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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未来做好准备
今日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特征是，新事物产生的速度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当新的历史的雏形业已显现时，我们依靠的却依然是旧的思维与话语体系。当我们的技术与商业变革已进入21世纪时，我们的话语方式与教育方式仍停留在19世纪或是20世纪。任何一个细心的外来者都会发现，口号式的标语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一代年轻人仍在学校中被迫咀嚼着早已过时的知识。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全球化与知识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新内容必须添入未来的日常表中。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塑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新社会中，知识与创意，取代了物质成为一切生产的核心。每一个经历过中国初级与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年轻人一直在多么禁锢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从未被鼓励去创造新事物。两种知识变得日益重要，首先是有关部门创造的知识，你需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到新奇之处，也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物作出独立迅速的判断，你要拥有全球性的眼光，能够包容与接受那些异质的文化。第二种知识是，你如何在这个过分高速运转的社会保持心理上的平稳，你如何能够理解那些美好与缓慢的事物。总之，对个人独立性与自我管理的训练，必须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
其次，重构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教育的弊端，正扎根于我们陈旧的知识系统。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普遍性的原则。我们必须加快这个体系的知识更新的速度，就像启蒙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智力基础一样，我们加速变化与断裂的社会需要对应的智力资源。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知识生产机构，需要Think Tank，需要媒体加入这个行列，智力成分要广泛地参与各项公共政策的决策。大学学不应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变革，知识最大的威胁不是独立性被侵犯，而是走向僵化。一些新知识必须被迅速纳入我们社会的知识体系，关于技术、管理的知识应该获得它理应的尊敬。在强调专门化的同时，综合性的思考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三，塑造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不断紧张，只因为没有任何中间层来缓和之中矛盾。对于社会组织的理解，也绝非简单的NGO组织，它包括一切我们已经熟悉的公共机构，医院、大学、社区，我们需要使它们更有方向感，更有效率，管理学可能在这种重塑中充当支配性的力量。
第四，学习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世界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普遍指责，暗示了中国还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辩护。中国也不能再以为一国的货币的仅仅是内政，1997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告诉我们，不再存在什么独立的本国经济，我们早已与世界的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也让别人了解自己。同时，在9?11之后的混乱的政治世界，我们不可能总是保持低调，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刻表现自己的立场。你不可能在世界越来越重视你的声音的同时，却刻意保持沉没。
第五，领导力。我们已经从马车时代、火车时代，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不管对于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如何在加速度中保持平衡与方向正确，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因为微小的偏差可能导致极糟糕的结果，正像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它要求领导人更敏锐、更勇敢也更富创造性。当时间来到2003年时，那些曾经的目标管理似乎都已实现，我们实现了市场经济，收回了香港澳门，创造了“中国奇迹”，加入WTO……
赶上一辆新列车，比修补一辆旧列车，更可能获得成功。对于这些新内容的关注，将帮助中国赶上新潮流，而不仅仅总是排除旧困难。一场知识体系与思维观念的革命，将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二、什么令我们与众不同
多年以来，我始终未能培养出清晰的推理与写作的能力。每当坐在电脑前时，一大堆彼此矛盾的思想与人物就争先恐后地涌到我的头脑中。他们相互战斗，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的领地，然后匆忙地达成和平协议。
我是如此喜悦地读到英国人沃尔特·白哲特在1858年给未婚妻的信中写的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合情合理还是无意义的荒谬，假使要我一直坚持一方的话，我都会感到厌倦，我喜欢随心所欲地来回移动。"尽管如此，写作的目的之一仍是为了向他人表明自己的立场与准则。繁复会增加阅读时的想象力，更清晰的线索有助于你对问题更深入探讨。对于我最新的一本新书--将于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的《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我需要对它的主题作出相对简要的阐发。
