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政党与创新型国家研讨会暨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十周年庆典”顺利召开

“学习型政党与创新型国家”学术研讨会

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10周年庆典

（开幕式速记稿）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26日09：00—12：00

会议地点：深圳南山蛇口海上世界明华轮酒店

会议开幕式主持：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  黄卫平

会议致辞：深圳大学副校长、教授  李凤亮

          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教授  黄发玉

          中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  俞可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房  宁

          中联办深圳办事处副主任、教授  郭正林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汪永成

内  容：

    黄卫平：尊敬的各位领导、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同仁和各家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作为深圳市首届学术年会的组成部分，“学习型政党、创新型国家”学术研讨会现在正式开会。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洗礼后，新中国正史无前例地以自己的特定姿态，和平地崛起于世界，开始了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而中国的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地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运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在全世界应对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之际，中国道路、中国探索、中国经验、中国案例、中国特色乃至中国模式，成了时髦话语。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新的挑战，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新的重大贡献，值得我们去作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今年底也恰逢我们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建所十周年，虽然我们地处中国政治和学术主流圈的边缘，但我们有幸直接生活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城市——深圳经济特区，亲身感受了中国市场经济先行地区率先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和政治效应，这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题材和生动的对象，也对宏观分析和预测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特定参照。在我们深圳市正在准备迎接明年的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在改革开放打响第一声开山炮的蛇口工业区，在“海上世界”这艘由邓小平亲笔题字，在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船上，我们邀请了海内外许多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发展，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帮助我们研究所成长的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学习型政党、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无疑是我们研究所十周年庆典的最好方式。

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等长期以来对我所工作的大力支持，将本次研讨会纳入深圳市首届学术年会的组成部分，不仅提高了本次研讨会的层次，而且体现了深圳市宣传文化界和学术理论界积极进取，努力创新，不断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改革精神。今天代表主办机构出席会议开幕式的是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黄发玉同志。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长期以来对我所学术研究的热情扶持与积极推动，正是由于他的提议和帮助，十年前我们这个以“经济特区”著称的城市和我们这所新兴的年轻大学，才会诞生我们这样一个主题高度敏感和前卫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他还不断地给我所的发展提供机遇，使我们这个地方院校的小研究机构能够在不断与中国政治中心和中国政治学主流学术圈的长期沟通、互动与合作中，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贡献一点有地方特色的绵薄之力。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国政治学学术主流圈长期以来对我所学术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今天出席此次研讨会的学界嘉宾都是多年来为推动我们所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朋友，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周末圣诞假期前来支持我们的会议，他们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教授，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深圳办事处副主任郭正林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萧滨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商红日教授，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国家行政学院时和兴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李路曲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王金红教授，复旦大学何俊志教授。

我们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邱志淳教授和台湾淡江大学的黄一峰教授，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唐亮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沐教授和薄智跃教授，他们的到来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与视角，也感谢他们为推动我们所的学术交流工作所做的贡献。

出席今天会议的还有来自各新闻媒体的很多朋友，他们包括深圳各主流媒体和《社会科学报》、《南方都市报》、《南风窗》等媒体的朋友。我们衷心感谢他们为提高深圳市的文化软实力和推动社会科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此我谨代表我们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对各位从百忙中远道而来的专家学者、领导嘉宾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还要由衷感谢深圳大学历届领导班子对我们所工作的长期支持，为我们研究所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在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扶持下，我们所以吕元礼教授为代表的以中国关怀为本的新加坡研究和以张定淮、邹平学教授为代表的香港政制发展研究，已经在去年和今年先后另外成立了两个直属学校的独立研究机构：新加坡研究中心和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特别是后者还是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的重点研究基地，如果从行政本位的角度而言，其层级相当于教育部的重点研究基地。这两个研究中心的建立不仅是我们所学术研究方向的发展，实际上也为我们所开拓了更广泛的资源，这是深圳大学高度重视政治学、法学学科建设的具体体现。

下面隆重推出我们深圳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主管文科教育的李凤亮教授致辞！

李凤亮：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新老朋友，我不是搞政治学研究的，但今天见到俞局长、房所长还有谢社长，各位领导、嘉宾，觉得非常亲切，很多朋友年内已见了好几次面，感到非常熟悉，在这样一个“海上世界”，风和日丽，别具一格的会场，我想非常轻松地讲几句比较感性的话：

第一句话，热烈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来到深圳参加我们的学术活动。大家对深圳大学并不陌生，深大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产物，今天会议研讨的是“学习型政党与创新型国家”，深圳大学本来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创新而诞生的，今年是深圳大学26年的生日，26年来大学经过快速的发展，在上级，包括教育部、省、市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全国学界同仁的支持下，学校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的校园非常漂亮，很多专家学者都去过，但现在已略显拥挤，建校的时候设计规模是4000人，今天在校学生将近3万人，好在市委市政府非常支持，在西丽新辟了1.46平方公里给我们学校，给了深圳大学巨大的支持。我们学校用23年时间完成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学位的三级提升，充分显示教育部对深圳大学的关心和支持。目前我们学校正在积极推进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不断地履行作为特区大学、窗口大学、实验大学的使命，这项改革目前启动的主要是人事分配制度，明年还有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科研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我们已成立了两个教授委员会，人事工作、计财工作，这些教授委员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这一轮改革当中我们进一步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全新改组学术委员会，除了校长以名誉性或者象征性地进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之外，所有的副校长，包括我本人，还有我们社科处长、机关部处的处长，一律不进入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不是说那些处长没有水平，我们要试图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适度分离。我们欢迎在座各位专家、学者进一步关注深大、支持深大，帮助深大一起发展。昨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还报道了这次深大改革的相关情况。

    第二句话，最衷心的感谢，首先感谢深圳市社科院把这样一个重要学术任务交给我们，这一次深圳市举行首届学术年会，除了一次大会以外，还有三个学科会议，三场高端讲坛和三个学会会议，深圳大学作为深圳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和重要学术单位，积极主动承办了其中两场高端学术讲堂，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陈来教授还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陈兼教授刚刚做了两场非常精彩的报告，今天的学科会议也是其中的一场学科会议，1月9号还有一场关于比较诗学的学科研讨会，在深圳，社会科学研究的圈子不大，但是深圳大学跟社科院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们相信这种合作将进一步持续下去、深化下去。还要衷心感谢的是包括在座的俞局长等各位专家学者、各界嘉宾长期以来对我们深圳大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的大力支持。我刚来深圳大学不久，但是我已经知道在座的包括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谢社长，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支持力度非常大，我们欢迎各位专家学者除了开会以外，经常来深圳大学传经送宝，给我们的工作指导。

    第三句话，最诚挚的祝贺，今天除了是学科研讨会以外，还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10周年的庆典，庆典非常有寓意，因为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日搞这样的庆典非常有寓意，跟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学科定位也非常契合。黄卫平所长领导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国内学界交了很多朋友，也得到大家的支持，在深圳大学校内，我在几个场合都讲过，他实际上是我们文科科研机构改革的样板，里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怎样集中全校的力量，集中打造优势学科、特色学科，怎样发挥众人的才智，黄教授非常有胸怀，我跟文科一些学术带头人讲，你们应该学习黄教授的领导意识和学术胸怀，扶持年轻人，扶持整个学科团队的发展，甘做人梯，把大家一步步扶上去，这个学科也就逐步做大做强，现在看，这个研究所成立10年，这个学科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我们相信在学校的支持下，在学科同仁的关怀之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未来的10年，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最后，祝贺这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欢迎各位专家、各位领导经常来到深圳大学多关注深大、支持深大，谢谢各位！

