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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群、姚欣荣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各种热潮中，「毛泽东热」借着今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似有升腾的趋势。「毛泽东」似乎又一次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在某些地方膜拜毛泽东几乎成为一种礼仪。
由於这种新式毛泽东崇拜肇始於民间，中国知识界有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种迷信的复兴，也有些人认为它是文革期间毛泽东崇拜的回归。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毛泽东崇拜。我们则认为从宗教意义上来解释，似乎可以说：旧式毛泽东崇拜本质上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祖先崇拜的沿化，而新式毛泽东崇拜是一种模拟传统的神鬼崇拜。在两种形式中毛泽东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首先我们将描述近年流行的毛泽东热，以显示新式崇拜的狂热性，及我们认识它的方法论。其次将对旧式毛泽东崇拜与传统的祖先崇拜作一比较，说明经过採纳沿化祖先崇拜的礼仪，旧式毛泽东崇拜可以说是一种「荣显化」的创造。最后比较新式毛泽东崇拜与传统的神鬼崇拜，证明它在本质上完全不同於旧式毛泽东崇拜。
一、新式毛泽东崇拜的肇因
约在1989年初，在中国南方广东首先流行起毛泽东热。以后几个月内，这股热潮似乎一下子遍及其他城市，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人们传播着类似的故事。上海人相传：广东有三辆车相撞，其中两辆受损严重，车内乘客全部死亡，而那辆挂有毛泽东像片的车则一点也未损伤，车内无人严重受伤，全部生还。北京人传说：那是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汽车在路上翻车后，除了那些带着毛泽东纪念章的生还之外，大多数乘客伤亡。这类故事细节不同，但都关於交通事故。故事到处传播，很快地，大多数驾驶员开始在他们的车里或窗上贴挂毛泽东像片，也有些人戴起了纪念章。
现在，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挂一张毛泽东头像已不够用，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又受到欢迎。个体户和小贩也在他们做生意的地方挂起毛泽东像或戴起毛泽东纪念章。有关毛泽东的音乐──「红太阳」磁带据说在一个月内销售量达一百多万盒。据那些相信毛泽东崇拜的人说，毛泽东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恶势力的侵害，给他们带来好运。
如何看待这股社会潮流？一篇题为〈大陆当前的毛泽东热〉的文章中1，作者试图解释其兴起的原因，他的结论是：（1）广东人迷信，所以把毛泽东当作神来膜拜；（2）一些人是出於愚昧、赶时髦而这样做；（3）另一些人是因为怀旧，许多人仍然怀念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这种过於简单了事的分析，引发了我们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透视的兴趣。因为我们反对把它看作只是一种迷信的论断，这种论断意味着这种现象不值得严肃的研究。我们也不认为它是怪异不可解释的现象。我们将採用史密夫（Jonathan Z.Smith）研究「琼斯镇事件」（Jonestown event）的方法论，把它看作为一个常例，归之於「知道和可以知道的范畴」，视之为「理解人类活动和表现的问题」2.
二、旧式毛泽东崇拜：创造荣显化秩序
这种新的毛泽东崇拜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而且两者之间的内容相似性容易引起人们把它们混为一谈。但根据我们的理解，尽管两种崇拜在大体上属於相同的「文本」，但却处於不同的「语境」，它们传达着不同的信息。
任何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全国都要履行的仪式。它们影响之大，使得那些没有亲身经验或只从童年记忆搜寻回忆的人，一旦被父母或有关的文学作品唤起记忆就很难忘怀。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官方政策似乎一直是反宗教和反迷信的；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毛泽东在革命早期就一直劝说农民要抛弃他们所祭拜的神3.这种反宗教的力量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是登峰造极，所有传统的习俗、节日和宗教信仰均被视作迷信和反共产主义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连，砸毁所有的寺庙、宗祠和祭器、所有的偶像、祖先牌位和儒家经典，并迫使人们放弃所有的宗教活动。唯一悖谬的是，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被树为一尊偶像，崇拜毛泽东代替了一切其他的宗教信仰。
6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唯有一种红色工业──毛泽东思想的事业仍然繁荣兴旺。这种工业除了印刷毛泽东着作、毛泽东照片，制作毛泽东雕像和毛泽东纪念章等，不生产任何其他东西。这种工业为所有崇拜毛泽东的活动提供基础。每个家庭几乎毫无例外地要挂毛泽东照片，收集毛泽东像章。在农民家中，他们把毛泽东像置放在以前摆偶像或祖先牌位的神龛中。在工人家中，他们制作一个「藏书台」，专门放《毛选》四卷。除了摆在家中的像，每个人都戴一个毛泽东纪念章，甚至有人把它挂在肉上。早饭前，人们要在毛泽东照片前背诵或唱一段毛泽东语录；就寝前，人们要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表现。齐跳「忠字舞」，高唱「红太阳」，这些崇拜毛泽东的仪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日常事务。
