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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定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载于香港《大公报》5月14日大公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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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权回归至今出现了若干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存在不同的揣摩。有人将其归为中共“接管”所致，即将香港出现的问题归结到“一国两制”的结果上，也有人认为董建华先生运气不佳，还有人认为是因为香港政治民主缺失所致。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不同阶层港人对问题的思考。但笔者认为，所有这些看法都存在偏颇。
将问题归结于中共“接管”的观点是“政治犬儒主义”的表现，认为香港出现的问题均为政治变化所致，所以有人攻击“一国两制”。似乎觉得英国人在此继续实行殖民统治，日子可能好过一些。这显然是比较幼稚的。
将香港回归后出现的的问题统统归结到董先生身上，认为其运气不佳，这显然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更不可信。
而认为香港回归后出现的问题是因为香港民主没有到位的说法似乎具有较大的信服力，因为现实香港出现的政治争拗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须不知，香港出现的问题并非上述问题所致，而是有其更为深层的原因，而这种深层的原因当使港人改变心态，奋发努力，在现有优势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作出决断，以更为踏实的态度去创造未来的辉煌。
香港回归的第二天，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虽然其影响力没有立即显现，但随后的几年却给香港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这就是全球化所具有的效应。
无庸讳言，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建立在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的基础之上的。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政府出于保持对外透风之需要，借助香港保持着与外部世界之联系。处于英国的统治下香港客观上成为这种情况的受益者。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仍然处于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则是这一政策的最大赢家。中国需要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而香港需要的是资本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真可谓众美毕集，相得益彰。香港进入了空前的繁荣。
然而，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出口，全面的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然与此同时，港英政府却并没有实现香港经济的转型。其注定结果是香港地位的下降。可以料定，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三通的实现，香港经济可能还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地位的下降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时艰之下，有些港人将经济出现的问题归结为民主缺失，恐有牵强。
民主固然好，但稍有常识的人们肯定知道 “一张选票并非等于一港元”。如果出现的是非理性政治局面，民主所付出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是不是民主的结果？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英国人在香港统治了近八十年，没有发展民主政治，只是到了临近主权回归的十几年才匆匆忙忙搞政改，这说明英国人并非真正想在香港搞民主，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其实，民主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能治百病之药，它只不过是一种不得而为之的一种手段，是其他方式无法产生良好社会效果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为人们所接受，所容忍且能体现相对公平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在社会处于理性的条件下才能产生良好的最大社会效应。香港的确需要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是和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上层建筑。但民主的发展要想产生符合广大港人利益的结果就必须将其建立在社会相对理性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也不是想在香港阻绕民主的发展，而是对民主理念已经具有高度认同。基本法中也已载明“最终实现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直接选举”的目标。从大陆的情况看，其市场经济体制也在逐步形成，民主与法治也是其出路所在。这是所有明白人都再清楚不过的事。
香港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所致，而港人应当反思经济问题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美国著名的纪实作家威廉·格雷德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一书中分析全球化的作用时写道：“它可使处于落后状态的人们和国家迅速跨入现代化的行列，也可使人们和国家陷于更为落后的状态。”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既然全球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港人就需摆正心态，客观认识香港地位可能存在的变化，发挥理性，扬长避短，重新去创造自己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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