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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而
五·一回了趟家，由于只有四天时间，实际在家里只呆了两天半。短短几天时间，还要办几件事，所以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与父母亲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对话，自然也就不可能去搞什么调查了，虽然这是我自去年以来一直想做的。对于家乡农村的近况，我只能通过这几天里的耳闻目睹来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了，但回来以后，我还是决定将回乡与返程途中和家中的见闻都写出来，部分内容或者对关心三农和中国问题的朋友有所裨益亦未可知。因一向极少写字，行文拙劣，不值一哂，诸君但看内容可也。
一
跟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一样，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离开家乡独自在外生活，迄今已有一十三年。说来惭愧，我至今仍未能挣得享有探亲或年假的资格，所以，毕业以后，我每次返乡都是来去匆匆，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于二十九日晚启程，在广州候车时觉得人似乎并不太多，因为是独行，在候车大厅我还在好整以暇地浏览美女，一身的轻松。等到上得车来，才发现大事不妙：我的座位上已经有人，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总算占位的是位老实人，我获得了四分之三个座位，并且靠窗，比起过道上的人们来，我够幸福的了，看来这次提前几天订票十分明智。
我买的是普通票，车厢似乎是空调的，不过没有开冷气，也没有风扇。还好窗户可以打开，我只好开窗吹风，然而吹不多久便抵敌不住，只好关上，关几分钟就闷热无比，只好再开。一路上熬得头脑发胀，便着意听对座的几位“返乡民工”侃大山，分散点注意力。对座的三人倒是很健谈，并且似乎都是搞工程技术的，其中一人在一家生产显示器的台资工厂，另两人没有透露，但显然都是咱湖南老乡，事实上，整车都是呢，因这车的终点站就是衡阳。作为“返乡民工”中的一员，我渐渐对他们的谈话感起兴趣来。
这三人似乎并不相识，不知怎么搭上了话，做显示器的比较年轻，主要由他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年长的两位从旁点评。据“显示器”说，他们公司在东莞某镇，做各种显示器的代工，主要做“ＸＸ家”之类国产品牌，“（质量）差得要死”，但有时也做少量“飞利浦”。厂里是台干的天下，长期加班，伙食不行，人事、工资制度很不合理，但是加班有每小时五元的加班费，“很遵守《劳动法》”，他似乎对此比较满意，后来说起厂里还包大病急病的医疗费用时，他就更加面有得色了。旁边两位也认为很不错，大表向往。我就在这时忍不住插嘴：“每天加班到十二点怎么能叫遵守劳动法？”“包医药费算什么，它怎么不给你们买保险呢？”然而这两点他们三人一致地不以为然：第一、没有加班，工资太低；第二、保险没有意义。对于第二个问题，因为已经见识过网上的争论，不打算跟他们讨论了，但是第一个问题，我却很想拿出马克思的观点来“教育”他们一把，但看看三位都年长过我，估计当年政治经济学学得不比我差，只好闭嘴。
然而一边是数千万人失业，并且每年还有成百万新的劳动力产生；一边却是每天加班到凌晨，没有星期天的概念，“一个月背下去四个（在线上昏倒的女孩）”（“显示器”原话）。这个社会运行得是否有点病态呢？政府为了“投资环境”不管不顾，连那些昼夜加班的人们也视为当然，《劳动法》颁布十年了，仍有上亿的劳动者不能得到劳动法最基本条款的保护，这到底是谁的悲哀呢?！
“显示器”提到的台干的特殊地位，得到了旁边那位的呼应，据他说，他呆过的一家日资厂规定：在厂内见到日本人要哈腰到眼睛盯住身前一米的地面，见到其他外籍管理人员则哈腰到眼睛盯住身前两米的地面。他之所以走人，是因为“年纪一大把了，受不了这个洋罪”了。其实说到特殊待遇，我公司大陆以外人士（主要是美、港、台籍华人）也是享有的，不过主要是薪水比同职位的大陆人高十倍左右而已，厂规里没有什么对外籍人士特殊礼遇的条文。毕竟老板来自讲人权的美国。
不过身为美国公民的我的老板也只是很有限的讲人权（比如批评批评经理们在公司女职员中找“二奶”的行为等），他的大陆工厂照样雇用童工（13-16岁）、超低工资（低于广州市最低标准）、超时加班（每月100小时以上）、以及想尽办法不支付1.5-2倍的加班工资（1倍以下还是付的）、不实行双休日、不为所有员工购买保险等等。当然，在沃尔玛等客户来检查时，经理们是有许多高招来应付的。事实上，无论是客户还是劳动局的检查，都会提前通知，给厂方留出足够造假时间的。
车到衡阳，天已大亮，下了火车，人倒是舒服了，却还有一段长路要赶。湖南的道路交通较之广东，那可差得远了，所以我每次回家，总要头疼一番。下了火车就租的士倒是不错，两个多小时即可直达家门口，但几年前二百块的行情现在已经涨到三百多，可以坐火车来回几趟广州了，不是我辈民工的理性选择。而直达我县的班车要中午才有，所以我只好转车了。总算这次运气不错，一百多公里，我转了五次车，一路颠簸，终于在十二点赶到了家。
