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党长期执政如何直面竞争选举挑战，是现代政党执政过程中面临的现实课题。为什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取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却在此次大选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人民行动党的优势地位，为什么新加坡反对党能够赢得６个议席，并在阿裕尼集选区历史性地胜出？尽管选情激烈，为什么整个竞选过程始终秩序井然，未出现贿选、黑金、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等东亚国家常见的选举弊病？为什么此次大选被视为是一场“多赢”的竞选？为什么说此次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实践证明：1.一党长期执政不仅可能保持廉洁，也可能逐步推进多党竞选政治。2.长期以执政绩效和经济发展为合法性基础的执政党，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民意挑战。3.缺乏民主传统的东亚威权体制，也可能逐步发展出宪政民主和优质的竞选制度。4.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民主、科学、依法执政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在非对称性政党体制下开放民主选举并不必然带来混乱、动荡和民粹主义。6.在新兴经济发展国家实现“优质民主选举”是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的。
关键词：新加坡大选 一党长期执政 竞争性选举
2011年5月4日至8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一行三人，专程前往新加坡调研该国国会议员大选实况，先后观摩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工人党、新加坡民主党的四场竞选造势群众大会，并随机访谈了新加坡各界民众，全程关注5月7日的投票进展，直至5月8日凌晨选举结果公布。现将此次调研的初步观察与思考汇报如下：
一、为什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取得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却在此次大选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国际社会以廉洁高效著称，在新加坡连续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人民行动党，创造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成就：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14.7%，人均GDP高居世界前列，失业率降至2.2%，老百姓充分就业，保障性住房“组屋”政策令近80%的国民“居者有其屋”。然而，为什么良好的执政绩效并没有换回高度的政治支持率？人民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的得票率降至历史新低，仅为60.14%，比历史最低年份1991年大选的61%还低，更远低于1997年的65%、2001年的75.3%和2006年的66.6%。
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焦点之一是其作风“傲慢”，认为其“自恋、自傲、自满”，由于长期执政，政绩显著，精英积聚，对来自社会底层民众对物价飞涨、交通拥挤、申请组屋面临的各种困难等生活成本上升的民生问题反应相对迟缓。这看似抽象的指控，实际上得到了许多选民的认同与附和，集中反映了老百姓的不满和心声。另外，新加坡传统的“高薪养廉”和“高薪揽才”政策（新加坡部长级薪金是世界第一，并与GDP增长挂钩，2010年普涨5%，而普通民众收入仅增长1%）也日益引发选民对贫富分化的负面观感。
此次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反对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竞选造势群众大会，民众参与踊跃，声势浩大，数万选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原定的会场（运动场、社区大草坪、大型商务办公楼前广场等地）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不得不站在正式会场以外的周边地区，群情激昂，又不失理性地为反对党助选，宣泄着平时长期积压的怨愤。笔者先后随机访问了6位出租汽车司机，几乎一边倒准备投反对党的票。此次新加坡大选还首次开放了网络竞选，给广大年轻网民提供了参与空间，而网络舆论的特点也给反对党大涨了声势，以往反对党竞选造势活动的新闻往往遭遇传统媒体冷遇的现象也有重大改观。
这一现象表明：由于时代的发展，观念的变化和科技进步，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无论政绩如何卓著，很多民众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政府工作中的具体失误，不要说重大决策错误，哪怕是些许瑕疵，民众也会要求执政党对此承担责任。在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法治观念日益觉醒的现代社会；在公民可以自由表达政治意愿，实行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选民往往会将选票投给反对党来宣泄自己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不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是因为其干得不好，而是民众要求其干得更好；不是因为其政绩不彰，更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而是民众的参与诉求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不仅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在增长，而且对公平、正义、民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正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率领竞选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获胜后，对支持者表示的那样，“您的支持也告诉行动党政府和全世界，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您也希望新加坡朝向民主迈进。你们也希望政府更包容、透明、负责以及更愿意作出回应”。代表人民行动党在该选区败选的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也承认：“刘程强先生自己说他们赢得阿裕尼选区不是因为原来的团队做得不好，而是因为选民希望工人党在国会里成为他们的声音。刘先生的分析是公平的，我同意他的看法。选民对工人党在国会里发出强大声音的渴望，是涌进阿裕尼的一股政治浪潮，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抵挡。”