我的一个出发点是，中国正在变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国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话题。如果说中国崛起的趋势已不可更改，那么我关心的是，哪一个群体将在这个崛起过程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他们拥有怎样的性格特征。我选取出生于1971年-1979年之间的一代人，因为年龄决定了他们恰好是未来20年中国的主要建设者，很有可能，他们的成熟的过程，恰好是中国在历经150年的落后之后重新获得领导性地位的过程。
这当然是个不够严格的定义，你可以很轻易地辩解说，这一代人除去年龄相近之外，没有什么共同点，你也可以说，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早已打破了年龄与地域的界线，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面对着同样的世界，这是一个按照个人的志趣来划分群体的时代。比如由于都喜欢伍迪·艾伦，一个身在纽约的50岁老人与一个17岁的上海少年，他们可以毫无障碍地交流，彼此间的亲密程度可能比他们各自的同龄人都要多。但我要说明的，在一些最为本质的问题上，特定年代的历史事件与价值观，仍深刻地影响着对应的一代人，他们可能对此忽略不知，但最终都可能是这些事件的俘虏。
对于我这一代人，我最深刻的感受是，除去所有人已经描述的更为个人主义、更为全球化的特质，还有纯真的丧失。我们成长在一个经济至上的年代，我相信过分的物质主义与实用主义已经毒害了一代人的头脑。由于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当我们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道路其实非常单一，我们的语言与思考方式都明显受到一种过分嘲讽的社会气氛的影响，在年轻时，我们就变得事故非常。在整整一代人中，我们难以找到纯真的理想主义气质，理想主义常常被理解成因为无知所带来的情感冲动。
我始终坚持一个朴素的信念，如果我们的国家真的试图达到几代人渴望的崛起，那么未来几代的中国人就必须表现出对应的精神面貌。中国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用"文化决定论"来解释一切是单调的，但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是，在谈论中国的种种话题中，我们似乎很少谈论人的因素，我们完全忽视了文化与社会风尚的作用。人要么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要么就是消费者，我们时代精英们谈论的是理性的数字，是煞有介事的预测，是钢铁与石油的消耗量。
我们似乎很少谈论，我们需要一个具有远见与行动能力的群体的出现，他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为更长远的未来作出考量。我渴望，我所定义的这一代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素质。
我在这本小册子中试图涉及却缺乏足够能力来展现的第二个主题是，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中其他国家的崛起有何不同。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了繁荣-衰败-再兴起过程的国家。而且我们正遭遇信息革命的浪潮，与前两次浪潮一样，新浪潮将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改变世界的力量格局。中国与日本或是亚洲四小龙不同，她所进行的不仅仅是一项追赶的游戏，新技术革命可能使她完成跳跃式地变革，而她过分庞大的体积，则使这种跳跃变得更富戏剧性--谁也不知道一头座头鲸在游泳池中突然跃起时会是什么景象。她如何进行跳跃，却是个人人都无法说清的话题。
什么令我们与众不同?不管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代人，或是一个个体，这都是一个不断被提出却永远迫在眉睫的问题。显然，我没有给出足够信服的答案。但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前言中的一句话减缓了我的自我怀疑："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踩踏一下的垫子；这也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义务。"
三、如何定义一代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控制了交流手段才能左右历史。”小阿瑟·施莱辛格，肯尼迪亲密的私人顾问，他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在1960年代说。他像大多数人一样，都清楚面孔英俊、仪态潇洒的肯尼迪如何依靠电视这种新的交流方式登上总统之位的。
对历史作不同诠释，是每一代人甚至每个人的愿望，在他们寻求左右历史的特定动力时，他们也过分地被过往与正在发生的经验所左右。在肯尼迪深刻感受电视的作用时，在大洋彼岸的领袖们则仍喜欢读线装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的斯大林，则相信更为坚固的物质力量才能决定历史的方向，他称自己为“斯大林”，是因为在俄语中它意味着铁人。不错，在苏联时代，钢铁的产量被视作这个国家的核心。
种种决定论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否认了历史的复杂性——从来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彻底左右历史。也正因此，历史才拥有了它的曼妙之处——只要你稍微转变一下角度，世界就按照不同的节奏来展开。每个人、每个群体，最终都是一连串看起来可能并不十分相关的力量共同造就的产物，有些力量来自于久远的传统，而有些力量则刚刚从地表浮出。
人们很少会静下心来思考哪些力量左右着他们的行为与头脑。眼前的世界杂乱无章，如果他实在对此感到不安时，就会听从报纸编辑、流行作家的意见——我们正身处一个XX时代。每个时代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特性，人们要么对自己所处时代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浑然不觉，要么就过分大惊小怪——以为一种全新力量正在改变一切规则。
