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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论“中国赶超美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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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和回收，让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其实，说到震撼性，神舟五号对中国人的震撼，恐怕要比对西方人的要大得多。像德法英这等先进工业国都未能将太空人送上太空，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做到了，怎么不让人感到骄傲？
于是，“中国赶超美国”的言论又开始在舆论界出现。《联合早报》10月28日刊登的朱易先生的《美国听到了中国的脚步声》便认为，在科技发展上，中国“必然从基础面上赶超美国，或至少可以与美国并驾齐驱”。
从大跃进时代的“赶英超美”，到今天的“赶超美国”，显示中国人早已不把英国放在眼里。只有美国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赶超美国”，是好几代中国人的梦。然而，中国是不是已经具备将这梦变成现实的条件了呢？朱易先生从一些评论文章中总结出来的论据，值得商榷，本文将一一加以分析。
差距依然很大
首先，朱易认为既然许多到海外留学的中国研究生都选择回国发展，假以时日，中国必能超越美国。这中间作了两大假设：一、回国发展的留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二、“海龟派”都是留学生中的人才。笔者在德国生活了十年，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从笔者的个人经验来说，以上两个假设都不能成立。
其实，以“留学生回国－－科技便迅速发展”的简单逻辑来说，美国每年归国的留学生近乎百分之百，那美国的科技，是不是更应该将中国远远地抛在后头？
其次，只要有个大市场便能有制定技术的标准权利，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现在制定无线电通讯（手机）标准的世界中心，是北欧的几个小国。美国虽然有望在第四代无线电通讯技术上追赶欧洲，但在目前的第二与第三代无线电通讯技术上，却远远落后于欧洲，这说明市场与技术标准的制定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目前有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却没有任何手机技术，又怎么能拥有制定标准的权利？
许多人看到，中国市面上的手机款式比西方许多国家的要多样化得多，便误以为中国的手机发展领先于西方国家。其实，中国市面上手机之所以如此多样化，与商家迎合市场的消费心理有关，与技术发展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说手机款式的多样化，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市面上能见到的手机款式，都不逊于美国，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马来西亚的手机技术可以媲美美国？
最后，朱易先生认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8％，因此，虽然国家每年在科技发展的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美国则超过3%，也就是中国的二三十倍），却足以赶超美国。姑且不论国家应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百分比投入科技发展才算合理，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一直保持这么高的水平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国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率完全由外资的引入来维持，而吸引外资的，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笔者见过不少公司为了削减劳动力成本而将劳工密集的工业转移到中国去，却从来没有看到一家公司是被中国更好的科技发展环境吸引到中国去的。任何理智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可能永远存在。当经济增长率再无法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时，那朱易先生的“不容忽视的科技发展的后劲”，又从何说起？
首先要超越自己
有一点我是同意朱先生的看法的，那便是“科技发展一是钱，二是人才”。只是，目前人才的流向，是从世界各地（包括从中国）流向美国，而不是流向中国。今天的美国，扮演着战国时期秦国的角色。世界各路英雄都以美国视为事业的麦加，连成龙和周润发都觉得只有到美国去，他们的事业才能更上一层楼。
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得奖者之一克耳忒勒，在是否担任德国马普研究院院长与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职之间，便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美国科学界人才济济，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才更能够有所作为。
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不会破灭的神话。当时“日本取代美国论”不只在亚洲，连在美国都很有市场。当时，如果有人出来预言“日本崩溃论”，会有许多人笑他脑子不正常。最后，日本有没有取代美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现在的美国，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思想、教育上，都比中国进步得多。甚至有人开玩笑地说，学汉学的最好地方就是美国，因为大师都在那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优化（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发展模式及最有韧性的社会经济体制，不只是中国，就是日本、德国等经济与科技强国，在可见的未来都没有超越美国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的，不是刚刚摆脱穷困便想着“赶超美国”的白日梦，而是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为国家、为民族尽力的实干家。与其成日想着什么时候会赶超美国，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才能超越自己吧。（李冠伦）
文二：【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发展——兼与李冠伦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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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天下事》版11月4日发表李冠伦先生《论“中国赶超美国论”》一文（以下简称李文），笔者认为其中有几个基本的逻辑错误，值得商榷。
李文认为中国不可能赶超美国，却举了与中国国情完全不同的日本、德国作为例子。其实，日、德不能超越美国，并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中国也不能超越美国的结论。它们不能，中国就一定不能吗？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德在发展国防力量及其相关的高技术方面受制于美国、邻国及国际压力，显得力不从心。况且，日、德在领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等方面与美国相去甚远，日、德难以超越美国，不足为奇。
以偏概全的结论
李文说到目前中国的技术落后，并举手机为例。这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中国在移动通讯技术方面的确起步很晚，目前的2G技术落后于欧美；然而，中国现在集中力量研发下一代3G技术，并且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大唐集团、华为等企业已经在TD-SCDMA系统开发、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该系统已经崛起为一个产业。
