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景】
《10元一张选票，民主“待价而沽”？》
时间：2002年12月10日
地点：河南省汝阳县小店镇小店村
汝阳县小店镇小店村今年换届选举中出了怪事，一个有经济问题、且受到党纪处分的人当选“村长”。据了解，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王某在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任村支书期间，非法出卖宅基地２００多处，村里４００多万元支出多项不清。村里群众上访过百次后，王某被免去支书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这样一个人，为何能获得过半选票？
村民张约汉说，选举开始之前，王某和一些代理人就四处活动，给群众送烟、送洗衣粉和糖果，还许下多批宅基地等好处，从而拉走了很多选票。村民郭军良说，“王某送给我一条‘洛烟’（价值２５元），我家两张选票都投给了他。”
河南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副处长谷文峰说，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农民的“冷”是由干部“冷”引起的。一些基层政府不愿真正“还权于民”，许多地方是“选举时有民主，选举完没民主”，与民主选举相配套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体系建立不起来，使农村有“选举”没“自治”，因而让群众产生了“选谁都一样”的错误情绪；还有的基层政府甚至由“后台”走到“前台”，变“指导”为“干预”乃至操纵，从而使农民对选举由怀疑到失望，由失望到冷漠。（摘自新华网）
《一百九十七万元买到村官的背后》
时间：2003年3月
地点：山西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
半路杀出竞选村主任
据记者调查了解，老窑头村约有1300多口人，200多户人家，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幺多钱！一沓沓的100元……”一位村民回忆起今年4月的村主任选举，至今还有些兴奋。
今年3月中旬，老窑头村开始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通过户代表提名，史明泽、史回中二人被确定为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其中史明泽是上一届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部副书记；史小官、史海河、肖关章3人被确定为村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选举定在3月24日举行。
不是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的王玉峰，突然于3月21日向村民发出承诺书，参选村委会主任。王玉峰承诺，“如能当选，我将现场为每个村民发200元”。另一位村主任候选人史明泽也发出承诺书，提出给每人260元。3月23日，王玉峰将钱数提高到每人400元，史明泽则提高到每人460元。
3月24日，760多位选民参加了选举，对王玉峰、史明泽、史回中3人进行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结果史明泽得378票，王玉峰得240多票，史回中得100多票，谁也没有超过半数选票。那天的村委会选举失败了。
当选后给村民发了194万
下化乡选举工作领导组决定，4月16日重新进行选举。后来由于史回中退出竞选村委会主任，只剩下王玉峰和史明泽公开较量。
4月16日，是王玉峰与史明泽“竞选大战”打得最为激烈的一天。这天，两人各自发了好几份承诺书。王玉峰承诺的钱数从600元一路上升至1800元；史明泽承诺的钱数也从600元一路攀升到2000元。
4月17日上午，老窑头村再次召开村委会选举大会。主席台上，有人将一个装有现金的铁箱子举起来“亮相”：“这是王玉峰拿来的现款。”并当众问王玉峰：“如果你当上村委会主任，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发钱？”王答：“能。”台下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虽然史明泽承诺给每位村民2000元，高于王玉峰的1800元，但听说史明泽以前通过承诺发钱谋到村主任一职后，在三年任职期间自己捞了不少油水，并未给村民办多少实事，故这次在760名有选举权的村民中，大多数选民将票投给了王玉峰，王得票480张，超过半数，当上村委会主任。
194万元巨款从何而来
“王玉峰一下子拿出了194万元，他有那幺钱吗？钱从哪儿来的？”记者问。
“王玉峰家很穷，根本没那幺多钱。他说他自己有100多万，令人难以置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介绍说：“老窑头村史家家族势力最大，王家仅有几户，势单力薄。王玉峰11岁时父亲因车祸去世，他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给别人跑车攒了些钱，但钱并不多。”
为了验证村民的话，记者前往王玉峰家了解情况。推开一扇“咯吱”作响的院门，记者打量着王玉峰家的院子。左边是三间几乎废弃的平房，中间是一个大窑洞，里边仅摆着两个破旧的沙发，落满灰尘，院子右边是三孔窑洞。据王玉峰的妻子介绍，这些窑洞是王玉峰的父亲留下来的，已有上百年历史。
王妻对王玉峰到底有多少钱不愿作答，只说自己有一部分，还借了一些。
争当村官只为承包煤矿？
地处吕梁山区的老窑头村煤炭资源储藏面积达27.9平方公里。除地处老窑头村属河津市所有的“老窑头村煤焦有限公司”外，老窑头村现有三个煤矿。一个为村委会所有，由前村委会主任史明泽承包，毛收入每年达1300多万，除去投入和每年上交村上的4万元，一年赚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也轻轻松松。如此算来，当上3年村委会主任，只要王玉峰真正能拿到煤矿的控制权，赚回几个194万不成问题。