让我们看一看目前正日趋成熟的一代中国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大约介于35岁与23岁之间。我武断选取了两个年份，1971年与1979年作为观察的坐标。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这两个年份之间。只有很少人在18岁之前不是懵懂无知的，更何况他们是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心智的成视诩处于20世纪90年代。选取1971年，是因为在那一年，文革的混乱开始消退，而那一年11月8日，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抵达纽约，中国迈出了重回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在那一年，英特尔公司发明了第一个微处理器；选取1979年，则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旅在那一年正式开始，撒切尔夫人开始在英国执政，他们与后来的里根领导了席卷20世纪最后20年的市场革命，在那一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获得成功，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兴起。也是那一年，IBM发现苹果电脑正在挑战它在个人电脑领域的权威地位。
这两个年份的选取意味着一个70年代人群体的存在吗?大约3年前，我在一篇名叫《生于70年代》的文章中说，年龄介于20—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主义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他们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在文章的最后，我对于那些陷入70年代式滥情的群体，作出了粗暴的判断：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包括70年代人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只不过是恰好都生于那十年之间，他们志趣各异，并且在内心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他们没有体验过相同的东西，没有共同创造什么，也没有破坏什么，他们不过是年龄界限的巧合。
试图给予一代人以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而且基本是庸人自扰。像所有的定义一样，如果你觉得愿意作出这样的定义，去做就是了，只要他人能够理解就足够了。想想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的无聊争论，在印度80%的人认为他们是中产阶级，他们仅仅拥有摩托车与电冰箱而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觉得自己是，于是印度被称为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
我们要探讨的不在于是否能够严格定义出这一代人，而是的确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相近，在成长历程中，遭遇过相同的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被同样的潮流所裹挟。他们当然都拥有各自的个性与经历，但他们也常常忽略共同性的体验（甚至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在怎样潜移默化地塑造他们。我们也想知道，在他们成长的时代，是哪些重要的力量在左右历史，这些东西又如何左右了他们。
“这是一个全体青年同时踏入的世界，不管他们的国家如何古老，如何不发达。”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1977年9月写道。这是她为1970年第一次出版的《代沟》的修订版所做的序言中的一句话。为这句话作出生动注解的是，1967年，米德回到了29年前曾在那儿进行人类学考察的新几内亚的一个叫坦布南的村庄。第一次见面的谈话令人类学家大吃一惊：
“你带录音机了吗?”
“带了。怎么?”“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其他民族的歌声，我们也希望他们听到我们的。”
或许电视比任何力量都更深刻地改变了60年代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面貌，媒介理论家马歇尔·迈克卢汉也是60年代最闪亮的思想家。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最初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新因素如何改变了历史。电视在美国的普及产生于1953年左右，最初它糟糕的画面根本引不起人的兴趣，那时候亨利·卢斯印刷的杂志才是全国舆论的中心。但从童年起电视就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新一代美国人成熟时，这种潜藏的力量被释放出来，力量非凡。影响西方世界的1968年的学生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除去他们的参与者都很年轻以外，身处1968年的中国的一代人，没有机会看电视，他们的组织工具是高音喇叭与大字报。
技术总是倾向于反对传统，甚至如海德格尔所说“将传统连根拔掉”。我们要承认，在过去一百年里，塑造人类的主要力量来源于技术，但谁都知道传统力量的作用根本没有消失。某种意义上，支配60年代青年的情绪仍来源于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的浪漫主义传统。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在那时刻“年轻人如在天堂”，因为传统社会的秩序被打破了，经验世界正在逐渐变得不那么能主宰一切。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里，罗素将之形容为“青年式的激越”，他们相信自己能将社会改造得更好，必须打破传统以求个人自由，他们无比相信自己的进步力量。于是，丹尼尔·贝尔作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类比，抒情动人的华兹华斯变成了披头士，而滚石乐队则是更尖锐的威廉·布莱克的翻版。
