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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知”本遭遇资本
在去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９类高收入个人中，中学、高校教师赫然在列。许多教师通过社会讲学、家教、代课、做报告或兼任顾问等角色获取不菲的收入，有些教授做一场报告收入就可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从幼儿园到高校，教师们的校外收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些收入的获得途径各异，却都是清一色的灰色，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纳税。
北京海淀区税务局的一位朋友向记者坦言，教授、专家的校外讲学和补课收入一直是税务机关最难以掌握、确认和监控的灰色收入，也是最让税务人员挠头的纳税盲区。
（1）身在校园“薪”在外
某大学会计老师潘涛，每星期在学校有１２小时的课，但在社会上讲课却有２８小时。他经常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在车上备教案并不新鲜。
潘涛承认，有时自己是强忍疲倦讲课，这样的状态肯定影响教学质量，但他认为这是迫于无奈。自己研究生毕业在这所高校工作已有５年时间，工资加补贴还不到２０００元。一方面是自己缺钱；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对大学老师的知识和能力有很强的需求。据了解，老师的“业余”收入，就像就业一样，与专业有很大的关系。与社会和市场直接需求关系密切的应用性学科，例如经济、管理、金融、法律、会计、外语等专业的教师，往往能得到更高的经济收入。
某些教师在业余时间给 ＭＢＡ班学生授课，一天至少能得到讲课费１０００元，每年所得讲课费可达数万元。法学专业的教师，则可从事律师或法律咨询等工作，有人因此所得收入可达数十万元。而在社会人文类学科中，如从事文、史、哲等学科教学的老师，就很难找到第二职业。潘涛承认，不经常请他讲课的单位一般以现金支付给他，长期合作的单位则会给他办理一张银行卡，定时给他划账，这部分收入同样并未交过所得税，对方也并未代扣。现在，潘涛的月收入在１００００至２００００元之间，他认为自己在同事们中只能算是小打小闹，有些老师开办了个人公司，年收入以百万计。有些高校教师参与市场的意识很强，如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将有市场开发价值的科研成果私自卖给生产厂家，以现金形式获取相当数额的成果转让费；也有人为企业做市场调查或市场预测，获取调查咨询费；为大公司做一项市场调查，可得到几万元或十几万元的经济收入，这些收入自然都是保密的。
校内不足校外补“学校对老师在校外讲课不鼓励也不禁止，但通常有个底线，从事与自己校内专业有关的课程，有助于促进老师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而且必须是兼职，不至于分散老师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潘涛对《财经时报》谈道。
他认为，如果不让教师通过校外讲课提高收入，就无法留住人才。前几年学校教师曾集体向校长投诉工资过低，当时校长苦着脸说，教育经费就那么一点，你们还是自己搞创收去吧。
潘涛说，自己的工作重点始终放在校内讲课上，尽管校外的讲课比较多，但并不费心，属于兼职性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本职工作方面。然而，有些教师却喧宾夺主，只是一般性地完成本职工作的基本量，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本职工作之外，与他人合伙开公司、办事务所等，已然创出了另一片天地。由于大学教师不实行坐班制度，硬性工作量也相对较少，老师们可以较轻松地应付规定工作量。某财经学院的院长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位老师出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为了联系其家人和单位，从他的衣服内找到的本人名片，上面写着“某某专利事务所所长”。院长看到这个情况非常震惊，自己的教员都混到所长了，而且已经在位三年了，院里竟然一点都不知情。因此，院长就开始采取行动，首先在课程安排上，打碎了老师上课的时间，使其不能有完整的时间去应付外面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只关心校外收入，不在乎校内工作，在学术方面不思进取的讲师设定了限制。比如，教师通常是担任讲师五年以后评副教授，而评选副教授需要交七篇论文，这会花费老师的大量时间。学校有些年轻老师认为会影响自己创更多的收入，而且即使评上副教授，工资不过涨几十元，所以，很多老师对于评职称马马虎虎。因此，学校出台新规定，如果任职讲师七年后仍不能升为副教授，将被学校辞退。