老窑头村的另外两个煤矿为私人所有，一个煤矿归村支书史吉堂和他人合股所有，另一个矿矿主叫张徐海。这两个煤矿都已经营多年，矿主收益丰厚。据说史吉堂和张徐海都很支持王玉峰。
事后王玉峰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100多万是我自己的，还有几十万是借的。但史吉堂和张徐海没有支持我钱。我有几辆车搞运输，一辆车一年赚几万块钱没问题。除了我自己的钱外，我舅舅在乡宁县（与河津市相邻）有个煤矿，支持了我3000吨煤，价值四五十万吧！”
“新村委会上任后，史明泽原承包的村上煤矿，会不会变更合同、调高承包费甚至收回煤矿经营权？你会不会承包经营村上的煤矿？”记者问。
“史明泽承包煤矿的合同是否变更，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商议决定。会不会变更，需要看市场条件变化了没有。”王玉峰沉吟了一下，说：“今年市场的煤价，比前几年高多了。”
是否贿选说法不一
据悉，事后山西省民政厅、运城地区及河津市、下化乡等多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当记者到河津市民政局及河津市纪检委了解调查结果时，被两部门以结论需上报山西省为由拒绝透露。
“我认为这不是贿选，一切都是按程序依照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山西省、河津市有关选举规定进行的。”在河津市一家宾馆，老窑头村村支书、村选举委员会主任史吉堂对记者说：“4月17日是我主持的选举，当时还有下化乡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在场，没有谁提出意见。现在被媒体捅开了，河津市纪检委就说我们错了。”
而王玉峰也称河津市纪检委找他谈话，说他在换届选举中公开承诺当选后给全体村民发钱不对，要他写检查。
王玉峰对自己花194万元买来的村官“要被停职”颇为不服：“我不承认这是贿选。要贿选，对象应是有选举权的选民，而不是全体村民。发1300人的钱，只有760个选民，明知有600多人无选举权，我不也照样发钱吗？”王玉峰对记者表示：“有些人担心我发钱是要加倍回报的。我村的集体收入一年大约30多万元，即使村集体收入一分钱不花全归我，我投入的200万元，至少也需6年才能收回。更何况村里的各项开支每年就得近30多万元。而且村上有民主理财组，坚持财务公审，定期公布账目。我能把村集体的钱轻易‘捞’回来吗？再说，我当村委会主任只是想带领全体村民致富，不是想捞钱。”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贿选是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以不公开的方式直接给予部分选举人财物。公开向全体村民承诺，并且这种承诺不是法律所禁止的，按照“法无禁止即合法”的法律原则，不应认为是贿选。
也有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公开承诺对村民发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诱惑，其承诺恰好在选举最紧要的投票前，虽然方式有所变化，但其目的和实质的确干扰了村民自由公正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破坏了选举制度的声誉，应该认定为贿选。（摘自当代商报）
【评论】农民为什么卖掉自己的“神圣权利”？
农村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近日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评论家们的评论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说选举程序有漏洞，二是说农民素质低，不懂得珍惜自己“神圣的权利”。什么都可能错，就是“海选”不会错，因为选举权“神圣”。
选举程序到底有什么漏洞？什么漏洞也没有。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程序属世界上最公平自由的程序一类。其实，无论规定的程序如何，在不同的社会里，效果当然不同。菲律宾的选举程序是从美国抄来的，漏洞出在菲律宾社会，不在于“程序”。卢旺达的选举程序是西方人设计的，当地农民却不顾“程序”，一夜之间拿大砍刀杀掉了20万人，前前后后总共死了100万。
那是不是农民“素质太低”呢？滑稽的是，指责农民素质低的城里学者们从不参加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的选举。这些评论家们也“素质低”？是的，评论家们不比农民的素质高。
这“皇帝的新衣”要有人来说破。
一张选票有多“神圣”？在初级自由市场上，有人出1元买，那一票的价格就是1元，有人出3000元买，价格就是3000元。对候选人而言，选票有“价值”，其“神圣性”止于此了。在被规范了的“成熟”市场上，政客许诺当选后给利益集团送上具体利益。因此，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坦承：“所有竞争型政治的本质都是政客贿赂选民。”（英文版p.68）初级市场，成熟市场，本质是一样的。
为什么有些农民把自己的“神圣权利”卖掉？对相当一部分选民个人来说，那张选票“权”极小，“利”趋于无，没什么用。没用的东西就不神圣，把没用的东西说成神圣是“迷信”。
城里的评论家们不参加居委会选举，因为选出来的“主任”不管给自己涨工资、分住房、提职称、升官发财。所以，选居委会主任的“权利”没什么“神圣”的。同理，村官不能取消农村计划生育，不决定农产品价格，不决定农民在城里打工的机会和待遇，也不能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选举还不解决农村生老病死，卫生医疗、道路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供给。一句话，对不少农村人而言，选谁都差不多，选票没什么用，不“神圣”。