但是1971年与1979年两个年份的标志意义，与玛格丽特·米德的判断，为这一代人背后的支配力量作出了充分的注解。计算机革命（与随后到来的互联网革命），市场革命，及其两者共同缔造的全球化运动，塑造了这一代人。同时，传统的力量日益消退，却并未完全消失。
四、重新回到马鞍上
1月15日的凌晨1点，我躺在床上阅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这是过去一年中最奇妙的体验之一，那些曾经激动青春的文字、令人难忘的形象再次来到我的身边，仿佛又闻到了俄罗斯夏日乡村的气息，它像那些单纯的岁月一样迷人。
尽管拥有牛顿、爱因斯坦、霍金这样的天才，我们仍对时间的起源与内涵所知甚少，但我们又如此喜欢将时间进行人为划分，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年，它们给我们对原本难以驾驭的生活以某种把握感，我们总在期待在一个“新时刻”到来时，就能抛弃过去，投入崭新的生活。尽管这样的愿望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却似乎从不妨碍我们每一次都为这种期待投入巨大的热情。世界看起来像是被钟表与日历所控制。
即将到来的2004年春节值得期盼，不仅因为它再次给予我们一次完成自我更新的幻想机会，相对漫长的假期更可能使我们再次有机会重新询问自己，什么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内心真正的渴望是什么，我们甚至还可以回忆一下那堂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
想想看，你已经多久没有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自从告别青春年少之后，生活就变成了一个日益狭窄的旅程，曾经的开阔地带变成一条小径，几个简单的指标囊括了一切——你的年薪有多少？你的办公室有多大？你的客户规模有多大？你的女朋友有多漂亮？甚至那些用于放松的活动都带有了竞赛色彩——你阅读了多少本书？听了多少张ＣＤ？熟记多少明星？……我们向别人炫耀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数字，期待别人的赞美与嫉妒，如果没有这些反馈，我们内心则充满了不安，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义，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我们像坐在一辆不断加速的列车上，为了保持速度，我们必须不断向窗外扔出我们曾经珍视的各种东西——友谊、爱、平静、任性、闲散的发呆……
这个社会正在陷入一种集体性的不安之中，欲望的焦灼感遍布每一个角落，除去那些指标，我们什么都不相信；除去强刺激，我们什么都不会享受。看看外界和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描述，拥有13亿人的中国正在力图重新赢得她失去了150年的尊严，超过25年的高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正在改变全球经济体系的游戏规则……一切令我们骄傲的都是物质上的成就、数量上的优势。
关于我们的国家，一种越来越热烈的讨论是，在经济改革获得显著成功之后，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该如何展开，人人都在忧虑三者间的不平衡，但几乎所有人都将期待甚至赌注放在社会体制上，我们总是期待设计出一种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的制度，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制度革命来拯救一切。
我们不相信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物质成就与制度设计成了我们最终的依赖。令我们欣喜若狂的是我们建造的世界第一高楼的实际高度、我们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多少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生产了多少彩电与微波炉、丁磊70亿人民币的个人财产、我们的上网人数达到了多少……否则，我们就抱怨，社会没给我们充分的机会，哪些障碍妨碍了我们的发展。
150年前的爱默生曾写道：“事物坐在马鞍上，驾驭着人类。”30年后，马修·阿诺德这样抱怨他的英国同胞——他们只知道钢铁与贸易，将物质视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而不考虑其精神的需求。这一切忧虑不都在今日的中国不停息地上演着吗？过去150年的中国进行着不同的社会实验，尽管方式各异，其指向却异常清晰——如何进行一场物质上的赶超游戏，为此我们可以牺牲掉一切个人的真实感受。尽管过去25年被普遍视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时段，但物质的丰裕并不意味着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幸福感。我们正在由一个旧社会形体向一个新社会的转变之中，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从属一个更大的历史洪流之中，而很少真正考虑我能够改变什么、我能够创造什么、我能够建设什么……
过分执着于理想曾将这个国家推入灾难，但我们刻意回避理想时，庸俗的观念就开始大行其道。不要以为只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它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就都是正常的，存在即合理的观念是建立在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蔑视之上的。
在还算漫长的假期里，试一试打破你的惯性，努力追随内心的召唤。不要去理会令人厌烦的商业报纸制造出的混乱景象，不要去为尚未到来的挑战而坐立不安，不要去用那几个简单的坐标来衡量过去一年的成败，不要去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重新回忆那些感动过你的思想与人物吧，我们为眼前的事物焦虑不安，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长远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过分借助了别人指明的道路。
在带给你365天的信息焦虑症之后，这是《经济观察报》给你的新春祝词，尽管我们深知这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五、如何评定国家实力