    黄卫平：谢谢李副校长！下面有请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黄发玉教授代表这次会议主办机构致辞。

    黄发玉：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我本来以为来就是听一听大家的高见，没想到发言，因为更高级别的领导临时有事出差去了，我代表主办单位说一说我们的一些想法。

今天这个研讨会在这个地方召开，在这个时候召开，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最近几年有一些特殊的时间点，大家知道去年是改革开放30年，今年是建国60年，明年又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年，刚才李副校长说了，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这些时间点都非常有意义，加上这个地点，这艘船的“海上世界”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都是特别有意义的。

今天请到国内外众多高端专家学者在这里开研讨会，可以说是高朋满座，济济一堂。首先，我代表首届深圳学术年会的主办单位向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在新年到来之前，在百忙之中到深圳出席研讨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代表主办单位对深圳大学、对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承办这次会议所做的具体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要说的第二个意思，深圳经济特区经过30年的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文化建设在历届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相比而言，深圳的学术文化还显得相对薄弱，特别是和国内一些先进城市、大城市相比，深圳学术文化的力量比较单薄，科研机构比较少，只有深圳大学这么一个综合性大学，另外还有两所职业大学，满打满算也只有三所高校，因此和中国所说的副省级单位以及同样规模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以及同样经济规模的城市比，我们去年GDP是7800亿，GDP有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只有上海、北京、广州，然后是深圳，跟这种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行政级别规模的城市相比，深圳的学术力量可以说是最薄弱的，科研机构、大学是最少的，深圳学术力量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比较小，正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所以我们要急起直追，我们要向国内先进城市学习，也向境外先进城市学习，向国内、国外的专家学者学习，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学术年会就是这个目的。

深圳学术年会从今年开始是首届，我们举办学术年会的目的就是要繁荣深圳的学术文化、培育本土的学者，为本土的学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不仅是互相交流，同时也向国外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学习，这是我们的想法。学术年会举办的框架是这样的，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联（我顺便说一下，深圳社科联和社科院是一个单位）、深圳特区报业集团三家作为主办单位，报业集团非常积极，作为主办单位，他们配合我们的研讨活动，在报上对专家的高论进行更为广泛的宣传。还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由深圳市科研机构、学会承办的，一共有10项系列活动，其中深圳大学就承办了4项，所以深圳大学作为深圳唯一的综合大学，作为深圳市社科力量最雄厚的科研机构，承担了大头，这是主办单位感到非常欣慰的，也应该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圳的学术文化经过30年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个成就除了深圳学者自己的努力之外，离不开国内外大城市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我们的支持，很多学者在百忙当中把其他的活动推掉，参加我们的研讨活动，深圳社科联也好，宣传部也好，确确实实非常感谢大家。

    我代表主办单位对这个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同时也祝愿这个会取得圆满成功，在新年到来之际，我借此机会祝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全家幸福，谢谢大家！

    黄卫平：谢谢黄发玉副院长！下面有请中国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致辞。

    俞可平：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10周年庆典活动，跟新老朋友有相聚的机会，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北京大学政府创新中心，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成立10周年以及“学习型政党与创新型国家”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我有特殊的感情，黄教授说要开这个会，我说我一定要参加，我直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出版座谈会后就赶过来了。我见证了这个所10年的发展，我非常高兴在短短10年中，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批人才都是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各有特色，我昨天得到一个消息，周林刚同志这么年轻，33岁就评上了正教授，他也是我们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的成员，我也感到很光荣。这个所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研究的领域，在每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还出了一大批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在学术界和有关决策部门产生了影响，确确实实值得庆贺。

    这个所为什么这么成功？我认为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积极进行建设性研究。建设性研究从两个意义上讲，一个是从学术意义上讲，主要通过自己研究的成果、发表的观点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得到学术同行的肯定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这些年有不好的风气，有少数人或者少数机构不是靠自己建设性的成果引起关注，而是靠批判别人引起关注，这种批判如果是正常的学术批判，当然是欢迎的，有些批判是扣帽子、打棍子，动不动就说这个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西化的。大家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政治舆论下，如果说一个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非常严重的事，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进行建设性研究的学风值得高度肯定。一种学术批判、有价值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积极建设性研究的基础上，这样的批判才有意义，也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光是扣帽子、打棍子，一定是不得人心的。建设性的研究还体现在给决策部门的对策研究上，首先肯定地方政府党政机关所做改革的积极意义，从善治出发，帮助他们改进一些制度、政策、方针，提出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建设性的研究。

第二，善于利用合作网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虽然在深圳特区，但毕竟从学术的角度，积累不多，深知自己的不足，善于建立合作网络，包括在座的，好多都是这个所的朋友，我自己也是这样，不光跟这个所有紧密的联系，跟这个所的学者已经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们很善于和党政部门建立合作网络。昨天晚上我看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多合作都是和中央部委合作的，特别值得鼓励。还有他们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和媒体建立了合作网络。我觉得善于利用合作网络是这所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现在的网络时代，这种网络尤其重要。

第三，充分利用自己的区域优势。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地处深圳特区，立足特区，首先把特区的研究做好，好多研究是立足于特区的，参与了特区好多基层改革的研究，同时也利用这个区域发展对香港的研究、新加坡的研究，都是这些年来卓有成效的，我觉得这些研究之所以取得成果，跟充分利用区域特色很有关系。我衷心希望这个所在未来10年，未来10年正好建成小康社会，希望这个所在未来10年当中有更辉煌的成果，我也相信能取得更多成果。这两年我发现中国政治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地方政治的研究以及地方的政治学者成长速度超过北京学者，北京在这方面，无论是有影响的学者产生还是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我自己觉得这些年来北京比不上地方，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这些年来在各地新兴的政治学研究中非常耀眼的力量。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成功，新年马上到了，预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新年快乐，谢谢大家！

    黄卫平：谢谢俞教授！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教授致辞。

    房  宁：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非常高兴应邀出席今天的盛会，应该说恭逢盛会，一方面是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我来了以后才知道，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建所10周年的庆典，真是可喜可贺。致辞不敢当，谈点感想。

昨天一来，觉得很兴奋，看到“海上世界”，过去听说过，住在这个有意义的地方，坐在这条船上，很高兴。昨天晚上看会议的有关材料，特别是看咱们所10年来的大事记，我觉得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确实取得很大的成就。

从“天时”来说，刚才黄所长谈到，特别是从去年以来，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到今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迎来了建国六十年，世界上谈论中国谈论的很多，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一方面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观，深圳和蛇口这个地方就是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我们的改革随着它的深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未来中国的20、30年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个事业能否全面、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治发展、政治体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时候研究这些问题，时代提供了这样的要求，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我相信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以及政治学界同仁在这个时代都会有我们的作为。

