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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我心目中十分尊敬的龙应台女士的“为台湾的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的长篇大文，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悲凉。近一个多月来由于台湾选举而变得焦躁不安的心，愈益不安焦躁。本人早先非常欣赏喜欢龙先生的文章，一直觉得她的文章针砭时弊，文笔流畅生动，观察犀利，鞭辟入里，是难得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对政治社会现象极为犀利的观察结为一体的大家，心中将其与名满天下的柏杨和李敖等并齐观。
可惜，龙先生的这篇新作却让我十分失望，尽管一如既往，“辩护”一文辞锋依然锐利、文字也依然灵转华丽，观点也没有什么致命的不妥――尽管对于龙先生将台湾当下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治乱象的根本，归咎于中共的集权统治与武力威胁的观点，本人实在难以认同，对此以后有时间再撰专文申述，今天本文想处理的是该文的政治效应问题。从此角度看，那么我要说，龙先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不必要的多余辩护。龙先生的辩护不但达不到为台湾民主争光的目的，反而模糊了焦点，客观上成就了陈水扁的转移国际与华人社会关注视点的目的，是实实在在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愚举，说的轻一点，是政治幼稚，说的重一点，就是出于政治无知的荒唐之举，尽管这也许并不是龙先生本人的原意。
一言以蔽之，龙先生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写这么一篇洋洋数千言的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社会对话的文章。稍具基本政治常识的人一般都会同意，民主是迄至今日的人类几千年制度演进史证明了的最接近于理想但又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制度选择—或者用邱吉尔的深富睿智的话来说，就是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政治制度，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对某一特定的社会来说没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由于起始点的各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状况的有别，民主制度在任何一个社会的生成落脚绝非是一蹴而就的竟夕之功，相反需要经过一个萌芽，历经磨砺，至而逐渐走向成熟稳定的不断尝尽劫难的生长过程。因此对于任何身处非西方的前现代政治社会的学者来说，政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如何使得那些身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在向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的转型演进的过程中，如何可以更为有序可行，如何更能够契合当地的文化历史土壤，如何可以更能够减少历史转型的阵痛。反之，其他那些仅仅停留在观念价值层面的民主可行与否的争论，都是要么留于个人意识形态，要么留于利益靠量的肤浅虚泛之争，是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的意气之争。
观之于龙先生关注的华人社会，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之外，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鲜见有严肃认真的学者从价值层面专门对台湾的民主进行恶意的冷嘲热讽。网络上也许有些极端的个案，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看作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的理由，但那仅是华人知识界的少数，更多严肃认真的华人学者，是在对台湾民主过程中为何会发生如此激烈的对峙，台湾民主运动过程中为何产生如此严重的族群对立，为什么民主化后的台湾，公权力仍被滥用甚至超过威权统治的时期，是不是台湾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或设定方面存在一些可改正的缺陷，为什么台湾的民粹政治发展到今天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等一系列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理性的论述与反思。无论就台湾的民主发展，还是大陆今后政治制度的演进而言，上述种种反思都是必要的，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应该是越多越好，越深刻越好。此种反思与质问丝毫无损于台湾作为华人世界民主灯塔的光彩与荣耀，相反只会使得台湾未来的民主之路走得更加坚实，今后在华人社会中也更有资格扮演民主领航者的角色。