二、面对人民行动党的优势地位，为什么新加坡反对党能够赢得６个议席，并在阿裕尼集选区历史性地胜出？
虽然新加坡执政党选择了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后经济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进行大选，但反对党根据社情民意积极谋划、理性应对，最终取得一个单选区（后港选区）和一个集选区（阿裕尼选区）的胜利，使竞选胜出的议员由上届的2席增加到6席，取得历史性胜利。其主要举措是：
1.反对党在各选区首次全面向执政党挑战。此次大选，新加坡共有7个反对党报名参选。除了政治强人李光耀领衔参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之外，反对党在剩余的26个选区组织力量与人民行动党同台竞争，从而使不满执政党的选民有机会投票表达意愿，避免历次大选中很多选区出现无人与执政党竞选而使行动党不战而胜的局面，给许多长期没有机会投票的选民和首次达到投票年龄的年轻选民表达不满的机会。改变了以往反对党在许多选区无能力推出有竞争力候选人的状况。
2.反对党之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组织协调。在选战开始前，各反对党进行了协调，即尽可能避免相互间的内耗而集中力量对抗人民行动党。各反对党经协调分别在不同选区分别挑战执政党，除榜鹅东单选区分别有工人党和新加坡民主联盟与执政党三党竞选外，其他所有选区都只有一个反对党向执政党挑战，最大限度地避免反对党阵营内部得票分散现象。
3.主要反对党——工人党提出具有较强号召力的竞选口号。工人党的竞选口号是“迈向第一世界国会”，其基本寓意是反对党并不奢望立即成为现有执政党的“替代”性政党，而只是希望成为国会中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情况下的“平衡”性政党。正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所言，“只有反对党强大，才能改变行动党”。这一口号满足了新加坡民众要求在国会中有更多监督与制衡执政党力量的愿望，以此最大限度争取选民的支持。
4.工人党集中精兵强将在个别选区，全力争取历史性突破。工人党选择支持者相对集中的阿裕尼集选区来挑战执政党，上届大选人民行动党在该集选区仅以56%的较微弱优势战胜工人党。上次大选时，新加坡内阁咨政李光耀曾嘲讽工人党秘书长，原后港区议员刘程强“为什么不走出后港单选区到集选区去竞选”。此次大选，刘程强不仅主动回应李光耀的挑战，领衔工人党竞选阿裕尼集选区，还在竞选团队中延揽了陈硕茂这样拥有哈佛大学本科、牛津大学硕士、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海外国际著名律师行执业的精英人士，给予一向奉行“精英主义”的执政党重大挑战，一举击败了由外长杨荣文领衔的执政党5人团队。
5.执政党主动回应人民期待，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给反对党提供了更大的制度平台。近年来，人民行动党已意识到人民政治参与诉求的提高和反对党实力的增强，积极回应和调整政策空间。选举开始前执政党推出政治改革的重大举措，正如李显龙表示的那样“无论大选成绩如何，下一届国会将出现9位官委议员以及至少9位反对党议员。……各党派议员可以针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为新加坡寻找最好的发展策略”。这一制度变革，为反对党预留了比以前更多的制度空间。虽然反对党并不满足于仅出任对修宪和重大法案没有投票权的非选区议员，但执政党开明、开放的改革举措还是激励了选民自由地表达政治诉求。
这一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普遍受教育程度提高，人民将不再仅仅满足于经济增长，而是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对长期执政，一党独大的执政党更多的监督制衡，并且可能理性地、循序渐进地争取民主政治的成长，积极地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争取与执政党进行合法、良性竞争。反对党批评执政党“他们把新加坡当作一家企业来管理，又把国内生产总值当作主要的衡量表现的指标，甚至用来制定部长的百万元年薪”，喊出了“我们不是用来成就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堆数字”（国民团结党），他们“需要团结一致，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而确保国会里拥有多过两个替代政党的议席（新加坡人民党）。李显龙总理在代表执政党总结大选时，也承认“选民的诉求出现显著变化，大家期望反对党人进入国会，扮演制衡政府的重要角色”，同时也肯定反对党“他们的操行负责任，并且组成多元种族团队竞选”。
三、尽管选情激烈，为什么整个竞选过程始终秩序井然，未出现贿选、黑金、族群冲突和暴力事件等东亚国家常见的选举弊病？
人民行动党除了输掉阿裕尼集选区的５个议席和后港单选区的１个议席外，在波东巴西单选区、如切单选区的得票率均刚超过50%，属于险胜。但整个选举过程有条不紊，在理性法治的轨道内进行。其主要原因大致有：
1.新加坡法治宪政成熟，对违法竞选行为惩罚严厉。新加坡宪政民主相对成熟、司法相对独立，对违法竞选行为，以及涉及种族、宗教等极端敏感问题有严格的法律红线。根据新加坡法律，竞选活动仅进行9天，投票日前一天为冷静日，当天严禁公开竞选造势拉票活动。此外，国家对竞选经费和竞选宣传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本次大选观察，新加坡极少选举舞弊案件和恶意人身攻击现象发生。特别是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基本得到广大选民认同，朝野政党及其支持者均能理性接受大选结果，李显龙总理在选后立即呼吁“所有政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尊重大选的结果和人民的决定，全体国人在选举后应该遏制争议，努力修复裂痕”。