    从“地利”来讲，我这次是第二次来到蛇口，深圳的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春天的故事》里唱到在南海的边上划了一个圈。蛇口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得风气之先，发展先行，问题也先出，经验也应该在这里首先产生，我想谈一个个人对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看法，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各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政治学从恢复以来，改革开放的30年来，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应该说人才辈出。另一方面，我们对于经验性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积累，特别是中国的发展，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学习型政党，实际上30年来，由于面对全新的事业，注重学习是社会的风尚，我们政治学界其实也在努力学习，这个学习归根到底还是应该从实践中来，因为理论来自于经验，经验来自于实践，最终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努力。西方的政治学，包括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曾经经历过经验主义的阶段，看来这样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国的政治学要想作出与其他学科，包括像中国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相媲美的重要成就，我们确实应该关注中国自己的经验，特别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以及很多在地方上关注基层民主、关注地方政治发展的学术机构，到是作出了很多成就，可以说有地利之便。

    还有“人和”，这样的会议，我们看到来自国外、境外以及祖国各地的学者们齐聚一堂，我从北京到这个地方，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温度相差30度，我们感觉这里是春意浓浓，非常好的地方，说明深圳大学还是很有号召力、吸引力，也希望我们政治学界的朋友们加强合作，加强交流，加强相互的支持，把我们的事业共同推向前进。

    最后，代表我们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向会议，向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以及各位朋友表示祝贺，也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黄卫平：谢谢房所长！下面有请中联办深圳办事处副主任、中山大学郭正林教授致辞！

    郭正林：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授、各位新老朋友，我想谈三点感想：

    第一，祝贺首届深圳学术年会旗开得胜，同时我也预祝“学习型政党与创新型国家”研讨会圆满成功，祝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这10多年来取得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确实有缘分，和黄所长、张教授等一直有学术的交流交往，确实感受到这个学术团队活力四射，成果不断，研究具有前沿性，也很有针对性，黄所长不断强调原创性。10多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成果是连续不断的，而且不断提高的，确实值得祝贺。

    第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对港澳政治研究先行一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我希望这个研究能够继续深化、加强。回归以来，香港和内地经济、社会、文化，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应该说不断深化和扩展，特别是对于广东地区。而深圳和香港同城化是趋势，我们现在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发展，对香港特区的管制以及政策、决策、执行、预警机制方面的研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头，有待深化。在中山大学我们也有一个想法，要加大对港澳政府和管理的研究，希望这方面有机会加强合作。建设学习型政党在中联办也是有具体行动的，我们明年即将在深圳建成一个比较大型的培训、调研中心，也可以说是中联办系统干部的培训基地，其中将发展包括“一国两制”理论在内的基础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中心的建立，能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和理论合作研究的新平台，明年这个平台建好之后，我在这里预先邀请大家多多给我们指导，也希望有机会举办一些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希望各位在座领导和专家支持。

    第三，对这次学术年会以及研讨会，三家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么好、这么优越的环境，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对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周密的安排和非常热情周到的接待，我感到非常感谢！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元旦节双节愉快，家庭幸福！

    黄卫平：谢谢郭正林教授！最后请我们研究所的汪永成教授简单汇报我们研究所10年来的工作。

    汪永成：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受黄卫平所长的委托，借今天的机会将我所成立10年来的一些情况简单给大家汇报一下，请各位对我所的发展继续给予关注、关爱、指导和帮助。

我们所1998年筹建，1999年12月成立，我们的历史比澳门特区政府的历史只短一天。2000年初的时候，深大组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成功申报教育部重点基地的时候，我们所成为它的下属机构。2003年深圳大学独立组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成为学校直属的研究机构，同时被遴选为广东省高校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是我们的历史。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成绩。10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天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地利和深大中青年政治学者的人和，主动创造相对优势，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方面是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特色。1、长期参与中央组织部重点调研课题，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我所研究人员先后承担了9项中组部的年度调研课题，获得5次一等奖，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包括贺国强等中央领导的批示，我所的代表两次在中组部的全国党建研究年度总结会上介绍经验。2、积极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工程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也受到课题组负责同志的肯定。3、积极承担地方政府的委托项目，我们10年来承担了大量地方政府的委托项目，比如参与和推动深圳市盐田区和南山区的有关社区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

第二个方面是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令人欣慰。1、我们所的核心研究人员（十位左右）承担了较多数量的科研课题，从成立以来，我们研究所先后获得了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广东省规划项目，8项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还包括9项中组部年度调研项目，从数量上来讲还是比较多的。2、出版了较多数量的学术著作，成立以来我所先后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等5个系列的学术出版物，昨天到我们研究所的展柜大致数了一下，大大小小的书一共50多本，比如《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经连续出版了7集，入选了CSSCI，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3、获得了数量较多的学术奖项，这些学术奖项大体加起来也有几十项，我们获奖的学术出版物数量自然无法与国内学术主流圈的研究机构相比，但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的核心成员不到10人的研究机构来讲，我们觉得数量还是比较高的，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和社会显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学术研究还是比较欣慰的。

第三方面是学术交流活动始终保持活跃态势。1、10年来我们共举办了30多场像今天这样的学术研讨会，由于举办的研讨会数量比较多，以至于陈家喜博士、陈文博士成了会务专家。2、积极参与各种境内外学术交流，10年来我所的专兼职人员到海外参加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共50余人次，出访了包括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到土尔其、阿联酋、马来西亚、老挝等国家和地区，同时我们接受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到我们所交流访问，接待人数超过80人。3、我们在学术交流方面举办了50多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坛，这些讲座的嘉宾主要是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俞可平教授，以及曾经给中央政治局进行过辅导讲座的黄宗良教授、林尚立教授，徐勇教授等。他们的演讲对提高我们的学术氛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方面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简单概括为我们的团队成员持续成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具有小核心、大网络的特点，核心成员相对固定，通过10年的成长，学术研究团队已经有了较强的研究能力，在国内外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从刚开始的一到两个教授，现在我们研究所几乎都是教授或副教授，有的教授从染头发的教授变成不染头发的教授，有的从不染头发的讲师、助教变成了开始染头发的教授，说明这10年来确实很辛苦。回顾10年里的成绩，我自己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步子不大，天天走，成绩不多，年年有”，这是我们的成绩。

    下面讲一下我们的特色，在科学研究方面，作为一个地方的研究所来讲，有四个方面的特色：第一，研究问题的前沿性，我们所在国内比较早的开展了有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比如利益集团研究、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研究、乡镇选举方式改革的研究、基层人大代表竞选现象研究以及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象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我国现实政治发展中属于重大前沿问题的探索，显示了我所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学术开拓性；第二，研究方法的实证性，我们长期对全国的乡镇选举方式改革和基层人大代表的竞选现象进行跟踪和比较研究，坚持采取现场观摩、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当面访谈等形式，搜集原始资料，出版纪实性案例分析类著作，为学界提供史料性的成果；第三，研究重点的本土性，我们充分利用地处深圳经济特区的地缘优势，首先将研究的焦点锁定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现行地区，深圳本土出现的最新微观政治现象，比如人大代表竞选、城市业主维权等，对微观的现象做宏观的思考，研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由此争取我所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里的相对优势；第四，研究活动的开放性，我们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深圳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深圳大学的领导下，广泛与中央组织部党建所、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华东师大农村研究中心等国内主流学术机构合作，开放吸收校内外学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和举办学术活动，也有效提升了我所的学术品位。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一个学术氛围相对比较单薄，学术底蕴不太深厚，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充满各种利益和机遇诱惑的城市里生存和发展，尤其是我们在进行敏感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在下一个10年，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继续前行，希望在座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像中央政府支持和关注澳门特区政府一样继续关注、关爱和支持我们当代所的发展，谢谢大家！