说到道路，衡阳市境内的主要道路还是不错的，到边境各乡镇的路就还是多年前修的土路（我回家走的就是于建嵘搞调查时走的那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到我县境内，路况倒是转好了。其实我县的路，不好跟广东比，但近十年来是大为改观了的，交通也便利了些。水泥路只有县城和各大镇街道才有（邻镇也有几公里的一段，是那边几个早些年发达了的包工头集资修的“功德路”），除了国道，较大较好的公路只有一条，是前几年政府牵头修的。原来是准备修成高速的，却没有拉来钱，就向农民摊派，结果有人上访，据说告到北京，后来钱大部分退了。路倒是修成了，只是没铺水泥，目前算是本县最好的路（在县里也算得上“高速”了）。我镇的路，主要是两条街道，也是今非昔比，起码是下雨不再泥泞。农村的小路，镇里也出钱修了几条，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都修成了水泥的“便民”路，虽然农民戏称是为了方便干部们穿皮鞋、开摩托下乡才修的，但到底方便了农民，农民是满意的。村里的公路通往我家的那一段，原来非常糟糕，一下雨就不能过车，连走路都不好过，后来队里决定修一修，就发动在家的出工在粤的出钱，再“接受”了部分政府资助，将路面平整铺砂，现在已大为改观，可以穿皮鞋走了，不过似乎花了十好几万。目前在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什么“泥泞的小路”已经很少见了，各村的公路虽然不好，但利用率不高，修一修却耗资巨大，因此估计家乡的路将来几年内不会再有大的改观了。
二
刚进家门就下了一场大雨，晚春时节，这场雨下得远山近树绿意盎然。家乡地处湘中丘陵，四面群山环绕，几十年来旱涝保收，原是块福地。更可喜的是，方圆十里没有什么工业厂矿，所有的山不秃不癞，河流池塘也未受污染。加上这几年农业萎缩，土地“休养生息”，已使得原本就不贫瘠的土地更加肥沃了，到处是花草树木，满眼绿色，一片生机。我家靠山临河，周围种满了树，骤雨冲洗过的树叶绿得耀眼，空气清新异常，各种鸟儿悦耳鸣叫，远山、近村、河流、池塘、一块块刚刚插完秧如草绿色渔网般的水田和一条条蜿蜒曲折通往不知何方的小路，一切都这么美好，感觉“跟仙境似的”。
然而家里的一切，并不能很令人舒心。父母亲早年劳累过度，生活上又比较节俭，营养没跟上，现在才不过五十左右，身体就已经不行了。母亲以前一直贫血，我去年孝敬了一回，给她补了一补，今年好多了，但身上有风湿。父亲则有慢性支气管炎，这几年戒了酒，今年却又检出肾结石，我回家之前，就发作了一次，几天痛下来，瘦了好几斤，走路都走不稳了。两个人勉强完成春插，又都腰痛起来。我这两天看着央视“盖中盖”的广告，就想，他们身体不好是不是跟缺钙有关呢？看来得咨询一下医生了。
种田的事，我较详细地问了父亲。责任制以来，父母亲就以勤快、会种田闻名乡里，在八十年代农业黄金时期，家里就靠种着六亩田的收入送我们两个上学、建房子、为先后过世的祖父母办丧事，并维持着一家人在农村算得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没欠过一块钱。到九十年代中期，姐姐出嫁，我毕业后，家里只剩下两亩田，农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喂猪开始亏本，似乎是九七年以后，家里不再喂猪。○一年开始，两亩田也只种一季了，一季的粮食就有两千多斤，除去口粮，一年还有千多斤余粮，而粮价最低才四十来块，种不种确实无所谓了。事实上，最近五年，村里已有不少农田弃耕，我们生产队更是只种了四分之一，其中又有四分之三只种一季。去年粮价上涨（现在稳定在八十几块），加上政府农业政策发生变化，听父亲说，全村的弃耕面积有所减少。但队里因为只剩下十几个人在家，而且都上了点年纪，最多也就能种二、三十亩，家里也不打算种两季，还是照旧。
说起我们生产队，据说集体时期最多达到八十几口人，有五六十个劳力，水田八十亩，属鼎盛时期。到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只有七十来个人了，人均一亩有余，除了种田，又搞各种种植、养殖，人人勤劳致富，也很红火过一阵。当年为了多分一点田土搞得本家各房不和，甚至打架也是有的。但二十年来人口逐年减少，加上谷贱伤农，形势发生了逆转。先是很多人将田转包给外村人，还能收几十块一亩的租，慢慢地就变成免费让人耕种，这两年干脆连倒贴也没什么人种了。队里甚至有人向村干部提出要将田退给政府算了，免得缴税。我那天跟父亲算过：在家的人里只有六户十二个劳力了，这些人中包括我父母；三十五岁以下中青年户口还在家的只有三人，而他们已经长期在外，不可能回家务农了，回家做生意倒有可能；而仅有的几个二十岁以下的，高中或职高毕业后也都出外打工了，不能指望他们再回家种田，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种；户口在家乡的小孩似乎只有2个，全队人口结构已成锥型，看来我们队真的式微了。十年之后，父辈老去，八十亩田何人来种？
由于粮价上涨不少，加上政府提供每亩二十元左右的补助（签字冲抵部分农业税），可以期望今年粮食收成会有所回升。但现在种田的收入，仍不足吸引已经在外打工的农民回家种田，也不足以使那些已经“调整农业结构”改种其它经济作物的农民种回水稻、小麦等。不过如果粮价只涨不跌，税负只减不加，近几年内中国人依靠本国农民的粮食养活还是不成问题的。值得忧虑的是，下一代谁来种田？在珠三角打工的几千万农村青年们是宁肯在外受苦也不会再回去务农的了，事实上，凡稳定下来的人都有为将来打算，目标就是不再务农。目前我还没有在我的周围看到过打工超过三年最后回家种田的例子，现在没有，将来会有吗？除非那时已无工可打，到那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就会出现，不仅仅是农业问题了。或者，十余年后，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会促使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时代提前到来吧！