事实上，不仅是与国防相关的高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如神舟飞船、核潜艇、歼10战机等，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而且，中国还在一直被美国人垄断的技术领域也取得了进展，如龙芯、北大众志－－863CPU系统芯片的研发与商业化方面。
李文认为：“中国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率完全由外资的引入来维持，而吸引外资的，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无人否认，外资的引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外资，那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目前的高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李文完全忽略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壮大与技术的进步。
以家电行业为例，现在是以海尔、长虹、TCL、康佳等代表的本土企业打败国外企业，占据中国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李文还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完全归功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其实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远不只中国。若用李文的这一逻辑，那又怎样去解释在廉价劳动力方面更有优势的印度及其经济发展呢？
李文还把今天的美国比喻为战国时的秦国，且不说两者在逻辑上原本就缺乏可比性，即使这种比喻可以成立，那也不能合乎逻辑地推断出美国永远是第一。况且，历史早已告诉了我们，秦国及秦王朝的最终命运是可悲的。当今，各国人才流向美国是事实，但人才其实是跟着金钱跑的。李文举了克耳忒勒、成龙、周润发的例子，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我们很容易举出反例予以反驳。
我们不否认，在流向美国的人才中，有人确实是从事业角度考虑，毕竟有财力才能说得上有更好的科研条件与物质环境，但是，更多的人其实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原因而流向美国。
人才的主流方向是从穷国流到富国，从这点不难看出，经济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对于商人来讲，这本身就是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回流的人才比例也在上升。中国经济越发展，人才回流就越多。
李文把美国目前的进步归因于美国的发展模式与社会经济体制。不可否认，美国的发展模式与体制有其优越性。但翻开中美两国的历史就会发现，美国能有今天世界第一的地位，是得益于多次的历史机遇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环境。
用历史的角度看未来
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否会超越美国的问题。
在美洲的殖民地时代，英国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国家，这就是美国，而西班牙的殖民地却没有变成一个国家，使得美国可以对许多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行利用，从而脱颖而出。
今日的美国，北面是大而较弱的加拿大，南面则是相对弱小的墨西哥，东西是两个大洋，地缘政治环境可谓得天独厚。美国内战从1861年一直打到1865年，当时美国人口只有6000万，却有65万人死于这场战乱。当时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由于大西洋的阻隔，并未插手战争，否则英法俄不仅可以控制美国，阻碍美国的发展，而且还能将美国分裂。
当时的俄罗斯甚至还在1867年将15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价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一周的预算。此外，加上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自我摧残，美国却利用这个机会，养精蓄锐，大发战争财，迅速壮大了自己的综合实力，终于在二次大战后坐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反观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40多年，一直是战乱、动荡不止。世界上哪有经历了100多年战乱而不会变得贫穷和落后的国家？一直到1980年代，社会才趋于稳定，经济才获得迅速发展。
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虽然国土面积与美国相近，但占国土面积一半左右的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烟稀少，加上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与美国相去甚远。
从地缘政治环境看，中国东有日本武士，北有俄罗斯熊，南有印度象，西有长期被列强占据的阿富汗，东南则与一些国家存在南沙群岛争端，甚至连小国越南、朝鲜也不时给中国增添麻烦。棘手的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始终不忘将台湾作为以华制华的战略棋子。中国处在被包围之中。美国人打内战无人干涉，而国共两党的内战，却是加快了日本人的入侵。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打内战，都必然是引狼入室，这是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使然。
没有永远的第一
然而，就是在多次丧失历史机遇的前提下，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中国却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举世公认的世界强国，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智慧及中国的巨大潜力。在人类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落后只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00多年只是历史的瞬间。
正如李冠伦先生所说，我们的确需要“超越自己”，但我们的理解却与他不同。若要超越自己，首先就要重建自信。我们承认差距依然很大，更不会天真地以为神舟上天就可以很快超越美国。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丧失自信心。历史告诉我们，世界第一的宝座从来就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日不落帝国”没能成为永久的世界第一，今后同样不会有永远的世界第一。（匡文波）
文三：【如何看中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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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联合早报·天下事》版有几篇文章谈到中国的发展趋势问题，并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类似的争论不仅存在于中国内外的各种报章杂志上，而且也一直存在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脑海中。
依笔者管见，对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定位，既要充分、客观地考量国情，也要关照当前的国际形势。所以，笔者想把中国定位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地区性大国”。
大国之好 大国之难
中国的面积是世界第三，人口是世界第一，是整个世界都无法忽视的国家。
国家大，自然有大的好处。因为地大物博，中国具有其他许多国家所没有的独立自主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国家曾经对中国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制裁，但都以失败和无效而告终。
