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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和我的母亲经常在一起看电视，我很难得。我们经常看WORLD台每星期四晚上的60分钟时事杂志，我母亲很难得。
我清楚记得60分钟杂志做的一期塔利班的专题，其时阿富汗战争美军全面告捷，美国媒体号召阿富汗人民忆苦思甜。这期60分钟介绍了塔利班的各种倒行逆施。塔利班在街头莫名其妙地殴打妇女，塔利班虐待当地少有的几个同性恋居民，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塔利班关闭民间学校，塔利班不许看电视听广播，塔利班甚至残酷地限制属地居民的性生活次数。我妈妈迷惑地对我说：那帮人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是的，有什么好处呢？
我差点忽略了这个问题，自以为智慧出众的人都自以为是地忽略一些重大的问题。我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偏见：宗教狂和洗脑族是没有理性可言的，他们仇恨一切，他们发展出极端的教义然后用极端的方式来遵循。这是他们的标志，这是他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憎恶他们的原因。于是，对于他们的行为理解，一切到此为止，一切不必解释。
而我现在不得不拾起这个问题。感谢直觉思考者，感谢长者。
在我做分析之前，我想把叙述对象略微扩大一下范围，不仅仅是塔利班，还有哈马斯，甚至伊斯兰兄弟团（Muslim Brotherhood），这些激进组织通过他们极有杀伤力的袭击活动，已让世界的时髦词汇语典中“恐怖主义”一词名列前茅。同时，还要声明一下，这些组织不是黑社会。
黑社会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社会的暗角，就像香港的古惑仔配备律师一样。无论是无间道上的大佬还是拼火杀戮的小马哥，他们都依赖着外界：外界的秩序，外界的法律，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但是，塔利班和哈马斯不一样，他们在一个完整政府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实际上，他们构成了社会律令的一部分，他们部分地提供公共品，他们构建自己的秩序原则，他们强加于自己控制的区域各种规则和纪律。全盛时期的西西里岛黑手党也不能相比，更别提那些蝇生蚁命的三合会了。
他们也不是我们所通常以为的“那种坏人”。
当我仔细阅读了关于塔利班和哈马斯的前世今身，感到非常惊讶。塔利班大部分成员是阿富汗难民营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在后苏联占领时期的阿富汗军阀中是最慈善的一支势力，他们救济穷人，严明法律和秩序，禁止农民种植大麻（联合国对他们进行了表彰），反对腐败，减少吸毒人口。而哈马斯的前身Muslim Brotherhood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地区性的公益慈善机构，他们为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和西岸居民提供医疗，学校和社区必要服务。他们的诚实和高效是公认的，世界各地的人道组织团体都乐于跟他们合作，由他们来充当人道物资的分配者（巴勒斯坦地区性的物质分配者）。他们无私无畏，这同PLO（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的敛财嗜好形成鲜明对比。
而现在，众所周知，塔利班支援了本拉登，而哈马斯发明了人肉炸弹。
(2)好像最近吴思的新书《血酬定理》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加入一个社会，政府的功能是残次的不全的，同时市场又是压抑的破碎的，不能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公共品（比如法律，教育，公共基建和保险救济等），那么会是什么样子？
我把这个问题叫“中间路问题”，不好意思，希望没有造成吉登斯们的愤怒。当我们既不能求助于市场，又对政府失望的话。人群开始真实而野性地骚动了。自由地缔约，自由地煽动，自由地组合，一群人聚合，然后另一群人也联合，完全是野性的生长，完全是实在的需要。
这个环境是我们对宗教极端组织讨论的前提，以下的解释都是在这个环境下生动地展开。
显然，毫不奇怪,不同的部分人联合起来，大大小小的组织构建起来，形成内部人自己的风险共济会。他们或是宗教团体，或是俱乐部，或是（大）家族会，或是黑社会，或是匪！
因为安全，基本福利，基本公共产品如果不能从强有力的政府那儿得到，或不能从市场上购赎的话，他们就必须从加入某个团体这样的途径来得到。总之，这些东西必须得到，不能空缺。（顺便说一下，Townsend在1994年将这个命题形式化）
正如乔治梅森大学长期分析宗教经济学的优秀学者Laurence R. Iannaccone所指出的那样：
(我在10月份把他的文章都读了。网站http://www.economicsofreligion.com/）宗教本质上是一个提供公共品（local public goods)的组织，当然这只是它的重要的本质之一,而不是全部。