在中国农村，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在李家村，我不幸姓了张；或者在张家庄，我不幸姓了李，我那张选票就更“没用”了。我的“权利”就仅仅是给李家或者张家人“锦上添花”，做个“人民授权”的陪衬。这就不是选票“神圣”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凭什么”花我的时间去给他当陪衬？
看上去，选举权是“神圣”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体现“人民”权力。可是，任何一个人的票都不能使“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为做主的“那个人”锦上添花。在城里，您连您自己单位的主都做不了，遑论做国家的主！为什么您做不了主呢？因为选票的“集合”才意味着更换主任的权力。这换（主）人的选举权固然“神圣”，但每个个体的选民都只得到这个权力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数十万分之一。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自己的万分之一票代表自己在做“主”。千分之一票是空间概念，在时间上呢？您只投几分钟的票，而别人因此有好几年的时间来做您的主。
选票的集合才是权力，才有更换“主人（任）”的效果。可是，谁来“聚集”我们每个农民个体的选票呢？于是，“海选”为“好人”提供机会，却更为宗法势力、投机家、黑社会、以及新财主们提供了上好的机会。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卖掉选票是个体农民最“神圣”的自由“权利”了。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们却嚷嚷着要把农民得到这一点点“福利”的权利都剥夺掉，非逼着我们去降低“主人（任）”当选的成本，为其“人民授权”锦上添花。
在中国农村的具体条件下，自由选举的思想鼓励小农“个人”的权力和权利，伤害农村社区的团结，也鼓励宗法关系和黑社会势力的复苏。为什么非要一根筋，逼着农民“海选”呢？有智慧的中国人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东施效颦，想不出其他改善基层政权的办法了，想不出改善我国政府文明的办法了？
组织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评价组织形式优劣的标准决不是什么抽象的“个人权利”。作者在《农民与市场》一书中指出：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农民们安全地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至少也要有利于农村卫生医疗、道路修建、农业生产、农田基础设施维护、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个标准不“神圣”，但有用。
“海选”的鼓吹者们在意农民们的福利吗？不，根本不！他们在意的是“海选”乡官、县官、省官、乃至总理的“权利”。他们在意的是自由争夺权力的“个人权利”。就获得这种“权之利”的机会而言，知识分子大有指望，大款也有指望，贫苦农民们没指望，因为他们个体票的“权”极小，而且几乎无“利”可图。
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以及“投票误工费”的诱导下，农民们不得不去投票。在“多数决”这种“合法的强权政治”里，卖掉选票是无奈的弱者所能得到的半合法的、可怜的福利。
农民卖选票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清楚。
如果让农民选乡官、县官，卖掉选票的理由就更多了。
在严禁买卖选票的城里，我没有卖掉选票的幸运，只盼有不去投“神圣一票”的神圣权利。我看到韩国人“海选”了四次总统，个个都腐败。我还看到印度人和菲律宾人“海选”了50年，其领导人的腐败比中国更普及，他们再“海选”50年也选不出“好人”，却还在期冀“人民”会在第101年选出“好人”。
在美国，基层政权选举的候选人主要是无事可做的家庭妇女。在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正在酝酿取消农村基层政权的选举，因为那是腐败贿选之源。
“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显然不取决于是否有“海选”。在发展中国家，海选遍地都是，海选出的恶劣政府也遍地都是。在那里，海选引发贿选、暴力、社会分裂、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可不少了。台湾的“海选”不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案之争，而是政客为自己“作主”之“位子”的利益，在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火坑。
知识分子们照着西洋人的身材给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做了件新衣。聪明的农民们把这件新衣服几块钱就给卖了，而且他们早就知道：穿“新衣”的主人（任）们会把买“新衣”的钱捞回去。
如果禁止付给农民“选举误工费”（所有中国农民其实都处在半失业状态，并无“工”可误），严禁买票，而且容许农民自由地选择去不去投票，猜猜看，会有多大比例的中国农民不去投票？那些自己不去参加居委会投票的城里知识分子啊，当您“启蒙”农民要珍视自己“神圣的”一票，“教化”农民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时，您不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