没错，直率如影星成龙，确实说出了台湾刚结束的总统大选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诸如此类的可能让敏感的台湾人听来不顺耳的话，但即便如此，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依然是，成龙说出了华人世界几乎无人怀疑的大实话。陈水扁靠几乎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仅凭极为简单基本的生活常识，就让任何人都不由得会疑窦丛生，因而完全有理由怀疑是自导自演的枪击案“赢了”总统大选，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翻翻世界民主政治的选举历史，谁还能找到几个比此次台湾总统大选更富有戏剧色彩的大笑话？
靠如此令人不齿的行为来赢得总统大选，实在是台湾之大耻，是华人社会之大耻，是世界民主之大耻，是任何真正追求民主，崇尚公正的社会与个人所无法容忍也难以接受的，是任何有良知与正义感，真正关心台湾民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人都应该加以谴责并奋起抗争的。从这一角度看，成龙的苛责，整个华人与国际社会对台湾此次总统大选的种种乱像的质疑，与罗大佑广场前“不分蓝绿，只要黑白”的诉求，中正纪念堂前无辜学生的绝食抗争，凯格兰大道五十万群众的“要真相，求公理”的怒吼，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使用了在外人看来也许有点刺激的方式。但我们必须清楚，在某些情况下，极端是对付极端的唯一有效方式。要知道，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在付出包括马丁。路德。金等一大批热血青年的生命的情况下才得以开花结果的，台湾的近邻南韩，其民主也是在与当权者无数冲突与对抗的情况下才不断得以进步与发展的，同样台湾稍显稚嫩的民主，也是在包括民主进步党人在内的众多先贤以生命鲜血，前仆后继不断奋斗与抗争的结果。
冲突与暴力，是历史进步借以推动前进的必要手段，因为它源自有关政治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从来没有当权者会心甘情愿将既得特权与利益和平让渡，古今皆然，中外皆然，民主专制皆然。
从此种角度来看，龙应台先生将台湾选后抗争的理性温和，没有暴力，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视作台湾民主发展的“窗格后面，”所拥有的一般人“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的一个例证，是台湾“深沉的理性与文明努力的”一个标志，实在是对历史发展与人类进步一个巨大的误读。温和并不总是代表理性，它有时可能是昧于权欲，丧失信念，没有血性的托辞。人类历史有多少悲剧是出自善良的温和所给与邪恶的制造者更多的制造邪恶的机会所造成的啊。
龙先生若真想为台湾民主的发展作贡献，在当下台湾民主发展的关键时刻，应该去对话的，去抗争的是，陈水扁政府何以视既有的制度框架为无物，敢于将总统大选与公投绑在一块，进行“置入性行销”；龙先生应该关注的是，陈水扁如何可以启动根本不存在的国安机制，刻意剥夺数目不清的军警的投票权；龙先生应该抗争的是，为什么陈水扁没有胆量成立丝毫无损于其声誉，相反只能加强其政治合法性的独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就人们普遍怀疑的三一九枪击案进行公开公正的调查；龙先生应该致力的是，为什么台湾的普通大众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操弄，陷入“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民粹政治的怪圈？”
此种抗争并不是为连宋效命夺权，而是真正的为台湾民主发声，为公理伸冤，是如龙先生本人说的那样“不间歇地与强权的角力，”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其后台湾真正中立的法制与制度基础的催生奠定基础，才可能让公理与正义，而不是操弄与权术，成为台湾政治的主流，才可能让任何想步陈水扁后尘的政客望而却步，才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台湾的民主进步与发展作贡献，才可能让台湾成为华人社会民主进步的灯塔，在两岸的较量中占据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至高点。在此种抗争的过程中，来自华人社会的舆论与压力，是台湾当权者害怕的，是真正的台湾民主的拥护与追求者欢迎的，也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辩护与对话的！
反之，想龙先生文章讲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台湾民主发展至为关键的时刻，来个“为台湾民主的辩护”，要求华人社会理解台湾民主发展的乱像，希望华人社会“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那是不分青红皂白，是转移视线，是模糊焦点，是帮助台湾的当权者化解压力，那不是在为台湾的民主辩护，那是在为台湾的民主乱像辩护，是在为陈水扁的丑行辩护，它不但不能促进台湾的民主化的深化与发展，反而会成为台湾当权者继续拖延改革，展示权力傲慢，不思进取的理由与藉口。这种结果，对于希望借“辩护“一文来为台湾民主奔走呼号的龙先生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反讽！也正因此，在读完龙文之后，我满目悲凉：犀利如龙应台，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都难免昏庸，那拯救台湾民主，避免两岸兵戎相见的台湾智者与政治家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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