我们队在农村可能不具有全面的代表性，因为人口减少得太多太快，各种特殊因素也较多，但在有些方面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务农人口的减少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二十年来累计如下：自然死亡十二人、非自然死亡三人、出嫁三人、招工二人、参军提干三人（加随军二人）、上大学六人、上中专五人、农转非一户五人、依靠子女弃农三户六人、在外购房定居三户八人。在此期间，出生十二人，嫁入十人。人口减少的原因多种多样，几乎包括所有可能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现有的约四十人的户籍人口中，仍在队上居住的只有九户：三户是老人，只养老不种田；两户帮在外的儿子带小孩，种田种菜以自给自足；三户子女尚在读书，除了种田还抽空去外地打几个月工，或去乡镇企业上班，或偶尔做个短工，补贴点家用，这三户相对困难；一户是村支书，种田是副业，平时做点生意，悠闲度日。农村留守人员的这几种状况，应该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村的经济情况在农村也不具有代表性（如果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个角度考虑，倒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本村是镇政府所在地，中心村的地位加上交通、集市等有利条件，使得本村不少村民正在“奔小康”的路上，整体经济状况远较本镇其余各村为好。原来大队的家底就比较殷实，二十年来虽然已经败得差不多了，但变卖土地和房屋等的余款，加上历年的经营收入，现在能看得见的也还有几十万，所以县乡许多摊派，在村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情况下村里就已经代缴了（村务公开是近几年的事），有些多年的欠税户也没人去追究。可以说，我们村就是本镇的“沿海”，边远村就是本镇的“西部”，但在我们村内，同样是贫富悬殊。事实上，这个差距在集体时期就有，只是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在人为，在同一政策、同一自然、社会条件下，人是主要因素。我向父亲大致了解了一下全村村民的经济状况，总结如下：
富裕的多半不靠种田，主要致富方式依次为办厂、做生意（开店）、开车、当包工头、养殖、打工。其中办厂的最富，有红砖厂、煤球厂、预制厂、大米加工厂等，比如那位米厂老板去年到今年就赚了几十万；做生意的次之，从小贩到大贩，从摆摊到开店，基本上什么生意都做，渐成老板，此类人数较多；开车方面单独跑运输的话富得也有限，通常都是有合伙生意，搞客运的例外；也有在外包建筑工程或修路工程等发达了的，不过是个别。养殖方面主要是养猪养鸡养鱼，有富的，也有亏得要喝药的；靠打工暴富的不多，赚钱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我们队，都已迁来广州了，但打工使得不少家庭明显宽裕了那是不争的事实；最近两年还有个新兴事业——投资办学，盈利如何，尚不清楚。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算富，一方面固然因为这些农民种了半辈子的田，缺乏经济头脑，没有投资的胆量或敏锐的眼光，错失了发财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因为农村经济毕竟还是不大发达，无论是办工厂、做生意、跑运输、搞养殖还是别的什么名堂，都只能是由少数人来做，就是这少数人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对于贫困户的看法，我和父亲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那些没有特殊原因却几十年都不能“翻身”的贫困户不值得同情。自从有了“送温暖”，每年从电视上看到的接受“温暖”的总是固定的那么几家，扶贫扶贫，如果凡是贫困的就扶，也不管他为什么贫，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农业发展一日千里，可是有些农户，别人亩产千斤的时候，他每亩只有五、六百斤，为什么呢？因为他没下功夫，技术不行不学习，人又懒，从那时就被人家拉下了。到九十年代，人家新房也建了，存款也有了，可以钱生钱了的时候，他却没钱过年，要政府救济。人的能力有差异，但懒惰是不能原谅的。当然，家遭大难丧失主要劳力的不在此列。
不管如何，虽然在我们村种田已经式微，但在全镇全县以至全省来看，种田仍是主业。我们可是有名的“农业大省”、“农业大县”呵。邻村的许多人就仍然主要靠种田生活，早几年还大量地帮我们村种。回到种田这个问题上来，就不能回避农业税费改革、上访和乡村干部等话题。
