内容、调研框架，以及研究成果发布及传播等相关事宜。我所唐娟副教授、马卫红副教授、谷志军博士及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本次汇报会。

11月26日-12月2日我所课题组黄卫平教授，劳婕博士、谷志军博士赴台湾调研“九合一选举”，分别到台北、高雄、台中观察选情，先后拜访了台大政治学系主任徐斯勤教授、洪永泰教授、彭鹏锦副教授；世新大学副校长梁世武教授、管理学院院长徐仁辉教授、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邱志淳教授；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主任黄一峰副教授；空中大学行政学系李允杰主任，政治大学选研中心主任蔡佳泓博士等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座谈。，得到了台湾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界许多同仁的热情协助和指教。

2014年11月25日下午，管理学院名校名师论坛第119期隆重邀请国际知名东南亚冷战、马来亚共产党研究历史学者陈剑教授来我校演讲。演讲主题是“马来西亚计划所引发五邦左翼互动与国际角力”。讲座从下午2点30分开始，5点30分结束。陈剑教授的演讲内容鲜活，语言生动，图文并茂。演讲结束后听众提出多个问题，陈剑教授给予了精彩的回答。

2014年11月20—21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发展战略研究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基层协商民主与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上海市社科院、杭州市、温岭市等高校学者和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30余人出席了会议。我所副所长陈文副教授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与诸位学者就“基层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交流。

11月22日，由我所主办、我校政治学研究生会承办的第三届广东省政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澳门大学、汕头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深圳大学的政治学、行政学专业的研究生30多人出席会议发表论文，华南师范大学王金红教授、深圳社会科学院谢志岿研究员、中山大学王凊副教授、暨南大学白锐副教授、深圳大学唐娟副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对研究生的论文提出了精到的评价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会议开幕式由我所研究员吕元礼教授主持，研究生院院长汪永成教授和我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分别致欢迎辞，表达对参会嘉宾的欢迎和感谢。我所张定淮教授、劳婕博士、谷志军博士等研究员也出席了会议。

11月16日-17日，中国政治学会在成都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暨“国家政治安全与法治中国建设”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政治学界三百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根据中国政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组成的换届领导机构做出的“政治性、连续性、贡献性、代表性”原则要求，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中国政治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副会长及会长。我所黄卫平教授继续当选为政治学会第八届常务理事，汪永成教授也首次当选为常务理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国内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深入解读和阐发。近期俞可平教授分别主编了《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和《国家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人民论坛也编了《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都分别汇编了近期我国学术界一些较活跃的学者在解读和阐发“深化改革”与“国家治理”问题上的最新见解，我所黄卫平教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央授权下的改革局部先行模式》两篇文章被分别收入上述相关著作。

2014年11月8日下午，俞可平教授在“深大讲坛”第三十讲发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演讲。俞可平教授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的全新政治理念。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讲座聚焦国家治理的最新研究动态，着重介绍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要性、意义及相关建议等。我所张定淮教授主持了论坛，校社科部主任田启波教授代表学校向俞老师赠送论坛纪念牌。