    黄卫平：今天上午的会议开幕式到此结束，短暂休会以后，下一场是湘林教授主持学术主题演讲，谢谢大家！

学术主题演讲

主持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徐湘林教授

    徐湘林：这一场演讲有四位专家做主题发言，每位专家的发言时下面首先请俞可平教授第一位发言。

    俞可平：感谢会议邀请，尤其感谢黄卫平教授给我选了一个题目，让我讲政府创新，我专门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1万多字，太长了。

政府创新，大家知道，说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我们不光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取得巨大的政治进步，这对中国学者和中国人讲毫无问题，我们都感受到了政治进步，但对西方学者来讲，有分歧，他们认为中国的进步有目共睹，了不得，但是政府的变化几乎很小，为什么这样？他们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政治框架，比如是不是多党制，是不是三权分立，是不是普选，我们进行的主要是一种制度的改革，我们不是政治框架的改革，我们框架没改，但是下面具体的制度和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我们讲的政府改革更多是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集中体现在政府创新。我们和北大、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到现在五届，这届的30个入围项目已经出来，1月17号在北京大学将进行隆重的答辩，30个里面选10个颁奖。

回顾总结一下这五届，114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入围到优胜奖，实在分不出区别，因为都很优秀。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改革获得了奖励，体现在我们对地方政府改革创新是一种什么态度。第一，各级党政的领导部门，他们做什么？他们来申报什么？体现他们的价值导向。第二，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专家学者，最后的评选有一个专家库，在座好多都是我们专家库的成员，“我们”指的是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者、领导者和专家学者。我今天主要讲讲这个。

    总共有1500多个地方政府申报，行政层级从省到乡、镇，第五届有7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单位申报政府创新奖，但最后很遗憾，只有1家入围，市长压力也很大，省级政府申报，怎么连入围的资格都不给我？我说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不能干预。114个入围，30个入围。

    我们有16个鼓励的重点，我们鼓励推动哪些政府创新？

    一、公共服务，这类项目获奖的最多，总共12项，占总数的10.5%。公共服务跟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直接相关，成绩不讲了，我们发现这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公共服务的制度贡献相当缺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偏低，一些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比较严重。

    二、简化审批，减少管制，提高效益，方便群众，简单说就是行政审批，这类项目11项，占总数的9.6%。从中央到地方，基本砍掉了一半的行政审批项目，行政审批改革以前最多一个项目的公章是266个，去年我们收集到的案例，最多一个项目的公章减少到100个，这了不得，但这方面还有一些突出的问题，政府的行政成本极高，相当一些领域行政管制过多，而且某些领域出现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典型的是大家前不久看到的，新闻署和文化部就魔兽世界的版权问题公开争论。

    三、社会救济制度，维护社会群体的权益，11项，占9.6%。这方面中央政府成就巨大，被国际政府认为是这方面成绩最优秀的政府。但是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建立长久持续的扶贫机制还没有建立，要实现从输血型抚贫为主转向造血型抚贫为主。政府救助之外，民间的救助体制不完备，除了困难群体的物质救助以外，教育、环境方面制度性的救助还不够，尤其是对妇女、儿童、民工、残疾人员和少数民族的帮助还要进一步提升。

    四、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公平正义，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基础建设，这些年来我们有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中央在发展策略上，从效率优先结构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职工的养老金逐步可以在全国流转，这又是一个突破性的改革，但是我希望尽快给全部的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而且可以流转，这样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就大大推进了。总体情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是相当低的，大多数的农民还没有很好地享受到，现在已经开始试点了，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非常明显，全面覆盖的福利体制和保障机制还有待建立起来。

    五、村民自治有10项，占总数的8.8%，相当高，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80%是农民，现在有55%人口在农村，但毕竟还是多数。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最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经济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政治是村民自治。现在产生的问题是整个农村的自治机制已经难适应整个社会协调化转型的需要，家庭承包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面临深刻的困难，对农村进行结构性的改造，建立土地、房屋、行政和公共服务制度，已经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紧迫任务。最近修订的村民自治法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但光靠村民自治还只是农村治理的一个方面，解决不了农村整个治理机制的问题，需要从整个制度着手进行治理改革。

    六、竞争性选举，扩大竞争性选举，推进民主政治进步，有9项，占7.9%。民主离不开选举，尤其是竞争性选举，但是竞争性选举给我们造成一个困境，历史上对竞争性选举留下不好的印象，民国时期贿选，现在泰国、菲律宾这些地方的竞争性选举又给我们留下不好的印象，竞争性选举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一方面做政治学研究的都知道，没有竞争性选举，指定的“选举”，民主政治的意义不是非常典型，但是搞竞争性选举可能带来极大的政府风险，怎么办？现在乡镇开始了一些改革，一些大胆的改革者已经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突破性探索，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竞争性很少，我们对竞争性选举还存在极大的恐惧心理，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还不完善，决定性的突破改革也不多见，甚至宪法法律明确规定县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因为缺乏操作性机制而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希望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方面会有一些突破性进展。

    七、行政机关自身的改革，9项，占总数的7.9%。行政机关的改革，尤其是建立法制政府、责任政府这方面有很多非常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改革举措，成绩不容忽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严重流失，政府给老百姓带来的利益和所预期得到老百姓对他的公信力成反比，按说政府给你这么多好的福利，你应该感谢政府，增加对政府信任，但反过来，反而下降了，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依法行政程度还不高，离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遥远的距离。科学的政府绩效观和国家治理体系急需建立。

    八、协商民主或者叫做民主决策，这方面的项目7项，占6.1%。中央讲的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认为这四个环节最重要的是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正好我们有一个政治协商制度，我们现行制度方面给选举民主的制度空间并不大，但是给协商民主的制度空间非常大，这方面地方政府这些年做了许多探索，无论哪种民主形式，都涉及到政府把权力交给老百姓，都不容易，即使是协商民主也不容易，存在一些问题同样不能忽视。而决策民主的制度化程度也不高，一些好的做法迟迟得不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行政主导现象在各种协商和决策过程中比较普遍存在，比如我们大家知道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多好！没人说不好，但是为什么在浙江推广程度还不是太广？全国推广程度更少，所以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九、化解矛盾，加强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这是共识，这方面的项目也是7项，占总数的6.1%。应当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的转型，能够维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很不容易，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自己的看法可能和许多学者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我们政府在这方面的成绩是要高度肯定的，社会变化太快、太大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转型，基本能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很不容易。但有些问题需要我们高度警醒，犯罪率居高不下，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明显不足，恐怖又成为新的威胁，民族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有待缓解，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机制尚未建立，而以“堵”为主的静态环境机制正在积累社会更多不稳定因素。

    十、政务公开，这方面是6项，占总数的5.3%，这是我们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政务创新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前年国务院颁布了《信息公开条例》，在政务公开和透明政府建设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现在有很多原来被视为国家机密的消息经过制度规定必须第一时间发布，而且违反规定要追究责任，所以成绩非常了不起。但是有些问题不可忽视，政务公开的相关法律和制度机制还不完善，作为各级公共权力核心的各级党委信息公开化明显落后于政府机关，这次四中全会在党内民主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党务公开，包括建立地方党委的发言人制度。总体上党和政府信息公开，决策程序透明还远远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尤其是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