关于《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我也跟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人一样，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并对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事实上在这之前，也有一些反映农民生活的报告文学，如卢跃刚的《在底层》等，作者同样受我敬重）。但这并不表示我对这本书感到满意，相反，更多的是失望。首先，这是一本描写安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书，调查范围限于一省，取材也不具代表性，却冠以“中国”字样，竹竿戴草帽，很不相称；其次，全书用大量篇幅来写从乡村到中央的各级干部与农民的“恩怨情仇”，干群关系、政府政策、官员、特殊人物都是浓墨重彩，对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却甚少着墨，有些重要的方面也是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比如交通、医疗、教育、文化生活等；再次，随着国家农村政策的转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每个方面都可以写一部变迁史了，可在这本书里，却看不分明，甚至看不到这种变化。总体看来是专业性和目标性不强，到底是报告文学，吸引眼球是第一位的。我还看过于建嵘的调查报告，和陈愚的日记，感觉他们的调查针对性强些，且贴近生活多了。也可能因为他们的调查地点就在我的家乡邻县，看到那些文字，倍感真实、亲切。从这些调查来看，似乎现在的农村问题以上访最引人注目，而上访通常是由乱摊派、粗暴行政或司法不公引起的。我就是看到这些才想起问问父亲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的，之前，一直没有听说过。这一问，还真问出来了。
据父亲说，就是为了修公路搞摊派的事（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一条），或者还有其它的一些事，邻村有人上访，结果惹恼了镇干部，晚上派人来抓代表。正如上面几个的调查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村的人事先作了准备，“鬼子”一进村，随即有人鸣锣示警，村民们都打着火把保护代表来了，这是父亲所亲见的。来捉人的干部吓得屁滚尿流，掉头就跑了。但后来到底偷袭成功，代表被捉去派出所蹲了几天，痛打一顿，放出来后还养了几个月伤。最后倒也没有不了了之，因为据说该代表“上面有人”，县里发话，经济上作了陪偿不说，还要镇干部亲自陪礼道歉，上访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当然，还有其它不少村也参加了上访，代表也有被打的，不过因为“上头没人”，估计是白打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家乡的上访故事，跟听新闻似的。
家乡的这类得到村民集体支持的上访主要针对前些年的乱摊派，据说在湘南，有围攻、火烧乡政府之类的大动作，但我们那里倒没有这么严重。至于因为村官腐败而集体上访的则没有听说过，大概因为各村资产本来不多，普通村民也分不到手，纵令被贪，也没有人去计较了吧。
农业税费有一个演变的历史，具体变化的年份和金额估计父亲也记不大清了，我没有细问。印象中最高时达到每亩近百元，上届政府税费改革时下降了二十几块，今年则只要五十多了。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搞征粮统购，不直接向农民收钱，要农民自己将余粮送到粮食站去，由村干部去跟粮食站按统购价结账，然后扣除三提五统农业税费，余款退给农民。我十多岁的时候便跟着父母去送过粮，家里六亩田，定额要送一千多斤，因为再没处可卖，定额外的余粮也只有送掉换钱。那时在粮食站工作的人可牛了，因为他可以说你的谷没晒干，或者不干净，让你在排了半天队之后，只好又挑去扬灰或是找地方晒。那时的人，送粮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有些偏远村，挑一担来回几十里啊！那时的乡村干部好做得很。到九十年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有的人田也种得少了，粮也懒得送了，粮食站又连年亏损，也不要粮了。这时开始好象就可以交钱代替了，私下里也能卖粮，但干部们的日子，也从此就没那么好过了。这几年政策放开，粮食站没了，变成粮贩们上门收粮，农业税由乡镇干部上门收缴。家乡的农民大多数还是忠厚的，即使在税费最高的年份，凡交得起的都按时交了。当然，牢骚是不免的。因为不满税费过高，上门收钱的干部年年挨农民骂，但骂完也就交了。毕竟上门的都是些跑腿的，还都是二十几岁刚出校门的小伙子，收不到钱，就发不了工资，象我的父母，便有些同情他们，时常劝他们去打工。不交钱的是少数，有些本来他还等着救济呢，当然不交，余下的便是些不种田的，你都找不着他人了，问谁要去？
从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地位及其与普通村民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年农村政策变化和经济发展对乡村政治的巨大影响。集体时期，公社、大队的干部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拿现在的话说，就是NB得很。听父亲说，祖父就曾当众挨过大队干部的打（我祖父可是“贫雇农”，不是什么“黑五类”），可以想见当时农村干部的“威福”之盛。八二年分田到户，乡村干部仍然手握重权，比如我家85年建房批地基，前后花了两三年，报告都写了好几个，求神拜佛地好不容易才批了下来，建好后却还先后被罚款三次，也不知是哪炷香没烧到。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村都还放不开，自家砍棵树都要政府批，否则就要罚款，说是破坏“风景林”，诸如此类，搞得农民事事受制，不得不低头。所以那个时期，乡干部仍然高高在上，通常是请都请不下来的，村干部也是颐指气使，书记村长放个屁都是香的。村民间有个什么纠纷，也要请乡村干部来断，从这一点上，他们还享有乡绅的地位。那时的农村干部集体时期的余威尚在，所以遇事并不需要动用派出所来“协助行政”，再说了，乡镇派出所也是后来才有的，不象现在，没有派出所壮胆不行。慢慢到了九十年代，一方面政策逐步放宽，乡村干部实权减少，一方面农民通过看电视（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思想渐渐开化，变得不好糊弄了，加上经济开始宽裕，家里搞得不比你村长书记差，干部们的威风就渐渐下去了。