2.新加坡长期实施多党竞选，各政党高度理性。虽然新加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实行威权统治，但长期有反对党合法存在并参与竞选，人民行动党自觉地认识到执政党是通过大选受人民委托执政的，“大选是谈论政府的政策的时候，也是政府和人民更新契约的时候”。因此，“要向全体选民发出的呼吁是……请投人民行动党一票！”（2011年5月6日李显龙总理代表人民行动党的竞选广播）而人民也已逐步适应运用选票来理性表达政治诉求，反对党也承认“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了反对党，而他们并没有遭受到有个人针对性的报复”。（2011年5月6日革新党的竞选广告）
3.新加坡现行政治制度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可和支持，使得“建设性”的反对党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长期以来，新加坡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执政党总体上能够顺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更新政策和更新领导班子，“也逐渐改变治理国家的方式”，特别是在应对重大危机时有良好政绩。因此，最大反对党——工人党反复向选民表示，“历来当选的工人党议员从来不曾，以后也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2011年5月6日工人党的竞选广播）。因此，新加坡的此次大选虽然竞争激烈，但主要是围绕各种公共政策的议题在辩论，是让人民选择“确保新加坡安全和繁荣的政党和候选人”（人民行动党），还是选择“能确保行动党真正成为新加坡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以主人自居，也能保障可信赖的反对党议员有机会积累必要的经验，在执政党失败时足以组成替代政府”的反对党（工人党）。执政党警告反对党想争夺领导国家的“方向盘”将危害国家安全；反对党则回应国家需要“备用轮胎”。
四、为什么此次大选被视为是一场“多赢”的竞选？
新加坡此次大选被一些学者视为是执政党和反对党“双赢”的选举，我们认为可能不仅是“双赢”，甚至可以视为是“多赢”的选举。
1.此次大选是反对党的胜利。他们赢得了历史性突破，首次在议会中获得6位竞选获胜的议席，首次在一个集选区获胜，首次获得约40%选民支持。因此，刘程强认为这“是新加坡政治和未来一代的里程碑”，选民“要使新加坡的民主成熟”。特别是工人党获得6个议席，还将根据新加坡新的政治制度保证反对党在国会有不低于9席，工人党还将获得落选选区得票率相对最高的2席“非选区议员”（另1席由新加坡人民党获得），从而成为国会中最有实力的反对党。
2.此次大选也是执政党的胜利。人民行动党在竞选87个议席中获得了81席，还惊险夺回了波东巴西单选区1席原来由反对党——人民党所拥有的议席，继续获得国会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可以轻松通过执政党提出的各项重要法案，包括宪法修正案，保持强势执政的地位。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领衔的执政党团队，在宏茂桥集选区获得了近70%的选民支持，超过上届66%的得票，显示了正在领导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李显龙总理得到人民更广泛的支持，政治声望日益提升。
3.此次大选也是新加坡人民的胜利。此次大选使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强烈地感受到“选民的诉求出现显著变化”，“各年龄层选民对政府和对国家的期望也提高了”，人民希望“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将更具竞争性”（李显龙）。新加坡媒体普遍反映“人民发出了强烈信号，要执政党改变作风”。执政党也一再表示选民的意见他们听进去了，特别是李显龙总理向人民道歉和落选的杨荣文外长呼吁执政党改革，以及为新加坡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老一代政治家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位前总理在大选后宣布退出内阁，从而顺应人民的新期待，正式拉开了执政党改革的序幕。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李显龙总理全面回应了反对党的呼声，将全面检讨和改进民生政策，包括总统、总理和部长的薪金制度，新加坡选民的愿望得到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良性互动。
4.此次大选也为新加坡共和国赢得新的国家形象。选举过程中，新加坡朝野各政党和广大选民的理性竞争、良性互动，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开启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纪元。新加坡长期以来实行威权统治，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制度上对反对党和媒体限制较多。开国元勋李光耀先生以家长作风和强人形象著称，他那种“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别理会民众的看法”和“与其让人民爱戴，不如让人民畏惧”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执政方式，虽曾在这个城市国家取得惊人的成功，但也越来越面临大的挑战和压力。此次大选李光耀还是继续保持他一贯的“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警告选民如投票给反对党，他们将“会后悔五年”，却不仅没有吓倒年轻一代选民，反而更刺激了选民投反对党的票。而执政党现任的领导群体却已认识到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和执政党需要转变执政方式，以应对政治格局转变的紧迫需要。李显龙总理向国人承诺，“我们将以真诚谦虚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不论你是不是行动党的支持者”；并认为“新加坡的政治已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更具竞争性。我希望这会使新加坡更加强盛，而不会分化我们的社会”。落选的新加坡外长杨荣文的团队也很有风度地向竞争对手表示“恭喜”，第一次竞选的王乙康强调“新加坡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无论成绩如何，我们都是新加坡人。”这充分显示了新加坡正在为创造“亚洲优质民主进程”（郑永年）而作出新的贡献，进一步提升了新加坡的国际形象。