这位院长认为，校内工资津贴与校外收入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大学教职工作稳定，也有社会地位，老师在单位工作再不顺心，一般也不舍得辞职。
（二）从娃娃抓起？
中小学教师的灰色收入则是主要来自开办辅导班获取讲课费。但不少家长抱怨，某些中小学老师在学校课堂上讲的内容比较浅，然后把重点内容拿到课外辅导班上讲，让学生不得不参加这些学费不低的辅导班。
一些幼儿园、中小学教师还有一种来得更简单的灰色收入——家长直接给的。学生家长给老师送钱送礼的原因，自然是希望老师能对自己的孩子多照顾、多教育、多给予机会。
在幼儿园工作的冬梅对《财经时报》说，家长通常会送一些化妆品、布料、香水和烟酒等。有些家长还会直接送钱，但老师一般不敢接收，因为幼儿园孩子自理能力差，谁也不能保证孩子们绝对安全，一旦发生意外，无法向家长交代。
冬梅说，自己的这些收入与在小学任班主任的姐姐无法比，她指着身上穿的皮衣说，这是学生家长送给姐姐的，姐姐有两件就给了她。而中学老师的胃口更大，上千元的香水都不一定能让老师心动。
冬梅还透露，老师们对学生家长的社会地位特别关注，自己有事需要拉关系时，家长对老师的请求一般都不敢怠慢。她说，幼儿园教师没有什么门路，也就靠这点特权为自己多少办些便利。
学生家长邢敏总结送礼经验时认为，最关键是要了解老师的需要。她说，家长之间关于送什么、送多少也没有什么交流，全靠自己摸索。她第一次给老师送礼，正值中秋节，给老师带了两盒高级月饼，结果老师死活不收，最后把她推出了门外，当时她还怀疑自己是否太世故了。几个月后，听说老师的孩子正准备高考，她就买了一个ＰＤＡ送给老师，这次老师二话没说就收下了。至于送的礼是否真的有效果，邢敏回答“反正没有坏处，但送礼得保持持续性，不要以为送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她举例说，女儿班级有一个女生，学习一般，却非常受老师的宠爱，既是班干部，又是三好学生，很多锻炼的机会她都能参与，这也培养了该女生的自信心。后来听说，这个女生家长与老师保持着长期亲密的关系。相反，自己同事的女儿学习各方面都拔尖，但每年选三好学生都没有她，回到家后，女儿经常抱怨父母没有与老师搞好关系，人也变得越来越自卑。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信健康地成长，邢敏说自己已经悟到，送礼是家长不可或缺的功课。事实上，如今从幼儿园开始，中国的孩子们就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用钱办事的熏陶。一位资深的教育学家曾感叹，“教授卖茶叶蛋”的历史早已彻底作古，中国人几千年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尊师感情，也已消亡式微。
二、医疗界难医自身灰色痼疾
对于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灰色收入现象，业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现在所实行的“医药分家”和“药品招标采购”都不见得是良方
宋小欣是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一次外出忘记带上手机，回到家一看，仅半天多时间，手机上已有２７个未接电话，其中２１个电话没有重样，全是医药代表打来的。
“在医药代表这样猛烈的攻势下，医生根本没有不吃回扣的。”宋小欣对《财经时报》说，“我们是常在河边走，而且是在浪头汹涌的河边，没有人的鞋是干的。”
医疗领域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主要以三种方式存在于医疗行业中——拿红包、吃回扣和走穴。
（一）拿红包
据一家医院急救室的一位医生介绍，他在大学学医时受到的教育是：遇到车祸事故等群体伤者抢救时，那些拼命叫唤、呻吟的可以先放在一边，反倒是那些没什么声息的得先抢救，因为他们已经快不行了。但他在工作后发现，这种“人命关天”的抢救顺序有时会被金钱扭曲。在早已严重超载的某妇幼医院住院部，记者看到了刚刚生完小孩的袁小倩。因为父母都是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尽管前头排了一个“加强班”的人，袁小倩在临产前半个多月就能住上院。