即使在已经开放的今天，中国依然是内需主导型的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依然是有限的，而内部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认识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是底气十足的。
国家大，也有大的内在逻辑。当年，邓小平在谈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与和平演变政策时说，这些国家不应该对中国抱持敌对政策，不应该指望从中国的混乱中取利。假若中国真的乱了起来，这个世界上谁也受不了，不要说有一个亿，就是几百万难民跑到美国，美国就受不了。所以，后来邓小平对西方人讲，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国家大，有大的难处。中国的事情很多、很复杂，有些甚至超出常人的想像。所以，曾有学者指出，中国有10多亿人，任何一个小问题只要用10多亿去乘，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例如，从地理上来说，中国从北至南几乎跨越整个北半球，每年的自然灾害就难以计数。南方水灾，北方干涸；当东部受台风袭击时，西部却是冰雹落地。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是有选择的。
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判断。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各国GDP排行榜中不断前移，但整体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收入离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
有专家也谈到，中国的任何一点成就，如果用10多亿人去除，都会变成一个小成就。中国虽然有些都市的生活质量在逼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人的收入可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相比，但中国还有广袤落后的西部地区，还有数亿靠天吃饭的农民。因此，“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中国短期内是摘不掉的。
在谈到加入八国集团的问题时，中国人会谦虚地说，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资格加入八国集团。正是由于这个定位，中国一直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事业，倡导南南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了不少实事。
但是，中国的定位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见解。中国加入WTO时，许多西方人以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为理由，要求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而在中国国内，同样有一些人不满足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种不合实际的论调不仅不利于自身发展政策的确立，也不利于外交战略的确立。过高估计自身的发展水平，会导致种种具有急躁症性质的政策出台，将中国引向歧路。
有影响的地区性大国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加大，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态度不容忽视，但是，中国还不是世界大国。一则，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差很远；二则，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是有限的；三则，中国对重大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结构性意义和宏观层面上，并非表现在微观层面上。
这是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辩证认识，既要看到影响力，也要看到局限性，不可好高骛远。所以，中国当前的关键是要恰当地用好自己的影响力，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既不为外部的挑动刺激而锋芒毕露，也不为一些不切实际的赞扬或捧场而飘飘然。
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的好坏对本地区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从地区安全角度讲，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占据显著地位，对东亚的一些热点问题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朝鲜半岛问题。
此外，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中国与东亚国家存在一些领土争议。如果不是中国多年来采取相对公正、正确、忍让的态度，本地区的动荡恐怕难以避免。
对东亚地区的多边外交，中国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还是倡导者与组织者。中国参与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参与亚细安10＋1和10＋3活动。中国与亚细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不断深入，湄公河流域、图们江流域的多边经济合作也早已提上议事日程。
正在崛起的力量
中国的崛起真正肇始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在这二十多年里，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有两个：一是苏东剧变，一是九一一事件。这两件大事对中国都意义不凡。
苏东剧变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是空前的。当时，西方有人断言中国将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下一个。更重要的是，由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西方国家再次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是，中国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九一一事件带给中国的机遇是很多的。除了中美关系有所缓和并走上稳定发展的正轨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心态有所减缓。早有学者论到，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国际战略的重点还放在防范俄罗斯与中国上，但为了今后的百年反恐大业，美国难以把精力集中于此。
中共十六大提出，今后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种说法的国际背景即在此。
面对中国的崛起，外部世界的反应是矛盾的。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时起时伏，在沙斯爆发期间甚至还有“中国隔离论”。但与此同时，“中国机遇论”也在逐渐深入人心。
中国的崛起改变着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也改变着国际力量的平衡关系。一方面，许多国家希望与中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疑虑和戒备。无论如何评价，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中国来说，它必须适应外部世界所抱持的各种心态，适应日渐复杂的外部环境，要使外部世界成为自身崛起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韦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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