    十一、拓宽公共权力的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5项，4.4%。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但是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改革，想另辟途径来搞，尤其是预算监督，意义很大，但总的突破不够，预算监督还得不到有效的推广，权力监督主要还局限于体制内的自身监督，体制外的公民监督还比较缺乏。

十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增大国有资产效益，这方面是5项，占4.4%。社会转型时期所有制改革，国有资产转制过程当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是经济问题，成为政治问题，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些问题亟待解决，比方说土地制度的改革、矿产开采管理体制的改革，最近山西国进民退的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涉及到矿产资源。以及怎样防范花样翻新的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国有资产增值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探索。

    十三、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居民自治，这方面是4项，占总数的3.5%。这跟整个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有关，尤其是城市化产生了很多流动人口，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对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在12个省市进行试点，总体上还是有严重的不平等，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城市居民自治和城市管理都面临严重的挑战。

十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推进人民民主参与，这方面是3项，占2.6%，公民参与一直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积极鼓励的，但这方面的获奖项目不多，3项，2.6%，说明这方面有了探索，但探索和制度创新不太多，还存在很多问题。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索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严重短缺，相关的法律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公民的参与还处于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像网络参与，研究一下网络的公民参与，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以及面临的挑战。

十五、完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发挥公民社会的建设性作用，3项，占总数的2.6%，改革开放以来很大的变化是公民社会起来了，现在正式注册的41万个，加上没有注册的可能有300多万个民间组织。对此原有的体制显然不适用了，我们做了一些改革尝试，取得不少成绩，但仍然面临问题，主要是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正在束缚民间组织的发展，政府对民间组织制度性、财政性的支持不够，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过重。

十六、推广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总共2项，占1.8%。应当说电子政务已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政府创新的重要内容，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差距很大，许多地方政府缺乏电子政务的长远规划，不少已经建立电子政务的系统实际效率不高，电子政务的普及率与我国网民发展的速度还不相适应，网民的公共参与急需制度化和规范化等等。

我通过上述入围我们地方政府创新奖的114个项目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政策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主要内容。

未来10年政府创新的重点有7个：生态平衡（包括气候）、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廉政建设、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未来10年在这7个领域我国会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点。反过来讲，我们社会政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7个重点领域在未来10年有哪些制度性的创新和改革。所有改革的目标有8个，是不容怀疑的，更大的民主化、透明、法制、廉洁、公平、高效、责任、和谐。5个趋势，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集权到分权，人治到法治，从统治到治理。

    时间到了，我正好讲完，谢谢大家！

徐湘林：俞可平教授只用不到20分钟，我打了一个埋伏。俞可平教授在中国学术界来讲，他在民主方面的倡议、研究、观点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后，今天的发言体现出另一个方面的特点，他对中国整个民主通过个案的汇总来看中国在民主创新中一些开创性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当然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提到了民主的治理问题，不仅仅是价值判断，好与坏的问题，民主如何实行有效制度，而且提到我们面临民主治理过程中仍然遇到的很多问题和需要解答的疑点，最后他又给我们大家勾划了一个关于民主化的蓝图，内容非常丰富。

下面请房宁教授作学术发言。

    房  宁：谢谢！正好十点半，我稍微准备了一下，但是很遗憾，没弄完，按照我的想法。我的题目是“国际经验教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还是想谈谈继90年代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对于国际上一些经验教训的学习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政治发展、政策走向产生的一些影响，当然这都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这是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把加强和深化学习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突出战略任务（战略任务是不是合适）。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四中全会决定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什么是学习型政党？以及为什么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政党？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建设学习型政党，实际上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我们的话语体系有三个：政治、学术还有生活。作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政治话语，也就是说是一种正面的阐述。如果我们反过来去思想一下它的意义，其实更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人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探索。在实践中，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飞跃，当代中国几乎一切都处于迅速、甚至是急剧的变动当中，人民对中国的变化尽管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人们对中国处于急速发展变化当中的事实是具有共识的。

进一步讲，在我看来，中国发展变化的深刻和剧烈程度正在超过人类已有的各种理论及经验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国内对中国未来的各种预测都是不准确的，这种中国测不准的现象可以说算是对中国的实践超越以往的理论和经验认识能力的一种佐证，再透彻一点说，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或者我们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在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甚至越来越多的事物是新生的、新鲜的，是我们尚未了解和认识的，也包括马克思经典作家理论在内的各种理论，当然也包括许多西方的理论，与我们亲身的经验，同时也包括人类在工业化、现代化当中的经验，当然这主要指西方的经验和某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一切统统不足以为我们的实践提供全面而具体的指导。面对这样的现实，当然要学习，要结合国情，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对现有的理论，加以发展。邓小平讲过一句名言叫做“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包括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认识也是硬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设一个学习型政党也是硬道理。

总之，由于处于快速变化当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不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中国经验，对于提高中国道路的规律性认识，提高自觉性，自然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所谓的学习型政党，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宣示，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宣示，但不仅如此，实际更多的是经验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成绩很大，一方面风险很高，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几代党的领导人、领导集体实际十分注意总结中国的经验，比如后面景教授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意味着要小心谨慎，要在探索中前进。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来看，社会规律往往是在历史进程的反复当中、曲折当中、重复表现出来的，一次算不上规律，一次是先例，两次是惯例，第三次也许是制度，也许体现出某种规律性。再加上社会运动的整体性，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经验、局部性的实践乃至于局部性的实验，实际上它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局部成功的另外一方面往往就是不能够整体的推行，比如我们的深圳特区，后来人们讲特区不特，特殊政策都没有了，特区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它的特殊性，如果全国都实行这样的政策，就没有特区的优势了。局部经验都是有限的，所以对于历史经验，所谓历史经验，就是已经发生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作为观察对象就非常重要。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学习主要是通过对别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点俄罗斯人非常认可，我们经常把别人的教训化为自己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非常简单的把我观察到的，远的不说，主要是90年代以来，实际是89年以后，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四个比较重大的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这些事件对中国政府构成重要的影响。第一是苏东剧变，第二是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三是99年科索沃战争，第四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危机。现在新的金融危机正在发生当中，我想中国政府自然也是高度重视的，但那是后话。前四个事件已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对苏东剧变，今年是东欧剧变的20年，柏林墙倒塌20年，后年是苏联解体20年，这20年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苏东剧变给予了高度重视，这20年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苏东剧变的解读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说，一简单肯定不准确了。我认为主流的观点，之所以是主流的观点，有两个意义，第一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主流观点，第二实际是社会在很大程度的共识，这两点我观察是基本同一的，逐渐同一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解读，苏联、东欧虽然略有区别，但总体是双失败，一个是经济的失败，一个是政府的失败，因此总结实际是两面性的。首先认为东欧解体的经济停滞是致使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因素，另一方面是方向性的政治改革错误是瓦解的直接原因，因此这两种解读的直接结果就是两面性的经验，一方面继续坚持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尽管这中间经过了一段彷徨，到92年以南方谈话为代表，中国继续回到以市场取向为改革的路径上，意图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抓紧机会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二方面是政治上，苏东的演变，戈尔巴乔夫的教训，主要特征是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这点在反方向上得到了加强。某种意义上讲，对苏东教训的经验总结，实际是把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进一步巩固，而且更加深化和自觉。如果还说一句，这个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持续的过程，苏联的改革始终有一个后发效果，在20年前的解读和10年前的解读之所以能成为主流，之所以能深刻影响这20年来的历史，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的效果和东欧解体的效果，历史像一把折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展示出很多内容，所以这一点，特别是俄罗斯解体后的10年教训，实际是对三个人的解读，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普京按我的说法，如不是拨乱反正的话，也是个治理整顿，因为他对叶利钦又是一个反动，所以这更体现了在这样一个大国当中，究竟应该怎么去治理，应该是什么样的路线，所以戈尔巴乔夫是一课，叶利钦是一课，普京又是一课，这样把俄罗斯的经验串起来了。