当我们同样把这样的激进的恐怖的宗教组织套用经济学俱乐部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得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个俱乐部组织的结构，而且还要考虑到整个组织笼罩在某种教义之下，某种宗教精神状态的约束之下。譬如这样的宗教组织不会赞同内部人像中国的黑社会江湖客一样去夜总会放松他们的下半身。
这个简单的区别至关重要，在随后的分析可以引申出，教义上对内部人消费集合的约束也是导致这些极端宗教组织非常具有战斗力和奉献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这远比金钱，女人，体液和教父型时尚打造出的黑道精神要坚韧，可怕得多。
精神的主宰俨然早已形成，追求的道路很快就要找到。
（3）怎样设置分析宗教恐怖主义内部构造机理的观察点呢？
观察点应该是他们与外界的关系，这些激进宗教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提供公共品给自己的内部人，比如医疗，养老和救济福利，同时还供应整个社会某种法律和秩序，当然很多宗教俱乐部以外的人是享受不了诸如医疗和救济这样的好处的。他们这些“局外人”只得向市场：一个已经失效和瘫痪的市场勉强地购买，甚至买不着。于是，宗教组织天然地拥有一种依附的力量。内部人不愿意摆脱这种依附的感觉。
但是，这也构成了竞争。如果组织外部，譬如市场（market)或者另外一个NGO（非政府组织）能够部分地提供公共品，那么宗教组织将变得非常惶恐。哈马斯就曾经说过，“稳定的巴勒斯坦经济和秩序对我们不利。”也就是说，宗教组织必须消除来自市场的竞争，否则宗教组织就有离心倾向。
这已经捅破了这层秘密。
宗教组织最重要的是需要内部人（教友）忠诚。提供公共品只是一个方面，满足了内部人对于公济，福利和安全的渴望，这是满足需求带来的忠诚。同时，宗教组织希望内部人对于这个组织进行“投入”，因为只有充分而真实的“投入”——无论这些“投入”是精力还是体力，才能达到“对于宗教和教义持久的热情和归属感。”比如塔利班号召人们“天天都是安息日”，喃喃的教语经文加上神秘的“干功”。而哈马斯则希望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去清真寺而不是去学校，去练习经文而不是掌握手艺，去参加宗教活动而不是去从事商业活动，全身心为安拉工作而不是为市场工作。
如果有人，更热衷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宗教组织对这些人将“歧视”。在哈马斯控制的西岸地带，他们不会对巴勒斯坦的商人提供任何保护和救济，甚至他们会恐吓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太喜欢和以色列人做生意了。他们甚至会杀死一些他们所认为的“民族叛徒”。是的，哈马斯本质上是反商业和反市场的。但是哈马斯不愁经济来源，因为他们的来源不是从内部募集而得，是从外部，主要是财主国沙特和宗主国叙利亚。同样，塔利班的财源也不是来自内部，是来自从巴基斯坦的走私收入（他们垄断了这条中亚的走私车队路线）和本拉登的银行帐户。可以证实的是，巴基斯坦在1993年到1997年统计，因为塔利班走私他们损失了将近4亿美元的关税，塔利班还保护了10亿美元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间毒品贸易。（他们只是保护路线，而不鼓励内部种植毒品，控制非常好。）所以，他们乐意限制大麻的种植来维护教义的纯粹。
于是，哈马斯和塔利班都宣布，他们“对你的关爱和你对安拉的奉献相关”。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他们供应的公共品数量和品质同人们宗教投入正相关，同人们市场投入负相关。
我们稍微简单地刻划一下这个断言的经济含义。我们把人民的生活投入都转换成一个名词叫“时间”。实际上，马克思也是这样干的，他把劳动的实际效率叫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然，我不会这样干，我只是简单地把时间分解为宗教时间和市场时间。（这两个部分时间构成了一个人的生产投入函数。）宗教时间投入的数值会影响宗教组织对你态度的好恶，随后态度的好恶会直接决定着你从宗教组织那儿获得的公共品的素质和数值。前面我已经再三表达了约束环境，是在市场缺失和政府乏力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它们提供的公共品极其不足，于是你大部分公共品需求只有来自这个组织。但是，你的市场时间将决定你从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注意，宗教组织是不给你收入的，当然你如果作为烈士死了，也许有机会获得抚恤金，不过这不是收入。）你的收入是市场工资价格和你市场时间的乘积，这个收入额决定了你长期消费的曲线。根据人一生长期收入支出相等的原则（假定没有遗产，跨期效应），你的收入等于消费品物价和消费品数量的乘积。公共品数量反应了你的生活的稳定，而消费曲线决定了你生活的质量！而这两者是不兼容的。