五、为什么说此次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
新加坡此次大选是该国政治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表现为：
1.新加坡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制度开始形成。此次大选吸引了大批的反对党候选人参选，共7个政党推出170位候选人竞选87个国会议员，创新加坡历史之最。反对党也向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发起最广泛的挑战，参与27个选区中的26个选区的竞选活动（李光耀参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在规定时间内无反对党合法报名参选），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也创历史之最，工人党在阿裕尼集选区当选5人，在后港单选区当选1人。特别是反对党历史性地首次在阿裕尼集选区的胜利，标志着人民行动党长期在集选区的垄断性优势开始松动。因此，李显龙总理在大选揭晓后明确表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在大选之后，各方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新加坡竞争性的选举制度逐步形成并日趋成熟，虽然执政党的优势和强势地位并没有改变，但国会中的监督与制衡的力量在增长，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将发生重大改革。
2.新加坡政治版图发生重大变化。此次大选230万合格选民投票率高达93.06%，共计205.77万人参与了投票，创新加坡独立以来之最。其中，约有60万21-34岁之间的第一次参与投票者。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并在富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和体制外社会精英的增加，国民的整体素质和选民的政治认同发生了重要转变，人们开始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表达诉求。这一部分选民要求表达和改变的愿望强烈，他们充分利用社交网站如脸书（Facebook）、ＹouＴube和推特（Ｔwitter）为“政治偶像”设立网站、转发文章、表达意见、转发照片等等，成为反对党的重要支持者。历史发展表明新加坡年轻一代不再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作为第一选项，而更重视民主、公正、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重视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政治人物的遴选。
3.人民行动党的强势执政的方式开始转变。人民行动党首次低姿态参与竞选动员。在反对党势力强大的阿裕尼选区，现任总理李显龙亲自为该选区候选人杨荣文站台助选。在5月3日群众大会、facebook上与网民的网聊以及冷静日竞选演说中，李显龙都对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相关议题，如组屋价格、收入差距、通货膨胀、外籍劳工等问题做出回应，坦承执政党的工作不足。选举结束后，李显龙道歉并承诺要“纠正错误”，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将更包容不同意见，更尊重社会大众的意见，更多地为普通老百姓提供政治参与的平台，倾听民众的心声，而不仅仅依靠专家和精英，体现了具有民主精神的政治伦理。据新加坡民众反映，这在李光耀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4.老一代政治人物正式淡出历史舞台。新加坡大选结束后一周，5月14日新加坡内阁咨政李光耀和国务咨政吴作栋两位前总理出人意料地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内阁退休，他们表示：在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选举后，他们决定离开内阁，因为“研究新的政治局势并考虑这一局势对今后的影响······是时候让年轻一代推动新加坡在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向前”。他们认为，他们已为新加坡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是让李显龙总理和他的年轻领导团队有个全新阵容的时候。他们看到“新加坡年轻一代除了需要清廉和任人为贤的政府，以及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之外，也要政府在作出将影响他们的决定时，同他们进行更多的沟通。”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开国元勋，名副其实的“小国大政治家”，他所开创的“新加坡发展模式”给东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启迪，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他的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发展，他在87岁高龄时的“华丽转身”，顺应了时代潮流，将为新加坡的未来创建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李光耀先生从内阁退休，标志新加坡的“后李光耀时代”正在向“李光耀后时代”转变。
六、新加坡大选的政治启示
1.一党长期执政不仅可能保持廉洁，也可能逐步推进多党竞选政治。只有搞多党制才能遏制腐败的观点和多党竞选条件下一党难以长期执政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内部也曾研讨，在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为适应民众政治参与的需要，是否可将人民行动党主动分解为两个代表不同公共政策取向的政党，以供人民选择。而现行的新加坡非对称性政党制度条件下，反对党并无能力替代执政党，却能起到警示、监督、制衡执政党的功能，反而更有利于人民行动党努力改革、完善执政方式，积极回应民众需求，遴选出选民“公认”的优秀干部。