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英国对我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国家是否重要，取决于它能够把多少军队投入战场。”大概130年后，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斯蒂夫·巴尔默在判断哪个国家是最有力量时说：“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看一个比率--每户拥有家庭电脑的多少。”
关于国家实力的评论不仅矛盾重重，而且总在变化。从铁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48年，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包括地理、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与原料)、工业能力、 军事准备(特别是人口分布)、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但他强调，在衡量国家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摩根索着重强调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的确切实力具有特别的帮助。外界与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概念的过分热烈的谈论，有可能正在形成某种语言的泡沫：语言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实力可能正在出现分离。了解这种语言泡沫的最好方式，是坚持每天阅读《参考消息》第8版。你将连篇累牍地阅读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标题，“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为了缓解世界的焦虑，我们自己创造了“和平崛起论”，并准备投入200万人民币为这个概念制造理论框架。
一个国家实力就是她拥有物质的力量吗？所有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都建立于此。因为中国有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第6大经济体，并可能在2020年(或是2040年，总之这个年份总是在变)超过美国……但物质力量常常与国家力量并不同步，时至1880年时，美国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没人看得起美国，它的外交力量与军事力量都不值得重视，即使到了20世纪初，英国驻美国大使布赖斯勋爵都会用游客描述爱尔兰之蛇的方式来描述外交政策在美国生活的左右--“爱尔兰根本没有蛇”。
即使就单纯的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也仍未达到人们喜欢的类比国的对应程度。直到2001年，经过20多年改革的中国在世界GDP的份额仍不过3.5%(美国的比例是将近25%)，而这个比例在1900年时却将近7%。
是的，我们物质力量的确在过去1/4世纪里有了迅速的增长，但国际关系实力总是相对的，对此，约瑟夫·张伯伦曾说：“需要谨记在心的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它与自己过去的比较，而取决于它在世界联合体中的相对地位。”
实力是人口吗？看起来，我们正在彻底地抛弃马尔萨斯最初的担忧。对于中国崛起，一个不断被谈论的是，我们拥有13亿人的市场，它大得足以改变商业世界的运转规则，它既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廉洁劳动力，也为知识经济时代准备了人才库。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世界1/4的人口并不能保证就有实力。在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不过15亿时，中国的人口就已达到4亿，当时西方商业世界流行的一本书是《四亿人的市场》，但我们同样还是不断衰落。印度尼西亚拥有日本一样多的人口，这同样说明不了什么。
实力是军事力量吗？在最后关头，这条比任何都重要。尽管外界总是试图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2002年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仍不过是美国的1/10，比日本还低。
实力是来自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权力吗？但很显然中国仍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软权力。谈论中国是一种时髦，但人们的关注点仍仅仅是消费市场与世界工厂，我们没有产生足够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导演、艺术家、科学家与媒体。我见到的对于中国的软权力最激动人心的描述来自于《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一篇名叫《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所写到的，到2040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况且，软权力也没有描述的那样重要，全世界都在观看美国电影，但这并不会减弱反美情绪。
这种设问的单子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很显然，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一个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她是否在国际关系拥有足够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这样定义权力：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集会。而政治学家丹尼斯·朗给予权力以明确的三种形式划分：武力，操纵与说服。那么请暂时放开《参考消息》，根据你的常识来判断一下。创造新理论以减缓别人的焦虑值得理解，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率先夸大了我们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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