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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艺谋只能靠《英雄》式徒有其表和形式花俏吸引眼球之际，冯小刚却不断推出反映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力作。冯在2003年推出的贺岁片《卡拉是条狗》，就是当代现实主义的惊世之作。
《卡拉是条狗》讲的是北京市对居民养狗进行管理：养狗必须办狗证，每只狗缴五千元；无证狗遇之则屠。影片巧妙地以狗为引，让那些“中产阶级”或“精英阶层”的老爷小姐们也愿意描上一眼。这一描，可能就随影片进入了普通市民的世界。围绕狗和狗证，几个普通人，演出了他们的悲喜剧，这或者也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悲喜剧：活着，无钱无权无势；时时提心吊胆，处处仰人鼻息；苟延残喘，就象一条狗；只有在狗面前，才自觉还象个人--影片直接描述的，是还享受着多种优惠补贴的首都北京市民；即便在北京，这些人也并不是社会最低层。
人物之所以普通，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角色（不过是工人、学生、警察、小贩、市民），也因为他们的性格形象。既谈不上好人，也谈不上坏人，只不过是我们每天随处都能见到的平常人。就是这么几个人，竟然演绎出了当代中国最深刻的主题、最深沉的旋律，表现了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浮沉。其描画现实之凝稠纯粹，不但当代中国不见其类，放眼世界，也不多见。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价值取向、市场经济及其生产方式的渐进扩张，导致原来高度行政控制下相对平等社会的瓦解，社会逐渐转型为阶层分化的“自由社会”，这即是一些自由派人士津津乐道的“自发演进”的主要过程。对于身处“演进”之中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滋味并不好受。当然，我们可以论证：眼前“阵痛”是必须的，是收获未来幸福所必须垫付的投资；甚至，我们可以找到角度，计算今天一般民众，生活已比昨天有了重大改善。但是，对于承受着转型成本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身受的损失和痛苦，都实实在在，非言词可以抹杀。
损失之一是生活安全感的丧失。生活不再是一眼可望到头的确定，而是充满变数，朝不知夕。一切不再是由国家已经安排好在那里，你接也得接受，不也得接受；所有需要都必须靠你自己去争取、去竞争。这就是被某些自由派人士奉为圭皋的“自发秩序”，亦即自由主义所标榜推崇的“自由竞争”：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各自的知识，谋求个人目的的实现。
对于在现实世界中居于上层、拥有优势资源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充满刺激和乐趣、争取将好处捞到“最大化”的惬意游戏；但对于居于社会低层、各方面都先天处于劣势的人来说，这却是一场残酷的、永远没有尽头的生存竞争。仅仅为了活着、象狗一样地活着，许多人就必须付出全力，并且还朝不知夕。自由主义的全部圣经，只描述了“自发演进”和“自由竞争”中能够“实现个人目的”的一面，却有意无意淡化了“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竞争中的弱者、注定要失败者，他们失去了原本可以稳定预期的未来，只能在弱肉强食中苦苦挣扎，时时恐惧灭顶之灾。
损失之二，按照黄纪苏先生的比较意识理论，人们往往会这样来看待生活：昨天我固然还没有今天好，但那时你也不见得比我好；今天我却只能眼巴巴看着你高高在上，难望、更不可及。人生所求无非“幸福”，“幸福”来源于感觉，感觉在于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改革转型可能使大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大多数的幸福感。活着，如同一条狗；但偏偏他们不是狗，于是就多出一些狗所没有的对社会、对现实的牢骚、不满和怨恨。
从这样一个特殊视角，可以映照出曾经被描绘得美仑美奂的自由世界的斑斑黑迹。真正的问题是，站在这一视角内的，可能是数以亿计、甚至有可能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因此，这才是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当然，笔者并非要以此否定改革，否定市场经济。虽然人的先天差异并不足以导致后天这么大的境遇差别，虽然现实中的不平等总让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心平气和；但是，社会总要以某种方式、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有其偏向性。当它偏向平等时，它是社会主义的，它会抑制人群中的先天差距，追求结果平均；当它偏重效率时，它是资本主义的，它必然放大人群差异，扩大和增加种种不平等。处身全球化竞争加剧的世界，取向效率的改革是中国不得不然的选择。否则中国只能越来越落后，在资源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甚至最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但是，中国人自己必须清醒：这种选择、这种建构社会的方式，是以牺牲大多数人即时利益、即时幸福为代价的。谁有这样的权力，要求这么多人作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改革转型中作出牺牲的普通民众，政府和整个社会，都欠有一份债、负有一份责任。
如果我们还必须继续现在的社会进程，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尽力减轻转型期利益受损者的痛苦。在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政府对此负有首要责任。一方面它必须负起调节再分配收入、救济贫者弱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必须清理和废止各种偏向强势者、损害弱势者的“恶法”，例如：办只狗证五千元。