先是，父亲每年春节都要去给村两委的成员家拜年，到九十年代，就不大去了。以前在村民眼里，村干部是一方土地，不敢得罪，路上见了大老远地就书记村长地打招呼；近年形势大变，已经不大拿他们当回事了，碰上了，高兴打声招呼，不高兴就懒得吭声罗。又，九八年队上经济纠纷，请书记村长来调解，由于断案不公，父亲一句“你们马角x了不起”、“晓得断条x”，当场就让他们下不了台。这两年村里换了新的班子，新成员在村民眼中已无什么特殊地位可言，混同于平头百姓了。乡镇干部在农民眼中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这些“乡之父母”们不仅风光不再，而且已经成了不少老百姓臭骂的对象。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些下乡收钱的干部们，便常被人骂作“叫化子”，说他们吃的是碗“讨米饭”，并建议他们“去远方讨”，或者去打工。而被骂者往往申辩说，因为“父母思想不通”，所以才不去的。其实乡干部里，真正该骂的是那些只知吹牛拍马踩着别人往上爬的领导干部们，普通干事的多是年轻人，父母本是农民，因为考上中专大学，才端上这个饭碗的，每月工资不过四五百，还时常发不出来，都是些值得同情的主。我初中同学里，分配时也有几个到乡镇的，除个别春风得意的，现在有的已经出来，有的正准备出来，在家里不好混啊！其实我当年若选择回去，不是到哪家厂里混个下岗工人，就是到某个乡镇混个轮岗干部，结果都跟现在一样：打工，真是殊途同归啊！
村委会选举在有些地方好象已经搞了好几届了吧？但在我们村却还是个新鲜事。我问父亲是否参加过“大选”投票，他说最近一次去投过，之前的几届，好象是有人提着票箱上门收票，填票时是有人“指导”的。这最近的一次，倒是有点民主的气氛，不过，投完票后，镇上的人就将票箱提走了，并没有当众唱票。宣布的几个当选人，显然都是酝酿出来的，村民们也猜不透，为何是这些人当选。不过也没有人计较，人们似乎对由谁来当村干部持无所谓的态度。当然，议论是少不了的。
扯得远了。
其实我这次回家，主要是给儿子送奶粉回来的。
三
上个月阜阳奶粉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看了报道，不知多少孩子不在身边的年轻父母们为之揪心啊！记者通过采访“大头娃娃”们的家属后批露：多数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孩子出生不久就交给家里老人照看，自己回去上班，老人们以廉价奶粉代替母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人间悲剧！我家的情况要好一点，儿子九个月后才交父母带回家抚养，奶粉也是从广州带回去的，所以儿子健康状况尚好，略可放心。这次是春节带回家的奶粉已经吃完，一方面趁假日回去看看老人小孩，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带上几瓶奶粉。原来是准备叫父母自己去买，反正挑贵的就是了，后来到底不放心，还是自己回家选的好。
儿子是去年在广州出生的。因为我们两人都要上班，只好请父母过来帮忙。这边毕竟是广州，几乎所有邻居给孩子吃的都是美赞臣，所以我们也一直是买的美赞臣（断奶以后换成惠氏）。临近春节时，父母坚持要回家去了（实际还是想给我们节省开支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将儿子交给他们回家带。因为担心家乡买不到好的奶粉，我们未雨绸缪，背了几个月的奶粉回家。这次回家前，已从电话中得知家里奶粉已经告磬，需要带些回去。
回到家里，才发现父母已买了一包，是在镇上一家超市买的，是“xx牛初乳”。这个牌子我春节在家也看过，是镇上那家超市最贵的一种了。但这次一看，觉得那两个生产厂家眼熟得很，就上网查了一下，果不其然：这两个厂是榜上有名的。不过还好，它们的这个牌子没有列出来，何况也才只买了一包，还没吃完呢。
因为看到报上说奶粉越新鲜越好，加上这么远地背回去也不容易，我这次只带了两个月的量回家，打算抽一天时间到家乡县城看看，不可能在家乡挑不到合适的奶粉吧。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县城。去之前，先到镇上惟一的那家超市看了看。出人意料的是，我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了不仅有贝因美、伊利、圣元、完达山等国产名牌，还有惠氏、省巢等国际名牌！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阜阳事件后才出现的。我看了看惠氏，价格跟广州差不多，但三段的只有一瓶了，且是○三年初的生产日期，便还是决定去县城看看。