2014年11月7-9日，“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南京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社长姚申、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周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沈固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我所谷志军博士参加会议，并在圆桌会议上发言，介绍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的基本情况、刊物特色和发展趋势等，并就本集刊的规范发展问题同与会代表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10月31日我所黄卫平教授在深大“城市治理深圳论坛”上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视野中的“城市治理”》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城市治理” 
      我讲这么一个题目，就是国家治理语境下的城市治理。因为国家治理现在成为很热门的话语，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深入了。正像刚才光磊教授讲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是后现代的话语与前现代的诉求混杂在一起。我简单梳理了一下，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在讲国家治理。看了近期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分析，也学习了最近我们国家官方文献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我觉得差别还比较大。如果从学界的解读来看，不同程度的都会和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理论联系起来，觉得这个概念已被我国决策层以不同程度的借鉴、吸收、引进、消化以后才提出的这么一个治理概念，即使有些学者会认为我们这个概念和西方后现代意义的多元治理理论不同，但是它也不可避免的要和它勾连起来，正面回应有关系还是根本不同。 
      就目前中国学界对国家治理的解读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理想化解读。以积极的态度引进、消化西方多元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与“统治”相对应的概念，它超越了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统治、管理、管制等理念，以透明、参与、法治、回应、责任、效益、公正、廉洁为核心价值，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开放性、合作性、平等性。期待能够建构起以“民主”和“法治”为最基本特征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规则和新秩序，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作为中国治理发展的理想模式。 
      第二，现实性解读。认为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是解释和分析转型社会的理论思维创新，既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并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实则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其特点是以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为国家治理的首要价值目标，将“民主”、“法治”等置于该价值目标和结构性动态调适的框架之下，成为既定国家治理结构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若干具体能力或手段。 
      第三，党的文献历史解读。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化发展和完善，是改革开放历史任务的总体概况和提升，也是中共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理念的逻辑演进和必然，本质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又不同于西方政治和管理中倾向于向政府分权、实现社会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概念。 
      第四，以现代国家建构解读。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合的权力和制度体制运行过程，要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纳入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由单一的政府主体发展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建构国家秩序时如何使各种制度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的系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而从历史和现实考察，中国现代化至今没有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特质，因此当下以政府为主体和为主导的治理，仍然是治理的重心。 
      第五，治理绩效的乐观解读。认为要从国家治理绩效来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肯定中国的现行治理体系及其绩效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兼顾了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和治理需要相适应。反对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我们党接受了一个西方概念，更反对把西方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说成“善治”。肯定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强调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只是需要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  
      这些观点差异不小，但均不同程度回应了中国当下政治语境中“国家治理”与西方现代多元治理理论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看党和国家的官方文献是怎么解读“治理”的。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实际强调的就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总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认为与其说其主要的思想资源是来源于西方的多元治理理论，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2565周年时所指出的“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明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党和政府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时，需要“进行积极总结”。 
      无独有偶，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也明确讲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DNA，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认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等等。 
      我觉得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巩固政权，牧民治官的思想，与西方后现代多元共治理念，这是两个时代，两套话语，两种价值，很有意思，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引用了后现代的概念，要解决前现代的问题。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文献很难发现当下“国家治理”概念与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理论有显性渊源，反而很容易从“治国理政”的表述中强烈地感受到其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巩固政权”、“有效管理”、“成功掌控”意义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传统政治使命。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回过头来再看，在这个大的国家治理的概念下，我国政治语境中的城市治理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城市治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总目标，这是城市治理首先必须保证的政治性功能。在解决了“保证统治”、“有效管治”的基础上，才是城市治理中大量存在的关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问题才是可以一定程度借鉴或者是吸收多元治理理论来协助解决的，因为有很多问题相对来说政治性不是那么强的，应对这些问题上可以从多元治理理论中得到启发，例如涉及到相关城市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结构和核心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资源、市容、人口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我国能否有效解决和成功应对，表面看是一个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本质上还是体现和象征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对这些相对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在政治上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有效性，保证完成“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样一个政治性使命，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和意义上来解读当下“中国式治理”的概念与西方公共管理的治理理念的关系，而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中央正在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中重新发掘和总结、提升。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治理理念用的比较多，但是对它的解读，内容是很复杂的。我在此对这个概念的中国式应用，做了一点点自己的解读，期待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11月4日，深圳市社科理论界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瑞琦、深圳报业集体总编辑宣柱锡、深圳特区报总编辑胡恒芳、深圳大学副校长黎军、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王为理、市社科院政法所所长李朝晖、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谢志岿、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邹平学和我所黄卫平教授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2014年10月16日下午，香港《Newwork Media》杂志社主编Andrew Work 应邀来我所就“占中”问题发表主题演讲。Andrew Work主编首先从自身多年旅居香港的经历出发，为与会者讲述了香港民主化的大致历程。随后Andrew Work主编就时下“占中”问题，从商会、外企等视角谈了“占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时详细的谈了各国政府，如美、英、澳、加、日等，对“占中”问题的态度等问题。会前张定淮副所长代表我所对Andrew Work来我所演讲表示了热烈欢迎。陈文副所长和谷志军博士参加了讲座。讲座最后阶段，Andrew Work主编还与我所学者与研究生进行了互动，回答了有关“占中”走势，及“占中”对台湾问题的影响等方面的提问。

