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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美国的军用飞机发射导弹，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三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政府立即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中国媒体强烈谴责美国，激发了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几天内，在北京、成都、西安、上海等地发生了反对美国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成千上万愤怒的中国人走向街头、走向美国使领馆、走向其他西方国家使领馆、冲击美国商店、店铺、美国企业，攻击在华西方人，以暴力行动和其他非理性行动表达了对这个事件的愤怒，造成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仇美、仇西方的运动。冲在这个暴力抗议运动最前列的，就是当时中国的愤青。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如今已经抛弃了当年的激进态度，不少人如今已经是理性爱国的表率。然而，其中一些愤青依然怀念当年的壮举，直到五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人大言不惭地缅怀自己当年的义和团行动，鄙视我们这些号召理性爱国的人们。这些愤青的口头禅就是，“汉奸，你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一九九九年五月，当时的愤青们，大都在学校靠着父母的血汗钱养活自己。一九九九年五月，我作为从业律师已经执业六年。今天，在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五周年之际，简单回忆一下，一九九九年五月，我与愤青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是如何爱国的。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之后，在中国各大城市发生的游行抗议以及反美反北约的暴力事件，被西方传媒通过电视、报刊及时报道到世界各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内、尤其是那些准备与中国进行投资项目的美国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和混乱。一时间，美国驻京沪等地的主要企业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暂时离开中国前往香港等地躲避，同时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的公民被告知暂时不要前往中国旅行。
当时，我就在北京，从事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法律咨询工作，主要是美国公司对华投资事宜。对炸馆事件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愤怒；对三名中国公民无辜受害，感到深切悲痛。当时，我本能地也想通过什么方式表示抗议，表示愤慨。然而，我又意识到，中美关系，还要保持友好，不能用非理性和暴力手段来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祖国需要的，不是这种盲目激进的反美态度，而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以便实实在在地进行经济建设，振兴中华。
在这个背景下，我接到美国某公司首席法律顾问的电话询问，就该公司在华南某地商讨的一个收购计划是否应当暂停，征求我的意见。原来，一九九八年年初，该美方公司和华南某国营公司签署了意向书，就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形式收购该公司权益的事情，一直在谈判。到九九年四月底，基本上就主要商业构架和商业条款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原定于一九九九年五月中旬在广州进行第一轮谈判。这位美国律师是个淳朴的老美土鳖，很少出国，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CNN的报道水平上。他听说，在华的有些西方人在衣服后面写上“我不是美国人”的标语，以求保护人身安全。在这种反美的暴力环境下，美方公司是否还应当派谈判小组来中国谈判，他的确很不放心。接到美方公司的电话之后，我立即和中方公司取得了联系。我转达了美方公司的诚意，同时也表达了美方公司的忧虑。经过和中方公司多次商谈，中方老总表示，谈判日程不变，诚挚欢迎美方公司如期来中国谈判。
一九九九年五月中旬，我专程到香港陪同美方谈判小组抵达广州，下榻广州白天鹅宾馆。在该宾馆的咫尺之处，就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馆。虽然大规模暴力抗议浪潮已经过去了，但是局势依然严峻。美领馆院子里，美国的星条旗被迫降了下来，领事馆门口武警密布，路障重重，如临大敌。在美方谈判人员离开美国之前、以及在他们赴广州的途中，我都向美方介绍了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的损害，以及中方所表达的合作善意。但是，在中国举国上下一片反美浪潮中谈判收购中国国营企业，美方主谈人心里很慌。于是，当天晚上，我又和美方详细讨论了谈判策略，建议要有个第二手方案。关于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谈判气氛，我再次详细地告诉美方，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是一起极为恶劣的政治事件，破坏了中美关系，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尽管中方表示欢迎美方代表团谈判，但是很难预料在这个不利的大环境下，谈判是否会顺利进行。考虑到中方谈判代表是政治觉悟很高的国营企业领导、考虑到中方谈判小组成员的民族感情，建议美方主谈人在开场白里要就这个事件向中方表示适当歉意和慰问。
第二天，在白天鹅宾馆会议室里，美方公司与中方公司举行了第一轮谈判。寒暄之后，美方主谈人在开场白中，首先对美国误炸中国使馆事件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诚挚的道歉和慰问，并希望在中美两国关系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这次收购交易不会受到影响。他说完之后，中方老总发表了看法。他到底是国营企业的干部，政治水平很高。他一共说了三点：第一，中美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双方交往的历史和现实中有一些不愉快的插曲，但是中美两国友好的大方向，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第二，对于这次使馆被炸事件，美国政府有逃脱不了的责任。但是我们把美国政府和愿意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国公司区分开来。这个事件中，贵公司没有责任，不必道歉，但是我们对贵公司的慰问表示感谢。第三，这个项目双方讨论多年，对中方和美方是个互惠有利的项目。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贵公司仍然不远万里前来中国谈判，说明贵公司对中国的信心、对中方的尊重以及对交易的合作诚意。中方对此表示十分敬佩和感谢。
中方老总的一席话，说的美方主谈人感动的落下眼泪。他带头鼓掌，然后欠身伸过手和中方老总紧紧握手。在随后开始的谈判中，美方公司根据我的建议，及时调整了谈判战略，采用更为友好的第二手方案。以前要谈几轮才能给与的让步，在合同第一稿就主动向中方提出。第一轮谈判结束时，就已经公开了美方公司可以接受的底线。中方也秉诚相待，合理让步。在双方的真诚合作意愿的带动下，双方仅仅经过两轮谈判，就基本谈妥了这个项目。
然而，就在预定签字的前一个星期，发生了意外情况：中方突然提出两项要求：一，收购价提高15％，理由是中方的无形资产原来估价过低；二，美方付款时间提前。美方主谈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口瞪目呆，不知如何应付，因为这远远超出了美方董事会批准的底线。我连忙安慰美方主谈人，在向美国总部汇报之前，容我把事情的原因调查清楚。经过与中方私下沟通，我了解到这两个重大改动的要求，原来不是中方公司的本意，而是中方公司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因为该部门下属其他公司改制导致下岗工人增加，急需美方早日注资以便兑现资金妥善安置这些下岗工人。于是，我夜以继日地和美方公司沟通、与中方公司协商，试图从法律条款以及商业条款两个方面进行磋商。最后双方同意，聘请某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中方资产重新评估、提高美方利润提成比例、适当提高美方收购价格，从而顺利克服了僵局。中美双方接受了这个妥协方案之后，合作企业项目顺利签字。半年以后，在合作企业项目开工典礼上，已经成为合作公司副总经理的中方老总说，今年五月的使馆被炸事件是坏事变好事，使我们结识了美方公司这样一个好合作伙伴，加快了这个交易的完成。美方主谈人也说，他非常高兴结识了中方老总，有这样有远见卓识的高级管理人员协助领导合作公司，中美双方的合作一定会成功。他并愿意与中方集团公司控股的其他公司继续进行合作。
据报道，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我驻南使馆被炸之后，根据中美双方协议,美方因炸毁我驻南使馆赔偿中国2,800万美元；中方因中国公民在示威活动中破坏美国驻华外交和领事设施，赔偿美方287万美元。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没有上街游行抗议来表示爱国；我没有向美国使馆扔燃烧瓶来表示爱国；我也没有砸美国麦当劳餐馆来表示爱国。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协助美国公司与中方谈判成功，引入外资2,500万美元，由此使当地政府妥善安置下岗工人三千余名。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是这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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