有人说，每只狗证收五千元，无一例外，这很公平啊。这确实有点类似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起点公平”、“个人行为规则的公平”。表面看，它一视同仁，貌似公允；实际上，在现实国情下，它一开始就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游戏之外；或者，一开始就注定了某些人必然失败的命运。它在“个人行为规则的公平”下制造不平等，并且逐步将这种不平等推向极端。将它定义为“恶法”，一点也不冤枉。
更进一步说，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看似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其实就是这种“恶法”。对此，哈耶克的辩解是：“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问题是，这场游戏难道真的由得人们不同意、就可以不加入吗？
这只是书斋中学者为自己理论所作的粉饰。现实情况是，一切由不得你选择；每个个人都“无处可逃”。也可以说，这样的“恶”，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必须；舍此而外，我们没有更好选择。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它的负面性，必须对它有所抑制，不能任其走向极端。再也不要鼓吹什么资本主义的“天经地义”，或自由主义的“普世正义”了。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比所谓“普世法则”的提法更令人恶心。正义和公平都是具体的。任何一种理论或制度，再怎么自诩是为了全人类，再怎么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具体落实到某一环境，都必然只会使其中某一部分人得益、令另一部分人受损。资本主义应该被中国接受，其唯一可以颠扑不破的理由是：这是由于国际竞争压力使然，我们别无选择；为了在越来越残酷的生存竞争大环境中挣扎求存，这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必要的恶”，是所谓的“最不坏”、亦即不会导致更坏的选择。如果条件允许，如果我们能有更好抉择，我们必定“誓将去女，适彼乐土”。
是的，今天的中国别无选择。但即使人们在无所选择下作出了选择，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对这种选择赞叹不已，更不意味着要对其推崇备至、将其推行至极端。人们应该明白：任何选择，都代表了一种倾向性，都是一种取舍，有所得的同时也有所失。如果将得失两方面都推向极端，事物就会丧失基本平衡，导致整体崩溃。因此，人们需要一种对于当前选择的逆向选择，作为对前一选择的制衡。就象在当前政治现实下，我们需要自由主义，作为对过度权力的制衡；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面前，我们也需要社会主义、需要新左派，作为对社会两极分化趋势的制衡。政府方面，应该在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抑制权富，扶助弱势群体；“两手都要硬”，这应该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基本国策。并且，扶助弱势贫困阶层，这也可以成为当前扩大内需、摆脱通货紧缩经济困境的方便途径。
评价一件事物或一种理论，不能抽象，只能具体，即必须针对具体环境，针对某一现状而言说。任何环境或现状，本身都蕴涵一种倾向性、一种取舍；防止这种倾向过于极端的最佳办法是容忍、培植另一种与其相反的倾向同时存在，使彼此形成相互制衡。因此，最佳的社会结构和状况是：既作出了当前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又为防止这一选择走向极端安排了某种制衡。当一件事物/理论，其倾向性与环境/现实本身倾向相反时，对它的意义，应该作出比其抽象意义更高的评估；反之，当它与现实取向相同时，对其危害性，也应该作出高估。所以，任何一种势力或理论，当它弱小时，居于弱势时，处于反抗甚至破坏位置时，它是可爱的、有益的；一旦它强大，居于强势，处于主导、控制位置时，它往往就变得有害和面目可憎。
究其原因，事物并非只有突出表现出来的极端对立的两种倾向性。事实上，事物性状是一个太极之圆，而并非只是两极之间的一条直线。围绕着两个极端，事物本身还蕴涵着处于两者之间的、数不清的倾向或利益价值取向；只是在当前位置上，其存在不如对立两极那么突出明显而已。任何一种势力、一种倾向性，当其相对弱小时，它只会针对它的对立面发出力量；它既无力、也无心通过损害其它势力或其它倾向来完成自我倾向；这时候的它，既温和、又可爱。一旦它强大、居于主导地位，它就有了足够力量伤害周围的一切，它的行为就会倾向于无所顾忌。这时候，期待它自我约束和自我限制（即自律），本质上是靠不住的，因为事物总倾向于走向自己的极端。唯一有效的制衡，就是出现有力的对立面和竞争者。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其间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其中，社会主义就曾起到良好的制衡和促进作用。
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如果今天的局面持续下去，社会两极分化得不到有效抑制，那么新左派和社会主义的声音将会响彻云霄。到那时，政府在无法解决两极分化的困境下，将不得不向右转，以启动政治改革来转移注意力、化解压力，这就是新左派为自由派作嫁衣的曲线政改之路。并且，民主政治确实也可以为社会设置排气孔和安全阀，有利于消化民怨。
同理，对于今天的国际社会来说，美国的一强独大和单边主义也是可憎的。那些认为美国不必接受制衡、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它是“民主国家”的人，他们的脑袋和屁股，早已经栽到浆糊桶里去了。
说白了，思想、主义就是你家豢养的那条狗：小时候人见人爱，人见人亲；长大后渐露狰狞，最后变得见谁咬谁，鬼厌神憎。这时候你需要准备的，就不再是玩具和狗食，而是锁链和大棒。如果你实在喜欢狗，补救办法是：赶紧养过一条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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