在这里，我想应该给予时间里的内容感性化和实例化。宗教时间，包括宗教仪式的时间，如默念经文，宗教功课练习，教义的进修与研讨。另外还有，宗教社区服务，宗教的军事训练等等。而市场时间，不仅仅是市场交易时间，市场劳动时间，也包括带来人力资本升值的时间，比如接受教育，这些科学文化的教育能在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市场收益。
痛苦的你开始在时间分割上抉择吧！
（4）秘密似乎昭然若揭。
宗教组织面对来自市场密集的箭雨，它下意识般地完成自己的“设计”（或者是自发形成的秩序），它不仅仅满足内部人的需求，更要拒绝他们的背叛。它要尽可能多的占用“时间”，内部人的时间，压缩市场时间。他们的财源不是来自于本地市场，所以它不需要在一个封闭的左右为难的状态下考虑问题，它只需要尽可能地完成宗教时间的扩张即可。
而那些看上去非理性的行为符合它们这一“理性的设计”。理性是理性的律师，而不见得是非理性的演化。
我们已经知道，不仅仅是极端宗教组织，几乎所有的成气候的宗教组织都是鼓励禁欲和低消费的。这些“具有半吊子政府功能的组织”不具有政府般的税收权威（Timur Kuran),所以不能通过直接压缩人们收入的手段来控制消费。他们的思路是增大人民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缩小市场时间，破坏正常的市场收益率和契约效率。他们在精神上还有一个招数，是通过教义来谴责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
毫无疑问，低消费将减少人们在市场上“逗留”的时间（想想我们国家那些毛主义宗教下的人民吧！）。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经常号召巴勒斯坦人罢工，限制巴劳工进入以色列，联合国的统计表明，仅仅是限制劳工一项就让巴勒斯坦损失了将近1/4的GDP，当然愚蠢的以色列也附和哈马斯的行为，他们出台了比哈马斯分散的威胁行动更厉害的限制政策，借口是“巴勒斯坦劳工不安全，他们会炸掉以色列境内的公共巴士。”巴人区由于生产萎缩失业率极高，导致最典型的通货膨胀。哈马斯是乐意看到通货膨胀的，因为根据上面的分析，过高的物价将导致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导致消费品数量不足，有利于“禁欲大气候”的形成。
惩罚妇女反映了塔利班全面增大人民离开该组织的机会成本，以及控制他们的宗教时间的热情。塔利班非常理智。他们不停，不遗漏地关闭所有地女子学校,禁止女人外出工作,砸电视机,取消所有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让所有的男人蓄须，让男人和女人的性生活节制，让他们的孩子早早地待在原本不属于他们待的地方。这一切都是压缩正常生活的时间，以及在这些市场享受的“效应”，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价格理论原则，把时间资源分配到他们指定的那些地方，培养宗教热诚度的方向。
塔利班和哈马斯都喜欢拆毁学校，因为学校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有效的通道，但学校被拆毁掉，孩子们日后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市场收益，他们就不会投入市场的怀抱，而是继续留在宗教组织内庇荫。一个在特拉维夫受到本科教育的犹太人的市场收益是同样学历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本科生的8倍，原因很简单，不同的市场所致。以色列的市场让人力资本价有所值而巴勒斯坦的市场则“哈哈镜”般反映出一个人的（市场型）人力资本，哈马斯喜欢这样的市场环境。当营养不良的阿富汗儿童在简陋的宗教训示点打瞌睡时，当无辜的巴勒斯坦少年只会向以色列坦克投掷石块时，折射出历史悲剧的朦胧面孔。
（5）无论是提供公共品还是扩张宗教时间，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换取“忠诚”。（无论是极端组织还是极权社会都需要忠诚）而忠诚保证了他们军事的效率，贫穷和禁欲只是这些组织建立自己规则的背景，黯淡而强硬的背景。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也提到了18世纪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他的分析拿到20世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依然不过时。同理，高度的宗教活动时间,高度的不宽容,高度减少宗教组织外部的收益（也就减少了人们的选择）是极端主义不变的主题。
历史在新的世纪没有换季，可恨的观念依然横陈放在我们面前。沾沾自喜的解释者已经厌倦过多的介入，文明平等主义已经大规模腐蚀人民的良知。我们这些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市场最深情的恋者，是文明流水下卑微的涟漪。它无非分析并要求人民应当追求自己的福利，选择,甚至拥抱自己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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