县城离我镇二十公里，不过乘车还是挺方便的，私人的中巴车每半小时就有一班，四十分钟就到了，不过要五块钱，单价贵得很。在县城的公交车上我问了一个邻座，她在问清我要买什么之后，指给我一家据说是最好的超市。我就在那家超市门口下了车。这可能真是县城最好的超市了，门口居然有戏班在唱花鼓戏！超市里有一个很大的奶粉专柜，种类很多，我可是在广州的超市里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奶粉专柜呢。不过我所关心的惠氏的生产日期跟在镇上看到的是一样的，美赞臣、多美滋和雅培等也都没有，品牌基本上跟镇上那家差不多，只是量大，这可太失望了。其它国产的牌子我也无心细看，就出来了。不远处还有一家商场，门口有奶粉促销，我一看：惠氏每瓶只要108元！这怎么可能，倒要进去看个究竟。进去看了才明白，难怪它这么便宜：生产日期竟然是二○○一年的！我的天！我也无心买什么了，转了几个网吧，价格倒是便宜（1.5元/小时），可惜都是满员，也没别的事要办，就径直坐车回家了。
回来路上决定，还是给儿子吃国产的算了。一方面，国外的虽然放心些，但是大老远的从广州带不方便，若从家乡买，这些奶粉（比如惠氏）价格贵，农村买的人少，通常就不太新鲜，连县城都有过期很久的还在卖呢；另一方面，国内有问题的也只是一部分，象味全、完达山、圣元、伊利等的市场占有率就挺高，应该还是可以放心的。于是回到家里，就跟父母说了，吃完带回来的惠氏以后，请他们在这几种牌子里选购，只要生产日期较近，儿子爱吃也就行了。儿子已经满了周岁，不再以奶粉为主食了，应该不用太担心营养不良了吧？
现代中国人因为计划生育，加上生活富裕，对子女的重视程度已经今非昔比了。父母每次看到我们买奶粉回来，总要感慨一番。变化确实巨大啊：现在生个小孩要几千块，甚至上万，每月奶粉钱都是好几百块，我们当年在家里出生，何曾花过一块钱？奶粉更是不知何物了，农村人都是靠米汤养大的，一个个茁壮成长，也不曾见谁营养不良了。不过父母自然也不反对买好点的奶粉给这个惟一的孙子吃，因为效果也是明显的，儿子的长势就比我们当年强呵！当然，这个也是要以我们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的。象“大头娃娃”的父母们，一方面要打工赚钱，没有进行母乳喂养，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没有城里人的经济实力，没有预算足够的奶粉钱，才导致孩子要吃廉价奶粉的吧？“便宜无好货”是人人都知道的。当然，如果中国少一些丧尽天良的奸商，也不会导致这么大的悲剧的。
在奶粉事件的报道中，有记者根据廉价奶粉想到了其它在农村销售的廉价商品，并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在意料之中，大量劣质、过期的商品在农村市场畅通无阻，只不过危害暂时没有显现而已。怎么说呢？事实上，在这个“整体小康”的国度里，大多数农民还远没有达到“小康”，廉价在农村占有压倒优势，这是一时难以改变的。我家在家乡可以算是中等富裕的了，可父母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会被价格上的一点差异而左右呢。
但其实食品的安全，对城市居民的危害大过对农村居民，这个奶粉只能算是个例外。这个“城市居民”我指的是普通市民特别是收入较低的市民和城市外来工，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喂猪种地，不用吃抛光过的霉米，不用吃陈米加漂白粉做的米粉，不用吃农药菜，不用吃潲水油，不用吃母猪病猪肉，等等；高级市民们有的是钱，买的都是高档食品，去的都高级酒店，吃到这些东西的几率远低于其他人；而普通市民和外来工就不同了，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吃到不放心的东西，除非你别吃。自从知道有潲水油这回事，我就不再光顾路边摊和大排档，排斥上“馆子”，害怕上食堂吃饭，甚至也不大相信大型超市里的特价油；自从知道有加工母猪病猪肉的，我就不再垂涎超市里诱人的腊肉等肉类加工品；自从知道有漂白过的米粉，我就不再吃米粉；自从知道有“毛发水”酱油，我就不再在菜里放酱油……可是，防不胜防啊！谁又能保证，没报道过的、贵的就一定没问题呢？还有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所以他们照吃不误，潲水油仍在生产，各类垃圾食品的销量仍然旺盛。如此看来，如果单以一日三餐计，还是在农村生活好啊！
说起农村的幸福生活，在此介绍一下。据父母说，现在的农村只要有钱，日子还是过得很安怡的。比如说，吃的方面，你只要跟村里卖肉卖菜的打个招呼，每天都会有新鲜肉菜送上门来，钱都不忙收你的；住的方面，你花个十来万就可以建个二层的小别墅，想怎么建就怎么建，还可以在屋后弄个大大的花果园；你要是想租个车，打个电话他就会来家门口接你了；你要是买个家具电器什么的，他也会送货上门，帮你摆好装好才走，还都是熟人，随时可以找上门去；你也可以花上一两百块承包一口池塘，没事在里面钓个鱼；你甚至还可以买几条羊来放放，因为门口荒田不少，绿草如茵啦！
四
由于父母身体不好，倒是跟我介绍了不少医疗方面的情况。我自己也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忆，不过，小时候的看病经历基本上记不起来了，只有模糊的印象。