东南亚金融危机，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以及波及到整个西方世界甚至整个世界，这个主要的解读是对全球化的看法改变。时间关系，我不能讲更多，我想通过两个小例子，我个人正好有一点接触，我在90年代对全球化很关注，因为当时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我记得96年的时候，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一些问题，对90年代以来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有一些困惑，中央党校总结成十大问题，当时轰动一时。当时的江泽民总书记直接要求对这十个问题进行研究，我有幸参加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全球化，这个课题我参与了，但全貌我也不知道，我参加的部分我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报告对全球化的看法实际上没有得到中央的采信，当时我们的观点主要谈到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大家知道，当时中央主要的判断还是拥抱全球化的态度，对全球化没有什么太多的防线或者说是比较全盘的接受，认识也不太深刻，实际上95年以前用词都是国际化。据我的记忆，95年以后才用了全球化，这个点在97年以后完全变化，包括中央主要领导看法都变了，重要的证据是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当时江泽民主席参加了两个论坛，有一本书大家可以看看，叫做《舌战曼哈顿》，当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的千年首脑论坛当中，我们的主席参加了一个全球化论坛，做了一个正式发言，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就全球化专题作正式发言，到目前是唯一一次，这次观点完全改变了，这次观点甚至说全球化对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讲是弊大于利的，这个文献大家可以去查，很明显，97年以后政策上包括很多变化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关。

科索沃战争，政治有几个大方面，其中国际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也是很重要的。小平同志在南巡的时候，对苏东剧变也是讲韬光养晦这些。这个变化实际是对整个世界的判断以及中美关系如何判断，这个问题实际上91年以后，主要是海湾战争以后看法有变，当然我们知道加强国防建设就是从海湾战争以后开始的，那个时候据我的观察，更多还是在技术层面，在一些实务层面上，没有上升到理论，没有上升到国际战略格局，比如究竟怎么认识中美关系？中国主要的对手是谁？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不能谈，但是实际上不明确。这一点我认为在99年之后，因为对科索沃战争的解读，那是美国推行政治全球化，甚至从东西两翼夹击中国，在俄罗斯解体后整个国际格局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很明确，中国很清楚对整个世界格局，尽管我们的表述是非常婉转甚至含混的，但是自己的内心里是很清楚的，中国整体政策的假想敌是非常明确的，一切都是盯着自己的对手，这一点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当然政策上、策略上很讲究。我们并没有采取全面对抗的方式，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甚至非常柔软的政策，恰恰说明了内心世界彻底的转变，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今天的事实也已经印证，10年以后的事实已经印证中国在和美国的博弈当中，应该说这10年是得分的。

    新世纪以来拉丁美洲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带有意识形态的总结。进入新世纪以后，一场连续不断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席卷了拉美国家，拉美国家曾经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样板田，但确实是形势比人强，遭到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拉美一些大国，巴西、墨西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当时震动了整个世界，首先在拉美就有所谓的左翼回潮，这个不说了，中国对这个问题是高度重视，有一个小插曲，当时一位很负责的领导同志到拉美去，一路上给他讲，一路上控诉，到一个国家控诉，这个领导人回来讲不得了，马上派出一个个代表团去拉美进行研究，内部探讨不断，这显然就是我们从此以后加强宏观调控……。

总而言之，苏东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怎么改革不能没有共产党领导，金融危机使我们知道全球化具有两面性，科索沃战争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事实，新自由主义危机让我们知道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重要性。应该说这四大教训也是中国人的四个福气，通过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中国才摇摇摆摆一路前行20年走到今天，我认为对国际的经验教训总结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实际影响了我们这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如此，所有的朝代都是总结前朝的经验，一般没有重复以前的错误，反过来矫枉过正倒是有可能。今天中国仍然在继续这样的历史，这个历史如果得到正确的、审慎的把握，我想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就是有福了。谢谢！

    徐湘林：谢谢房宁教授！房宁教授和俞教授是国家智囊团的核心人员，讨论的问题都是重大问题、战略性问题，下面还有两位发言人来自高校，更多是从学术、学理或者跟现实结合方面的发言。下面请林尚立教授为我们作主题发言。

林尚立：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应主办方的要求，我专门写了一个文章叫“政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与实践机制”。这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解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当中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但这篇文章应该和整个延安整风串起来，这次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从这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基本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温它，然后理解，实际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事情不是新的问题，是旧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悬乎，是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政党学习为什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一点，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过去的60年以及未来的时间里面，马克思主义一直将伴随着中国社会进步和成长，因此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融入中国的社会，实际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会把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置于一边，而不去正视它，从而使得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往往忽略掉一些很根本或者很基础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随着对中国政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我们可能对任何一个信息、任何一个东西都要给予关注关怀，从而对中国政治的解读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逻辑。

    我在这里谈我读到什么，我讨论四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个问题是政党学习：方法和制度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我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实际受两大影响力量，一大影响力量就是不可逃避的现代化运动，这一大影响力量实际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和进程。第二大影响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讨论世界现代化以及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但我们忽略的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慢慢淡忘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怎么影响？个人认为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来看，这两个力量的存在是客观的，而主体对这两个力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行为、政策选择和战略部署。主体反应的对跟错对中国的发展，直接决定中国发展是否挫折、是否平顺，是否顺利。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许多问题都出在对这两个影响力量的认识和把握上，都出现在对这两个影响力量的误解、曲解甚至错误的应用上面，所以主体的反应与发展的成效之间实际存在紧密的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对这两个影响的认识和把握，它们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现代化运动的把握直接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倒过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直接关系对中国现代化的把握。一定要考虑中国的思维是怎么思维，中国的思维一定包含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痕迹，这种思维到底对中国的行动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过去很少关注，但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反应和成效之间的关系很值得研究，我只提出来，没有展开研究。因此，我个人认为在这两种反应的过程中，这两个力量本身间的相互激荡，实际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其中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以及中国对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认识。