我们如果仔细地看看传统中国崇拜和礼仪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毛泽东崇拜中的许多仪式是有例可循，它们是祖先和圣人崇拜的发展。
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写道，中国人注重现世，在中国大多数伦理和知识传统中有一种强烈的现世取向4.的确，受儒家传统的影响，相对彼世，中国人更相信现世，他们更相信已知的人而不是未知的力量，是祖先而不是神灵，是历史上的圣人而不是传奇中的人物。在中国，祖先崇拜比任何其他崇拜佔据着相对更重要的地位。如葛兰特（Marcel Granet）在《中国人的宗教》一书中所说：「祖先崇拜佔据的地位使之似乎成为中国宗教的基础。」5
在传统中国社会，祭拜祖先是每个百姓应尽的义务。在家族神龛中，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偶尔也供奉一些普遍流行的神。在牌位上刻上祖先的名字是仪式的核心，有时列着祖先名字、名衔的家谱也用来代表祖先，放在神龛之中。有些人举事之前必徵询祖先之像，「但这些偶像崇拜的例子是例外的」6.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尽管祖先牌位和神龛皆被捣毁了，崇拜毛泽东的礼仪却採纳了许多它们的仪式，并进一步使「例外的」成了常例。
在中国的传统礼仪中，唱歌跳舞并不常见。唯有圣人崇拜的礼仪中有跳舞的特点。在祭孔时人们表演一种彬彬有礼但十分有趣的精巧舞蹈，书生们左手持长笛，右手握雉羽，迈着有节奏的舞步；长笛象徵了音乐和社会法则的惯例产生的优雅，雉羽则是学者的装饰品。而唱歌的例子来自传统的庆祝丰收仪式。在一年辛勤劳动喜获丰收之际，农民们通常有感谢自然的仪式。在献祭食物之后，他们往往唱起「农历歌」，他们正是按照农历来安排一年的耕作。「这种歌是以往臣服於自然的证明，将来服从於自然的誓言，这一自然法则施恩於人类万物并使他们和睦相处。」7
通过採纳沿化祖先崇拜、圣人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仪式，毛泽东本人，和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国家救世主的中国人民，共同制造了这种毛泽东崇拜。在此，毛泽东是父亲，是圣人，是自然法则，他理所当然地是中国意识形态的「自然领导人」。如前所述，祖先崇拜是中国宗教的基础，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是子女孝顺。在中国意识中，父亲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是自然的统治者，父子关系就是自然秩序和结构。因此，在旧式毛泽东崇拜中，毛泽东实际上被树起一种父亲形象，他和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中国人民没有理由不顺从他。根据隐涵的政治结构特徵，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实际上使毛政体和社会结构蒙上神圣的色彩了，他们共同创造了布迪欧（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荣显化（doxa）8：
这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之下，当组织的客观秩序与主体原则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对应关系时（如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的社会世界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们称这种情况为荣显化。思想体系和认知图式可以制造客观性，只要它们使人们错误地认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就可以了；从而它们可以以一种荣显化的方式（doxic mode），使人们拥护传统的世界，使人感到它是一个「自然的世界」，并且是理所当然的。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旧式毛泽东崇拜产生的历史背景正符合布迪欧的「荣显化」范畴。正是以新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政体为了使「其自身的任意性荣显化」，才产生了毛泽东崇拜。经过把毛泽东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界定为父与子的关系，旧式毛泽东崇拜导致人民「误认和确认」「建立在任意性之上」的秩序，从而创立了一种客观秩序（在中国文化中它是父与子的秩序）与主体原则（毛泽东政体）之间「近乎完美的一致」。这种社会和政治结构也成为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说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崇拜事实上是根据建国以后隐涵的特徵和误认所创造的「荣显化模式」，那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特定条件。中国人民由於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而对新政府寄以极大的希望。毛泽东本人的魅力和他的农民出身，及他带给这个国家和平和独立的贡献，使他自己和中国人民都成功地相信并成功地创造了「荣显化」的「圆场谎」。然而，在文革以后否定毛泽东的十几年中，并不存在产生另一种「荣显化」的「前因后果」。
三、新式毛泽东崇拜：一种谈判的策略
一些人注意到新式毛泽东崇拜的出现，发现它与前一种毛泽东崇拜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断言这是前者的回归。对他们而言，毛泽东虽然已逝世十多年了，这种现象表明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受尽苦难的国家。