2.长期以执政绩效和经济发展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执政党，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民意挑战。人民对执政党的要求是不断提高的，只有不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时俱进地改革、完善执政方式，代表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才能不断保持执政地位。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时代和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时代，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国家发展的政党的领导方式和回应人民需求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参与决策的愿望与分享权力的诉求，必将与日俱增，这就是创造了新加坡奇迹的人民行动党今天面临的压力。
3.缺乏民主传统的东亚威权体制，也可能逐步发展出宪政民主和优质的竞选制度。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诉求必将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网络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自我意识、参与要求和国际视野不断发展，传统权威和历史价值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只有适应这种时代变局，改革传统政治体制，才能满足民众愿望，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已经使传统东亚人治国家向现代宪政法治国家转型，人民高度认同现行体制及其发展方向，执政党、反对党和选民都在共同价值规范和制度框架内博弈，给世人提供了很有想象空间的发展远景。
4.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对现代国家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民主、科学、依法执政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顺应和驾御竞选政治的能力，了解和掌握主流民意的能力是二十一世纪现代政党的核心竞争力，这与上世纪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核心竞争力有着显著不同。在上个世纪，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看能否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满足多数民众的愿望。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民主法治建设逐步推进，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如何应对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如何主动代表民意，积极回应民意，有效整合民意，善于引领民意，不断满足民众的参与和共享的需求，从而有效驾御竞选政治的能力，正在不断地考验着执政党。
5.在非对称性政党体制下开放民主选举并不必然带来混乱、动荡和民粹主义。面临复杂的国际竞争和国家安全形势，在确保国家经济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大前提下，适度发展民主政治，不断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空间，开放竞争性选举民主并不会必然导致民粹主义。只有在威权体制下，民众政治参与空间狭窄，只能通过网络进行非理性的民粹情绪的狂热宣泄，才是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威胁。新加坡大选期间网络民意和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倾向反对党，但选举结果执政党依然获得60%选民的支持，掌控90%以上的国会议席，与网络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希望反对党可以拥有20%的议席有较大差距，表明多数民意是高度理性，反对党的支持声音可能很大，但支持执政党的选民往往没有主动出声，但他们理性投票，肯定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历史功绩和未来改革的承诺。在非对称性政党体制下，相对弱势的反对党的支持者往往可能是“积极选民”，而相对强势的执政党的传统支持者则会有不少“消极选民”，执政党只要积极回应多数选民的诉求，充分激发传统支持者的政治热情，是完全有能力既开放政治选举，又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
6.在新兴经济发展国家实现“优质民主选举”是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的。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特别是选举民主的良性发展在不同的国度是有条件的，如较长时间的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不大、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及意识形态等文明冲突较小，国家的法治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对政治制度及发展方向有基本共识等。新加坡共和国这个以华裔人口占四分之三，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族裔共同构成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东南亚城市小国，正以其骄人的经济成就和廉政指数，以及发展中的“亚洲优质民主”，给人类政治发展提供特定的参照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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