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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诗云：“有一句话说了就是祸”。他老人家要是能活到现在，一定会修改一下：“有很多话说了就是祸”。是什么话会这么惹祸呢？很简单，就是：真话。
在中国，说真话有点困难。需要动员和鼓励、需要鼓足了勇气、需要攥紧了拳头憋足了劲、好不容易才能蹦出一两句。提起动员人们讲真话，不能不想起毛同志。他说过，讲真话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需要有“五不怕”的精神，不要怕丢官，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老婆离婚，等等。为什么讲真话会有这么多危险呢？毛同志自己也很清楚：“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有很多假话，他听了就高兴。有很多真话，他听了就不高兴。于是乎就会有人丢官，有人坐牢，有人老婆离婚。于是乎有人说这是阳谋。于是乎说真话的人就越来越少，说假话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成了生存的基本手段。
所以又有人说了，一个人说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真话。可是这样又有问题了：领导听不到下级的真话，难免要变成“昏君”，所以又要动员大家说真话。结果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人们也讲假话，也讲真话，把真话和假话掺和在一起说，让你听不出是哪句是假话哪句是真话。
没有诚信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什么凝聚力。当人们对于讲真话的后果心怀恐惧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诚信可言。要想建立什么诚信和和谐的社会，让我们从讲真话开始。
下面推荐的文章，都与讲真话有关。读文章的时候，我感觉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都希望讲真话，不讲假话。可是这个社会却仍然是假话横行，真话招祸。我知道人们不敢讲真话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但是我现在不说。
【附文一】从领导干部不讲真话说到女记者放声痛哭
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是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两个大问题。12月3日，任克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一些干部对中央巡视组不讲真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任克礼说，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是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作成绩来讲。例如，有的干部上任后，举债搞项目；搞项目就要征地、拆迁；征地、拆迁会引起老百姓集体上访，最后，项目也被迫停下。但这些领导干部常常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还有一些干部在反映事关老领导的情况时，做不到客观全面，而是只说成绩，不说问题。个别地方领导缺乏民主，喜欢任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善于吹拍的人。这是造成当地政治环境紧张的主要原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敢讲真话的却大有人在。请看余杰先生在《为了痛，更为了爱》中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脑满肠肥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高度麻木的心，已经刀枪不入了，伤心、痛苦、感动，已经不再与他们相关联。他们的心中只剩下保住官位和继续向更高职位冲刺的念头还在鲜活，其余的感情都已经彻底“休克”。
女记者的痛哭，在场官员的惊诧，两条逝去的生命，当地官方对消息的严密封锁。还有，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心情沉痛地说：“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是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两个大问题”。还不能使我们震动和警醒吗？本来，领导干部、特别是省以上领导干部负有教育人民群众的责任，负有引导人民群众的义务。现在有些人不讲真话了，要由作家余杰和女记者来讲真话了。这真是令人痛心的、“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大问题”。教育这些领导干部的责任已经落到女记者的身上了吗？
一些领导干部不讲真话主要表现在夸大成绩和隐瞒问题两方面。夸大成绩是为了邀功，隐瞒问题是为了逃避处罚。都是私心在作怪。不讲真话就要捂盖子，就要对可能“走风”的人员“打招呼”，必要时还可以施加点压力。但是，进入信息快速传递时代，盖子已经不太好捂了。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的事，几乎是无密可保，一件事发生了，不管是坏事还是好事，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传遍各个角落。只要余杰这样的作家和敢于放声痛哭的女记者这样的新闻从业人员存在，不讲真话的领导干部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了。（人民网）
【附文二】“不讲真话”是一个大问题
不难看出，干部不讲真话的情况无非是“不愿意讲和不敢讲”两种，但不管是何种情况，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让一些人的“成绩多”而“问题少”，甚至“把问题变成成绩”讲真话、不讲假话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许多时候，这却成了一个问题。12月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在巡视工作中发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干部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是说成绩多，讲问题少，一些人即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当做成绩来讲。”
至于不讲真话的原因，文章分析认为：一是区域政治环境不宽松，没有形成一种讲真话的良好氛围；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想知恩报德，不想反映其上级领导问题；三是怕讲真话于己不利，所谓“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四是一些人认为巡视组时间短靠不住，依靠地方领导才是长久之计。我们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连同这样的分析，是极具针对性的，它抓住了当前干部队伍建设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突出问题。那么，让干部讲真话是不是真的很难？难在哪里？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干部不讲真话的情况无非是“不愿意讲和不敢讲”两种，但不管是何种情况，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让一些人的“成绩多”而“问题少”，甚至“把问题变成成绩”。
现实中，不讲真话是有诸多表现形式的。明明当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很低，却硬要说成是快速、健康发展；明明辖区内已经发生了群体性突发事件和纠纷，造成了恶劣影响，却不追究相关工作人员责任、不积极化解矛盾，竟以“思想高度重视”、“领导亲临现场”、“处置果断及时”、“思想工作耐心细致”为要点,以“坏事变好事”为主旨的情况汇报敷衍了事。