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现代化新的意义、新的使命和新的取向。对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加上社会主义，这不是随便加上去的问题，有它的内涵，当然可以研究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倒过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为理想基础跟政治基础，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理解含有马克思主义充分的要素，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把这些细微的东西置于一边，但实际上这些细微的东西恰恰是中国思维和中国行动很重要的依据佐证。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体，中国政党、国家和人民的政治逻辑，政党建立国家，政党组织人民，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在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同时也塑造中国这个国家，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民基本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中国的发展，国家也好，人民也好，政党也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政党的成败，也决定这个国家的成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我在这里有一个判断，马克思主义跟现代化一样是人追求发展和解放的必然，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是人类追求解放的一种必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思想，也是人类追求解放的一种必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还是解决人的自由和发展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看法，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一定是往那边去走的，但是不等于一个具体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逻辑必然，这个国家的现实发展并不一定会导向现代化或者导向社会主义，这个国家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过程中，会被人类社会运动历史发展的潮流所裹胁迈向这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是一种外来的东西，外来东西为什么会被中国社会所接受？成为中国社会的东西？很大一部分还是基于中国社会在人类历史运动的过程中不得不走向必然性的历史过程，这个必然性就是现代化，以至于在寻求现代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的过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逻辑的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外在的思想转化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把握与学习实践，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国自觉实践的过程，在这种内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是马克思主义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塑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其中中国塑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决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实践。实际上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核心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塑造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主体不是马克思而是中国，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载体。

    三、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面讲了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的20年。从这里可以看到三点：第一，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国的实践，这是很基本的常识，但学术上这个常识是我们立论的重要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始终使命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结合，并推动中国的发展；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创造这种结合的能力和水平。

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基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与实践能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直接作用和影响。同样可以由此得到一个判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以及对中国实践的有效性，而且还取决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载体，中共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言外之意，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政党的建设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如果政党建设是一个非常无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很无效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的理论建设过程，实际上是复杂的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过程，理论建设寓于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学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组织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看毛泽东说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的，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共产党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敌人都能被我们打倒。中国共产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凝聚整个社会的问题。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这样，学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把学风和整个政党的组织结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联系最成功的事件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从整学风开始直接导出整个领导体制的变化，导出整个组织的变化，从而决定这个政党的能力以及这个政党建设国家的水平。

    四、政党学习：方法与制度

    这里没有时间谈学风问题从何而来，学风问题很简单，就是主体将知识内化过程当中，主体的实践感受和所面对的知识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学风建设面临最大的敌人是主观主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不注意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因此，他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原则、基础和制度，第一大原则，大家很熟悉的，理论联系实际。三大基础，系统周密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的历史，很细的历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国际经验，这三大基础构成中国共产党学习的三大取向，这三大基础通过三大制度完成，哪三大制度？第一，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结合国际经验与世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很好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本身；第二，走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的调查制度；第三，向群众学习，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学习实践制度。我个人认为，上述的一大原则、三大基础、三大制度，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我个人的第四个看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质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间具有相互的作用，组织的水平直接决定实践机制的能力和发挥，倒过来实践机制也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制、领导体制和工作体制。这是我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当中读到的东西。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承载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实践；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质量、领导水平以及实践能力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质量和水平，我们过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一个领导的行为，不对，是整个政党的质量所决定的，政党质量弱的时候，领导再怎么强都没用；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与制度建设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看成马克思理论和中国实践的过程，实际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组织完善和实践的过程，这点我们往往忽略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就包含组织建设在里面；第四，政党学习是政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基本途径；第五，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根本就是如何使学习成为政党生存和发展基本之道，这一切都应该从学风开始。我们今天讲学习型政党，最根本的一点，按毛泽东当年的说法，就是抓学风建设，其他都是假的。最后，学风建设的根本，中国共产党还是要回到原点，面向科学、面向实践、面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看家本领，中国共产党要创造中国的模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生根发芽，真正成为推动大国成长的重要理论源泉，我认为最基本的工夫还是在面向科学、面向世界、面向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地方。这是我从《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面得到的东西，一些浅见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徐湘林：谢谢尚立教授！尚立教授刚才跟我们谈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方面理论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我想起来刚才房宁教授提的另外一个思路很有意思，我们学者都在探讨我们怎么认识问题，房宁教授提到关于怎么打开扇子，我们慢慢打开，刚才尚立教授讲到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很更复杂的体系，非常有启发。现在请肖滨教授作主题发言。

    肖  滨：首先感谢黄卫平教授和张定淮教授的盛情邀请，有机会和各位老朋友交流，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在南方论坛做了一次演讲，用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请各位老朋友批评指教。因为是一个专题，所以内容比较多，这里简单讲一下。

 从1949到2009,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观察点：一是1949年，二是1979年，三是2009年。三个时间点蕴含着三个问题：以194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何在？以197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谱写了什么样的新篇章？以2009年作为起始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30 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将走向何方？在时间的维度上，这三个问题既涉及过去，也关注现在，更展望未来。我们的重心是关注现实与展望未来。

在进入对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分析和未来展望之前,我们需要简要地说明什么是现代国家。概括地说，现代国家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加以把握：在国土-国族-国权层面，现代国家是划定领土边界、国族统一的主权国家；在资源-组织层面，现代国家是垄断暴力和税收资源、集中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的政府组织体系，由此，现代国家体现为税收国家、理性国家等；在结构-功能层面，现代国家是一种与其它社会组织（如企业）或其他领域（如市场领域等）在结构上相互分离的体系，是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主体，由此现代国家体现为市场国家、管理国家等；在个体-权利层面，现代国家是立足于公民权利的公民国家，由此现代国家体现为法治国家（以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权利）、民主国家（以民主落实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福利国家（以社会福利保障落实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因此，现代国家有两大基本的支撑点：一是主权，二是民权；主权国家落实国家主权，公民国家保障公民权利。就此而言，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乃是国家获得上述现代国家基本品质的过程，更简洁地说，是成为主权国家和公民国家的过程。

基于现代国家的概念框架，从把握历史和展望未来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似乎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波。

第一波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这段比较长，1949是这段的高峰，其间1911年、1945年都非常重要，包括1927年北伐的成功，我个人认为是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的过程，1949年是这一波的高峰，这一波高峰主要是解决主权问题，对外部世界的平等独立。

如果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第一波经历的时间很长，那么，从1949年到2009年的第二波则相对较短，刚好60年。第二波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从全能国家到市场国家。这一波可以分为前后30年的两个阶段。

    前30年是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两个故事来描述这30年。一个逻辑就是革命逻辑——全盘革命的逻辑：革命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一直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两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政党中心主义的故事，就是政党对国家和社会一元化的全面领导，它具体表现为政党对国家统治系统排斥竞争性的垄断、政党对国家统治机关的控制、甚至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替代（文革中国家机关已经瘫痪，党、政、军一体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政党对社会的全面统领（政党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角落）。第二个故事是国家全能主义，主要涉及政党与国家统治组织和社会的关系，国家全能主义主要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是国家权力无边界扩展，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吞噬，它具体表现为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以及私人领域被侵犯等。

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政党-国家/全能国家如此集中资源，其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当然，为此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说，第一波的最主要代价是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同胞的鲜血和生命，那么，第二波前30年的代价是什么呢？最简单地说是两点:一是经济短缺、物质匮乏，说得白一点，那个时候很多人吃不饱肚子：饥饿。二是自由的丧失，个人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主的丧失。这样，一个扼死了自由的体制当然是僵化的。这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 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留下的后手，也是需要改革的对象。这种僵化的体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说第一波中国面临的风险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第二波前30年带来的风险则是中国的“球籍”就要被开除掉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再不改革开放、再不搞现代化，那么，中国就面临在地球上无法立足的风险。正是这个后手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第二波前30年的故事是革命逻辑下政党中心主义和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革命的故事，那么，第二波后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的故事则是依托政党中心主义改革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改革的故事。虽然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是一体两面的，但30年改革开放恰好是依托一面——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另一面——国家全能主义。