然而，我们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忽略了某种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如果中国人仍然记得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怎么会愿意在经历了毛泽东带给中国人的那些艰难岁月之后再一次崇拜他？如果在这个悖论式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也许会以为新式毛泽东崇拜是一种外来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另闢蹊径，我们不妨把眼光转向两者之间的不同点上：执行仪式和历史条件的不同。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文本，会发现新式崇拜与前者有一细微但重要的不同。如前所述，它肇因於一次交通事故。关於事故的新闻就像传染病或一种时尚一样迅速传播、蔓延各地。偶然的行为被视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并经过一定数量的重複而成为一种仪式，这一点非常不同於前者，旧式毛泽东崇拜是由毛本人和全国人民一起创造出来的。在具体的执行仪式上两者也有细微的差别。现在人们不再普遍在家中挂毛泽东像，他们只是把它放在车中，「一路平安」；放在做生意的地方，「带来好运」。在此，我们认为这里有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区别。现在，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外在的神，而不是一个内在的、自然赋予的家族领导人来显示他的威力。他的行为可以影响生意、旅游和其他个体活动，但不再影响任何群体。所以，我们认为现行的崇拜更类似於中国传统求神的仪式。
相对而言，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拜神起着较为次要的作用。在中国民间宗教中，存在着神和鬼两种精灵。人死后，灵魂离开躯体，他或她就变成神或鬼。大多数普通人成为鬼，他们在某个时候可能重新投生。但对某些坏人而言，他们死后则成厉鬼，继续干扰活人，做坏事。那些圣人、传奇人物、受尊敬的皇帝或生前闻名的人，死后则成神，对外在的恶势力具有威慑作用，能保护人类。人们求神时符咒和祭司都可作为神的代表或使者。大多数的神是忠实的，生前是有权有势的官僚。例如，民间供奉最普遍的神之一是「关公」，他的形象常与佛像和观音并列。中国人相信，那些神如果生前有权力，死后会变得更具有超凡的力量，可以保护人们免遭不幸。人们求神显灵的两种重要方法是运用符咒和说服的艺术。符咒用於控制第三方（恶鬼或某个人）的特殊目的，常常是写在纸上的特殊指令或要求，有时也只是一张有神的名字的纸，或某个神的画像。人们通常在外出时带着符咒，这样不管到了那里神都会保护他。哀求或说服的话是人们恳求神的帮助的另一种表现，包括用词的技巧和表达尊敬的能力。为了求得神的保祐，一个人说话必须既温和又有力。
我们可以认为新式毛泽东崇拜的执行仪式在总体上类似於中国民间宗教中求神的仪式。毛泽东像或纪念章或多或少有符咒的作用，而歌曲正是对「毛泽东说的话」。根据神鬼崇拜，毛死后已获得超凡的力量，更增加了他的威力。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断言，新式毛泽东崇拜并不是前者的重複，而且毛泽东在两者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在前者，他被树立起一种父亲的形象，而在后者他被尊为一个神。作为一个父亲形象，他是内在直接的统治者，他决定家庭中和家庭成员的每一件事。可是，作为一个神，他是个外在者，一种外在的力量；他的力量是受限制的，并只有在人们求助於他时才显示威力。作为一个神，他同样与人民的内在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採取孔夫子对幽灵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那么为甚么这种崇拜会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这种崇拜的本质是甚么呢？现在我们未必能作圆满的答覆，但我们认为布迪欧的话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9：
评议把未经讨论的问题引入讨论，使未经系统陈述过的事情化成公式的说明，当可能性目标处於危机时，这种评议中断了主体结构和客观结构之间的直接契合，实际上破坏了其不证自明性。这就是说，当社会世界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特徵时，对社会现实的自然性或习惯性的疑问就增加了。
1979年毛泽东逝世后，尤其当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后，中国人开始问自己：我们的国家和党到底怎么了？而通过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中国人第一次能够回头看看和正视自己的处境贫穷，教育落后，人口爆满，社团和传统已经摧毁。中国人经历了客观危机，从而认识到他们曾经创造了关於毛泽东政体的幻想。到70年代末，曾经无所不在的毛泽东像几乎都消失了。到80年代中期，毛泽东纪念章几乎只在古玩商店里有，西方人寻找它们就像它们是明代珍玩一样。
试想，是否可以把新式毛泽东崇拜看作一种更委婉的「把未经讨论的问题引入讨论的评论」，或许，它可能是「界限的合理违背」以「委婉而言，并因此使这些不可避免的越规成为合法」10.甚至，用布里格斯（CharlesBriggs）的话说，它是一种间接处理一种情况的策略和谈判与再谈判的策略11.
由於我们还不了解继续延伸的「毛泽东热」的许多细节，也不知道膜拜毛泽东到底有那些类型的人和他们的想法，同样由於这股思潮仍然在迅速发展，本文尚不能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此，我们只是抛砖引玉，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中国许多需要认识的事件提供一种研究取向。
註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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