镇上的卫生院在以前的乡医院时期生意还是挺兴隆的，因为当时农村没有私人诊所，只有几个赤脚医生，大多数人生病了都还是往医院跑。十余年前农村开始有了私营药店和私人诊所，并且越开越多，医院就慢慢变得门可罗雀了。那些私人诊所，虽然不知道他们行医是否合法（也许有些是偷偷地吧，但有些医生本是医院的），生意却不错，把医院原来的病人抢去了一大半。究其原因，第一是方便，全镇只有一个卫生院，偏远的村来看病太远了；第二是手续简单，私人诊所不需要搞什么挂号门诊交费领药注射，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方便快捷，医生又认真细致，和蔼可亲，医院完全比不过；第三是收费低，医院运营成本高，收费自然也高，医院的药房就更加没有竞争力，有些人即使在医院看门诊也不去药房拿药。当然，医院也还是有些优点，比如说医疗器械、检查设备比较多，私人诊所大多简陋，没有什么值钱的设备，通常也只是治个头痛感冒什么的，麻烦一点的都得到医院。但本镇的卫生院充其量也就接个生、上个环、或者做个小手术什么的，真是大病，他也不敢接，人家直接就上县医院了，所以它的空间也很小，如果不是去年SARS以后政策有所调整，现在只怕已经是人去楼空罗。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据母亲说，那时的人生小孩基本上都是在家里生，怀孕前后，也没有要查这查那的。那时的孕妇要出工到生了那一天，然后才有一个月休假，我很幸运——出生在中秋节——那天村里所有妇女不用出工，而同龄人里，是有在田边产下的。那时的人，不是病到出不了工的，一般都不会去治，虽然那时的医疗费用低廉。不过小孩有病，还是比较注重的。我小的时候，因为生病去医院的次数可多了，到十几岁身体强壮了才很少去了。记得那时去医院总是要排队的，每间病室的长椅上都坐着一排的人，取药时间更长，病室的旁边还有一排病房，里面也住满了人，不过那时还不要挂号，也没有什么专门打针的护士。在我出外读书的几年里（九十年代初），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记得有一次我回来，因为感冒去医院打针，先要挂号，然后是门诊、取药、打针，医院的工作人员多了，但病人反而少了，印象中没有哪儿要排队。九八年回家，又去过一次，这次又不要挂号了，我先照了个X光，钱直接交给医生了，照的时候就叫我父亲看看，单都不用开；然后看门诊，也是直接给医生两块钱，换他一张处方，医生并且建议我去外面药店拿药（中药），感觉这医院已经不存在了似的。之后就没有去过。这次问起母亲，她说是某某去年又去当院长了（这人原是院长，后来医院不景气时在家开诊所），才知道之前已经连院长都没有了。本来这次想去看看的（有个初中同学在那上班呢），后来因为没空，没有去成。
去年SARS期间，媒体少有的关注农村医疗问题，许多人对农村薄弱、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感到担忧，甚至认为问题非常严重。然而农村出来的我，却对此有不同看法。首先、流行病方面，农村人口虽然庞大，却住得比较分散，也没有什么大型公共场所，医院里人也不多，很多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机会都远较城市为低；其次、在普通病的防治方面，因为农村医疗收费较低，在农村几块、十几块钱就能看好的感冒在城市要上百块甚至几百块才行，导致城里有更多的人有病不去看，在城市的农村人在生了较大的病（特别是慢性病）时也多是选择回农村治，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完全可以应付得了普通疾病的；第三、在重症急症伤病人员抢救方面，农村自然不如城市，但现在农民也可以拨打120了，县人民医院的救护车会立即出动，虽然路途远点，但农村这种病人毕竟不多（若是喝药之类乡镇医院也能抢救），不象城市，天天有事故；第四、重大疾病的治疗都是城市大医院话事，在这个问题上农民和城里那些没有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的人们同一命运，这跟农民没有退休金一样，是个社会保障的问题。事实上，我在农村很少听到农民对农村现有医疗条件的抱怨，象我的母亲，原先还有看病“划不来”的错误思想，但在广州呆了一年后，回家就再没有什么抱怨了，有病立即去看。农民放弃医治自己或亲人，往往是因为钱的问题，不是农村医疗条件太差或别的什么问题。以上观之，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并不是什么“燃眉之急”，给农民提供重大疾病医疗救助也就是解决钱的问题显得更有意义，至于是用医疗保险还是合作医疗还是别的什么高招，则要看农民能接受什么了。
五
三号清晨，我就离家返粤了。
在家的感觉真的很好啊，这也是我们这些游子每年不辞劳苦千里奔波回家的动力所在。但是每次离家，心里却充满着无奈，老婆就几次说过：“真的不想出去了”，不过每一次，也还是按时出发了。试过好几次，早晨八点赶到公司，八点半就去上班，为了啥？“时间就是金钱”啊，当你看到工资条时就会理解这句格言的确切含义了！
因为去衡阳的车不大方便，每次出发都选在清晨，母亲在六点前就起床帮我们做饭，要我们吃饱了，然后由父亲送我们去坐车。五·一不比春节，我们很顺利地坐上了去衡阳的班车，并且在中午十二点以前赶到了火车站。车上南下广东的约占一半，部分准备坐卧客，部分跟我们一样，赶中午的火车。邻座的几个都是去广州的，一攀谈就认识了。下车后，由其中一个带领，我们在一个代办点买了票（事后才知道，这种票在候车室门口就有卖，我们够冤的，每张多花了七块钱），是十二点的车，进候车室就以为要上车了，坐了一会，谁知上面居然打出晚点提示来，靠！好在时间尚早，只不要晚点太多，赶到广州吃晚饭还是没问题的。左右无事，只好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