国家全能主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放权于地方。国家全能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中央集权，中央控制得很死。30年改革开放的内容之一就是向地方放权。80年代初中央授权让广大享有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放权于地方的典型例证。二是还权于生产者。之所以说是“还权”而不是放权，是因为这里的权力是指生产者的自主权，它本身就属于生产者自己。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自主权还给了农民，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生产经营权归还给了企业。三是限权于政府。比如说，国家通过制定行政许可法，圈定政府许可的范围，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以限定政府的权力。四是分权于社会。例如，国家通过对行业协会的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一些社会事务交给社会组织。

对国家全能主义上述四个层面的改革释放了经济自由的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个人的创造力，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国家成长最主要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走向市场国家。

    二是确立税收国家。

三是构建行政国家或者说管理国家。

总之，即使从国家成长的角度来看，30年改革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家成长进入市场国家、税收国家和管理国家的阶段。为什么前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国家解体，而中国改革的结果是中国的国家在成长、在发展？也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针对国家全能主义，但是依靠政党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解构、改革国家全能主义。如上所述，前30年形成的格局是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同构于一体的结构：一边是政党中心主义的结构，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的结构；后30年的改革恰恰是以政党中心主义为依托，以政党国家为依托，改革、解构国家全能主义，解构全能国家。30年来，一方面，改革确实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那一项改革政策的制定、改革措施的落实不是在执政党的领导和操作下进行；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改革扩展到许许多多的领域，但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这也许是中国30年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的改革比较一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是双面出击，既针对国家全能主义，更指向政党中心主义，结果是国家与政党一起解体。相反，中国执政党主导的改革不是一上来就同时解构政党中心主义和国家全能主义，而是依托前者来改革、解构后者，这样，改革虽然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但支撑国家统治体系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结构并没有松动反而有强化之势，这就不仅避免了改革陷入失序的状态，而且推动了国家向市场国家、税收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现代转型。不过，依靠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国家全能主义也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正是这种后手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进入第三波埋下了伏笔。

而第三波应该是从政党国家到公民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全能主义的逐步解体，政党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目前，这种挑战尤其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精英集团的结盟。在一些局部领域或某些地区，这种结盟甚至演变为精英集团之间的勾结。近期披露出来的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案正是这种勾结的典型个案。它表明政商勾结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达到新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国家成长面临一种新的风险：蜕变为勾结型国家的风险。通俗地说，所谓勾结型国家是指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领导干部与特定私人集团、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私人利益相互勾结的状态。就对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而言，勾结型国家的风险在于，它不仅损害国家的公共性、公正性，而且撕裂执政党的整体代表性。因为，对于一个政党国家来说，不仅执政党与国家同构于一体，而且执政党的根基或者说正当性在于它代表民众的整体利益，国家的公共性、公正性受到损害将直接破坏执政党的整体代表性，从而动摇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基石。

另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维权与抗争。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急剧拉大，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群体已经出现。面对艰难的生活状况和权益时常受到损害的处境，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维权与抗争，以致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统计数据表明，从1994年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规模在逐步扩大。从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东北的通钢事件，所有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体性事件都显露了底层民众反抗情绪的炙烈。其警示意义在于，这种底层民众层出不穷的抗争会瓦解政党国家中执政党执政的阶级正当性。

一方面是精英集团的结盟甚或勾结，另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抗争。在此双向夹击之下，政党国家可能面临两种风险：要么寡头化，国家最后完全被少数精英操纵，成为一个权贵国家；要么民粹化，国家完全被底层民众的声音所左右。这两种风险的社会基础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亦即这是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分层凝固化的金字塔结构。从社会层面看，化解这两种风险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从政治层面看则在于政党国家向公民国家转型。

而从政党国家向公民国家转型正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三波。如果以2009年作为这一波的起点，那么，也许再经过30年或60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程就会进入崭新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最后的一步：如果说1949年中国确立了主权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市场国家、税收国家、管理国家，中国已经奠定了现代国家的, 基本框架，那么，剩下的一步是什么呢？那就是走向公民国家。

走向公民国家的推手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执政党和政府。它们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落实。今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已经清晰地勾画出近今明两年执政党和政府保障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行动路线图。其实，国家的人权行动并不始于2009年，在此之前已经在推进了：３０年来，执政党、各级政府在落实公民权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一个方面的推手是公民以及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公民依法维权、合法抗争也是走向公民国家重要的推动力。举例来说，当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之后，正是通过公民、媒体一系列的活动，国务院最终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从而在落实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际上明智的政府官员也寄希望于民众依法维权，因为庞大的官僚系统没有民众的积极行动，光靠中央的英明举措是不够的，需要民众的推动，上下夹击才会有作用。

走向公民国家实质是落实公民权利。法治、民主和福利保障制度是公民国家的三根支柱，焦点是民主制度。因此，在第三波国家成长的历程中，民主、尤其是竞争性民主的落实是最为复杂而困难的一步。在迈向民主的过程中，国家制度建设与竞争性民主之间优先顺序的选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有两种顺序选择：一种先致力于国家制度建设，比如说法治建设等，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进竞争性民主；另外一个选择是在国家制度（如法治）建设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突然将竞争性民主引入进来，这将是很糟糕的，尤其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管在座的各位对竞争性民主多么富有热情、爱好、信心，我还是奉劝大家，对竞争性民主保持几分冷静，现在不是推竞争性民主最恰当的时机，如果目前推的话，可能会出现两种局面：要么选举, 民主被精英集团或财富集团所操控，因为他们有钱，选举是要花钱的；要么就被底层民众、民粹主义的情绪所绑架，从而被少数政客所利用。所以目前推行选举民主不是最好的时机，相反，法治建设、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可能更具有优先性。换句话说，走向公民国家不一定非要以选举民主作为突破口。民主的类型有很多，比如说监督性民主、协商性民主、问责性民主都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不要一说民主，就是竞争性的选举型民主。

当然，选举型民主不是不可以试点、实践。问题是将选举民主的实验平台定在哪里？以往的做法是选定在乡村，但是经验表明，选在乡村的局限性非常之大。学者们一直寄希望于从乡村村民直选扩展到乡镇、县，但是这个路子能否走得通？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其实可以将人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型民主的试点平台：强化人大代表的竞选，扩大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然后在人大代表大会上让执政党的候选人来竞选。换句话来说，既然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任职都要经过人大代表的选举，那为什么不可以让执政党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到人大的平台上让人大代表来挑选？谁当选反正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这样一方面可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让选举民主的经验慢慢积累起来，从而为最终走向选举民主摸索经验、准备条件。

我的想法就是执政党要及早为选举民主的到来做准备，这是需要学习的。大陆这么多人口，这么复杂的国情，这么多不同的区域发展水平，要选举民主，绝对需要学习和研究，我个人认为执政党要学习研究怎么向公民国家转型，这是我的结论，谢谢大家！

    徐湘林：肖滨教授省下了很多时间，还有时间可以讨论，肖滨教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关于国家构建的问题，放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肖滨教授主要把重点放在国家遇到的非常尖锐的问题，而且毫无回避，谈到应对这种危机，应该提前做准备，加强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为了应付我们可能面临的更大的危机，非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