还有，明知事故都是由平时的违章隐患造成的，可一搞安全大检查，就宣称自己如何狠抓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的落实，如何严格要求、从严管理；等到一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则又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掩盖安全生产漏洞、转移公众和上级的视线，甚至大谈自己事后组织抢险的“功劳”，大唱赞歌，淡化自身责任，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干部不讲真话，实际上暴露了干部监管制度的“软肋”。尤其是，当不讲真话已经成为一个“带共性问题”的时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因此，要大力倡导实事求是，解决不讲真话的问题。除了继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外，必须在优化环境上下功夫。一是切实提高各级组织的民主化程度，坚决反对作风霸道、压制民主的做法，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二是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防止那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善于吹吹拍拍的人钻空子，更不能让说大话、说假话的人得到重用。三是坚决反对那种只求明哲保身、奉行好人主义的不良心态，努力创造民主、宽松、坦诚相见、求真务实的氛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严格遵循现有党纪政纪国法的基础上，建机立制，让愿意讲真话、敢讲真话的干部得到肯定和褒奖，让不敢讲真话、不愿讲真话的干部付出代价。
讲真话应当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一以贯之的基本品质，愿意听真话也应当成为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品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公道正派，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真理，敢讲真话、讲实话，同时，还应该做到愿听实话、不怕听真话。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正如文章所指出的：“现在的危险是滋生腐败和不讲真话……这个问题严重地侵害了党的事业，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相信，这样的警示值得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思。（新华网）
【附文三】讲真话容易吗？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李博导（希光）有一次做客千龙网，谈到“记者应该讲真话”时，李博导说；“记者讲真话是非常容易的，你向大家陈述你所看到的实事，而不是讲述你的观点，这就是讲真话。讲真话不是记者讲自己的真话，而是讲新闻事件的真实情况。”
看到这个谈话纪录，真是吃惊不小（希望这是记录有误），我想李博导大概毫无记者的实践(注，李博导也号称在新华社混过多年），才会有如此昏话。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学府上，你对现实的认识就是这水平？你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我的天！
李博导若愿就此展开讨论，最新一则有关“讲真话”的报道，就可以成为教材。
中新网1月10日电武汉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在举行，武汉市市委书记陈训秋昨天与30多名来自江夏区的市人大代表座谈时在现场作出要求：“大家都要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现场的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
这居然可以成为很多人关注的新闻。
奇怪吗？一点不足为奇。
本文要谈“讲真话”。但事先要作一点必要说明，那就是我认为在这个“话题时代”，“讲真话”这一命题通常是以伪问题的面目出现的。理由是，这些年大量相关文章，在“讲真话”一词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缀是“提倡”或“喜欢”。想想看，这些“惯用词组”的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比如“提倡（讲真话）”，比如“喜欢（说假话）”等。
“讲真话”难道是可以“提倡”的吗？
“说假话”难道是人的天性？否则为何偏要缀上“喜欢”？
1994年，“提倡讲真话”在媒体上很热闹了一阵。当时看到一则精采的“幼教故事”。故事说：阿姨问孩子甲，你要大苹果还是小苹果，甲说要大的。阿姨批评他自私，并给了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阿姨表扬了他，并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一来，其他孩子纷纷效法：“我要小苹果。”。
“天下相率为伪”是怎么来的？自然不仅仅是来自于这般狭义的师生授受，还包括在社会这所大教堂里普遍的人生实际体验——你为什么可以吃香喝辣？或他为什么鼻青脸肿？这都是结结实实的“教育”。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通常与喜欢与否无关，而与利害有关。如果说真话总是不见其利只见其害，无论怎样提倡都是枉然。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连三岁小儿为了获得大苹果都懂，成年人为什么装糊涂？在这方面，广东省人大从正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讲真话”这一命题若想使之成立，至少也该达到这个水平吧－－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敢讲真话？
在政治上颇有地位的武汉市人大代表（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政府一级官员）面对电视镜头都有顾虑，都要市委书记要电视记者关掉摄像机以鼓励，遑论他人。
“讲真话”，这一命题，要赋予它最积极最有建设性的内容，那就是，怎样才能确保讲真话的人，不受打击报复；怎么才有确保打击讲真的人，受到严厉的制裁？
下面可以进入本文最想说一件事了——《一篇内参与十二年大狱》。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的文章。其后《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在同年9月份连续就山西运城耗资两亿多的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作了报道。
不久，山西省纪委有关人员找高“谈话”，让他回答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写这份内参？二、写内参的动机是什么？三、谁提供的线索？随后，运城的权力部门对高勤荣的压力开始升级。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被跟踪而去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纪检、公安人员随即搜查了高勤荣在太原的家。
1999年4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高勤荣提起公诉。1999年8月13日，运城地区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分别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5年、3年、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如果说媒体可能有“一面之词”，那就看看山西省当时的省委书记胡富国1998年10月31日是怎么说的。他在当天的运城“全省加强党建整顿作风工作会议”上说：“运城地区1995年提出要在半年时间内发展100万亩渗灌，愿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学依据，头脑发热，盲目决策，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这就是思想作风问题的表现。对新闻舆论监督批评，我们的态度是：一欢迎，二接受，三改正。”
结果呢？
大肆挥霍公帑几亿造假的运城决策者没有被抓起来问罪；高勤荣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于1999年进去了，要坐12年大狱！
这就是“讲真话很容易”？我想这样的事在广东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本文在此所述，可以说是“老杜文章无一字无来处”，而且都见诸“主流媒体”。所以相信它有资格成为清华传播学院的正规教研用的素材。
1999年曾有一家报约约我就高勤荣一事撰文，后来有事没写成。此文算是用另一种方式“还债”。我顺便还要问一句，运城的那个造假的官员现在何处“为人民服务”？谁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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