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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恐怖劫持危机中，人质获释，照理来说是一件值得举国上下欢庆的事情。在美国，民众们在家门口挂上黄丝带，祈望人质可以早日平安回家，而政府更常常以英雄式的欢迎来迎接获释人质，因为这些无辜的民众是为国家承受了痛苦和磨难。
在日本，情况却恰恰相反。据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二十三日报道，在伊拉克人质危机中获释的五名日本人质，回国后都显示出“惊恐综合症”的症状，并呈现出比在伊拉克囚禁时更加沉重的心理压力。而这些压力的来源，并非来自恐怖份子，而是来自日本社会各界对他们的责难。
政府民间责难连续不断
日本社会针对被绑人质及其家属的指责，早在危机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有迹可寻。据日本媒体报导，最初的三名受害者家属们，曾接二连三地收到不发一言的骚扰电话以及写有“自作自受”的传真。人质家属们为应付骚扰电话，不得不将电话调至留言状态，而警方更在家属们的住宅外戒备，以防不测。危机结束后，类似的“自负责任论”更越发公开化。除了骚扰电话持续不停外，在人质返国抵达的羽田机场内，更有人竖起标语，指责五名人质的行为是为政府添麻烦。
日本政府在这一次危机中对于这些受害国民也表现得相当狭隘和吝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四月十六日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有获释人质表示希望继续留伊开展活动表示强烈不快。小泉称：“政府在今年已经十余次要求在伊拉克的国民回国，即便（其中）包含善意的情感，但遭遇此种惨状，那么多政府官员废寝忘食地努力解救，竟还说出这样的话。希望人质们能自省一下”。其后，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内阁官防长官福田康夫、外务省事务次官竹内行夫、自民党前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和公明党干事长冬柴铁三都先后在公开场合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结果，人质们返国后被要求负担政府在救助上的花费共二百五十万日圆，而日本政府更公开敬告国民，个人前往伊拉克一旦出事，不要指望政府帮他们甩掉麻烦，以图遏止再有日本人前往伊拉克。
针对以上铺天而来的舆论压力，人质及其家属们对公众和政府作出了不同形式的道歉。在伊获释的人质之一高远菜穗子的母亲高远京子对外表示：感谢政府和社会的全力支持，同时也给大家添了麻烦，我对此致以深深的歉意。虽说三个年轻人带着各自的信念赴伊展开活动，但我还是打算告诫他们要好好反省一下。
日本式的集团主义
为什么日本社会对获释人质不但不加以安慰，反而对之冷言相对呢？为什么人质家属在事后还要自觉地向公众和政府道歉呢？针对以上这些在外国人看来属于反常的现象，一些评论认为，这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对国家主义余毒的清理不够彻底。不过，笔者觉得，这与其说是日本政治层面的国家主义的表现，倒不如说是日本社会文化层面的集团主义的反映。
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日本研究学界公认为日本社会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个人和集体之间虽然强调“以和为贵”，但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而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工作机构，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三十年间挤身成为世界列强，战后日本能够在短短四十年间创造出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了日本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的是顺从意识，是一种旨在消弭反叛意识、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行为的价值系统，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人权价值背道而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间和政府的主流舆论在这一次人质被责事件中几乎是站在同一立场。他们不但不对五名富有同情心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人质加以安抚和鼓励，反而对他们加以无情的指责和骚扰，其背后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听从政府的劝告且太有主见，违反了日本社会的常识。对政府来说，自卫队前往伊拉克就是名正言顺地作出“国际贡献”，一旦死伤还可拿到一笔巨额赔偿，而日本民间志愿人士前往伊拉克参加战后重建就是“国家罪人”，死里逃生之后还要回国道歉赔钱。日本社会在这样虚伪的气氛下迈向“正常国家”，前景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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