我们同车到衡阳聚在一起的共有五人，除我和我老婆外，还有两女一男。都离我家不远，不过不认识，他们之间，也互相不认识。其中一位女的居然就在我公司不远的地方开店，令我有些吃惊。但我并不知道她的店在何方位，据她说，也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卖部，不过主业是摆麻将桌（当然是地下的），收入不错，老公是的哥。但她又说和老公很不和，因为他几年前坚持在家乡镇上建房，前后花了二十几万积蓄，又没回去住，大大失算。另一位比较健谈的小伙子比我略小，还没结婚，在广州某建筑公司搞安装吧，处境显然不怎样，他不大谈自己，倒问起我来，我混得也不咋的呢，只好敷衍他几句。还有一位是个女孩，在鞋厂打工，这次回家估计是相亲吧？她没明说，我们猜的。聊了约一个小时，车才来，真离谱呢，特快都晚点这么久！
因为这次有老婆大人同行，买的是空调票，一上车，那个爽啊！首先是大把空位，很多人正躺在座位上睡呢！其次是有空调，车厢内不冷不热；再就是干净，哪象普快那个样啊！嘿嘿不怕大伙笑话，咱火车也坐了十几年了，坐空调车那可还是老姑娘上轿——头一回呢！说起坐火车，只怕中国的绝大多数“民工”和学生都有一箩筐的苦要诉，我就曾有几次从上车站到下车，只站得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叫一个恨啊！也就是最近几年，我才知道有空调车这回事，其实票价也贵不了太多，但就是没想到会比普通车舒服这么多，为省钱起见，一直舍不得买，但春节前后这种车票咱一民工也肯定买不到。
火车是从山东过来的，人虽不多，但许多人横七竖八的占着位，我们五个人坐不到一块，就分开了。老婆跟我还有鞋厂女孩一起占了个窗格，舒舒服服地坐了，“麻将老板”和那小伙子坐别处去了，嘿嘿。因为太舒服，人也不困了，我两个便跟那女孩子聊天。据她说，她们厂五·一并不放假，因为家里要她回家，她假也没请硬跑回来了，昨天中午才到家的。我大表惊讶：撞鬼呢！在家呆这么会儿，值吗？没好意思问她“相亲”是否成功了。
因为我姐姐曾在鞋厂打过六年的工，老婆也曾在鞋厂呆过，几个堂哥堂嫂至今还在顺德的鞋厂里，所以我比较关心鞋厂，特意向这个女孩多了解了些她们厂的情况。这女孩跟我一个镇的，估计还是中学的校友，只是不认识，但我主要问她工作的情况，倒把她多大年纪出来的、通过什么途径进厂等情况给忽略了。
女孩说，她们厂是个小厂，只有一两百人，只做鞋底，各方面都不怎么样。但工资倒是还能够按时足额发放，原因是去年厂里工人罢了一次工，堵了广州某个立交桥，因此成了劳动局重点监管对象。我对罢工一向挺有兴趣的，只是媒体并不报道，我也就是在网上看到过一两次，没想到碰上个参与者，自然要打听清楚了。“事情是这样滴”：去年的一个月，她们厂货源充足，结果加班加到每个人都能拿八、九百块了，财务一计算，老板觉得工资太高，准备每人减几百，出粮前放出风来试探一下，你说这工人哪会干呢，几个车间主任带头，就把队伍拉上了市区，把车给堵了。没想到人太少，更糟糕的是老板不承认要扣钱，并马上把工资给发了，结果几个为头的被抓去关了三个月，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人则没事，还得到了劳动局关于出粮方面的保证，算是罢工的正面效果吧。我对她们这次罢工的结果毫不意外，却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当干部的会去领头？问了才知，原来那些干部工资也不高，据她说最高也才一千六，并且已经在这家厂做了十来年了。这就难怪，不象我们公司，管理干部与普通员工收入悬殊，连班组长也不可能去带这个头的。
说起鞋厂的工资，还真是出奇的低（在珠三角，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大多不是鞋厂就是制衣厂）。我姐姐结婚以前，曾在多家鞋厂做过工，前后六年时间，积蓄是六千人民币（不要不信呵，我曾看过她九○年刚出来时的工资袋——她都留着呢，都是一百几十元的）。我一个堂哥在顺德一家鞋厂也做了十余年了，他高中毕业，前几年当了班长，才有一千二、三百块。里面的文员，都是七、八百块，没有加的。
至于伙食方面，凡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上都很差，具体就不说了，总之是“白骨精”们所无法想象的。很多工厂的食堂有三六九等，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并不在一起吃，员工伙食如何，就看老板或食堂管理人员的良心了。
不久车到耒阳，上来一批人，其中几个坐在了我们后面。本来不曾留意，但这些人说话声音不小，还都说的是“湘普”，不由得我不听。听了几句，原来居然是有人在火车上发展“下线”来了！本人九六年曾“做过安利”，大的收获没有，要识别个把“传教士”嘛，那自然不在话下。我后座的这位女“传教士”也不知是什么级别，但口才是不错的，旁边还坐着她的几位同伴。不知她怎样认识了原先坐在那里的一个据称是河南上车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先从孝敬父母说起，随即转到了营养品上，然后当然是安利营养品啦！最后拿出一部相册，跟这个“孝子”海吹，如在某国旅游啦，在某地开会啦，有某官接见、某长陪同啦，均有相片为证，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在她们到郴州下车之前，那位河南孝子已经乖乖地办好卡了。我本想跟这位即将发财的河南人聊聊，“点拨点拨”他，谁知他不大搭理我，也好作罢。
由于晚点，当我们到达广州时，夜幕已经降临，夜色中的广州显得格外漂亮。坐在返回住处的公交车上，望着窗外的五彩缤纷，心里却没有来到异乡的感觉，倒象是到了家门口了。是呵，是到家了，昔日的异乡，会是将来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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