日前，郭翙撰写的《李显龙新政》一书由香港商报出版社出版发行。郭翙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2009年毕业。其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为我所研究员吕元礼教授。该书是在其硕士论文《重造新加坡：“王道”视野下李显龙行政理念与实践》的基础上扩充、改写而成。 
     郭翙认为，李显龙新政的“新”在于他注重温情聆听却不迷失自我方向，注重动态平衡却不放慢前进的步伐，注重开放民主但不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她在书中将“新政”概括为三大方面：注入温情的精英治国新政、协调阴阳的动态平衡新政和审慎开放的渐进民主新政。该书也对李显龙新政的局限有所评述。 

9月2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了“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会-社会创新与慈善社会化改革研讨会”，会议由深圳市民政局、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承办。会议开幕式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和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教授分别致辞，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侯伊莎介绍了深圳市公益慈善社会化改革的举措与设想，来自海峡两岸三地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民政官员及慈善企业工作人员发言，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中包括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清华大学教授景跃进、北京大学教授袁瑞军、上海交大教授徐家良、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仕政、浙江大学副教授吴结兵、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于燕燕、北师大教授陶传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以及香港大学教授李詠怡、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志淳、黄荣护、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黄一峰、台湾松山社区大学校长蔡素贞等，深圳大学马卫红、陈文、罗文恩、黄卫平等作为承办单位分别在会上或主持、或评论，最后由深大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做了会议总结。

由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编的党内刊物《广东组工通讯》在2014年第8期摘要转载了我所关于《西方发达国家党纪监督的做法及其启示》一文，该文是由我所副所长陈家喜教授以我所课题组名义执笔完成的中组部2013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的缩写本。

8月30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国庆联欢会在深圳举行。我所吕元礼教授受邀参加了联欢会。

8月26-27日，我所举办“首届当代中国政治：中青年学者论坛”，会议的主办方有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来自海内外的二十多名中青年学者出席此次会议，其中包括中山大学何艳玲教授，复旦大学陈周旺教授和韩福国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彭勃、樊博教授，国家行政学院何哲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杨宏山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副教授，中央编译局闫建副研究员，山东大学马奔副教授，四川大学王洪树副教授，云南大学白利友博士，台湾中山大学博士候选人殷俊，广东工业大学房亚明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祝全永副教授等在会上发表论文，我所肖俊副教授、马卫红副教授、陈文副教授，谷志军博士等也在会上发表论文。特邀出席论坛的资深学者，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海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明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唐亮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郎友兴教授和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编审胡元梓等作为嘉宾和论文评议人，在会上发表了他们的见解。论坛开幕式由我所黄卫平教授主持，深大党委副书记陶一桃代表学校致辞，王浦劬教授代表中国政治学会致辞。论坛由我校研究生院院长汪永成教授做总结。该论坛将每年举办一届，希望努力打造成为我所的又一学术品牌。

8月22-23日在吉林省安图县举办了“第11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国际研讨会”，会议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中共安图县委、县政府，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会上由安图县委书记季宁介绍了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吕晓波，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副教授李安娜，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家刚研究员介绍了中外社会治理的相关经验；会议各主办方的负责人，中国政府创新网络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周光辉、景跃进、黄卫平、彭勃、吴建南、胡浩民、郭为桂、王谦，以及张静、卓越、褚松燕、陈雪莲、张定淮，吴金群、阎波等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做会议总结。会议还现场考察了安图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网络工作会议，会议由俞可平教授主持，政府创新研究网络的各成员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深圳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编译局等相关研究机构总结了去年的工作，听取了俞可平教授对未来研究工作的设想和部署，并评审和推荐下一轮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的申请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