后来，袁小倩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前她和老公商量：“虽然在医院有亲戚，但该打点还得打点，这是规矩。”
她老公在床头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主刀的大夫１５００元，帮忙的大夫５００元，在场的３名护士每人３００元，麻醉师３００元，这是做手术的。住院期间还要给负责料理的护士送点东西，走的时候，给护士值班室送去了两箱可乐，她们很高兴地收下了。”袁小倩这次生孩子，住院半个多月，光是红包就送了近５０００元，还不算更高昂的住院费和治疗费。“如果不认识人，花得还要多。”她说。
新疆乌鲁木齐一家三级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王磊告诉记者：在他们那里，一般的大手术，主刀大夫可以拿１０００元到３０００元；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有名的医生可以拿到５０００元。
拿红包的主要是外科手术医生，而且拿红包是医生灰色收入中最不安全的一种。比如手术后的并发症，如果病人手术后出现这类问题可能要找医生算账，拿红包的医生一般害怕因此成为被告，所以很多人不是不想拿，是不敢拿。
回扣以貌取人是服务行业的“通病”，在医院里则有着特别的意味。
“到医院看病，最好穿得寒酸些，因为医生会边看病边打量你的衣着。如果看出你有钱，医生会给你开最贵的药。”宋小欣医生的话可以让人们部分明白，为什么看病时医生总是异常热心地询问患者干什么工作，收入高不高，原来是在探听病人的囊中虚实。据卫生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去年我国居民平均每人看一次病要花７９元，住院要花２８９１元。这两项费用中，药费分别占了６０％和４７％，这说明，药费是决定医疗费用的最主要因素。
药品从出厂到进入消费者手里要经过多道程序，在各级代理商的流通领域，药品的价格已经翻到出厂价的数倍。其中国家规定，三甲医院最多只能在药厂提供的进货价上加价１５％（其他级别的医院依次递减），同时，医院还可以从药厂的进货价中提取５％的利润。作为医疗机构，医院从药费中赚取的钱比起药价本身来说似乎并不多，约２０％左右。但圈内人士透露，流通环节中还得折进给医生的大约１０％－３０％的回扣，有的甚至更高。可以看出，医生从药品吃回扣已成为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
为了打点医生和医院的有关环节，药厂除了送钱和送礼外，组织医生旅游更成了家常便饭。宋小欣告诉记者，在她们医院存在着三种“级别”的旅游：医院院长一级是每隔一个月的“欧美游”，药房主任级别是每个月的“国内游”，而各科有处方权的大夫则是隔个几周的“京郊游”。“搞定院长，是为了让大宗药品可以进院；搞定药剂科主任，可以让药房在一般情况下尽可能地多进药，有时明明是其他的药没有了，这种药还有，但药房仍然会进这种药；搞定大夫是因为，有开处方权的大夫是药品销售的最终环节，医药代表必须和科室中几个主要医生建立好关系。整个一套从上到下都要打点，这些医药代表也够累的” 。“医药代表的典型形象，就是拿着一个贵重样子的皮包大摇大摆地到医院去，不干别的，就是给医生点钱。”药品销售人员杨力伟对记者说，“有些医生算得精着呢！有时因为回扣不均的事，几个医生吵打起来，我就碰见过几次。”对医药代表来说，攻克一家医院可以说像攻克一座堡垒，任务艰巨，但攻下后，就可以坐着收钱了，有的成功的医药代表仅仅一年就买了车和房。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被攻下的“堡垒”，竟可以成为医药代表的“领地”，被卖来卖去。“卖药属于自己独立经营，这与在大公司打工并不一样”。杨力伟原来是生物系本科生，毕业没多久就开始倒腾医药生意，两三年赚了几十万元，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卖药经历：
１９９９年前后，杨在福建福州开拓医药业务，为了拿下当地一家大型医院，他拿了４万元现金去攻城，最后“拍倒”了一位副院长。当时对方答应以后每个月都进他的货（属于１００多元的单价，厂家允许他自己提５０％的那种）。但天有不测风云，医院忽然接到命令要进行药品招标，结果他代理的厂太小，没有中上。“此后进货只能断断续续，没法把投入的钱挣回来。”杨力伟说。由于这个网点每个月只能收到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利润，他只好将整个“码头”（并非公司）开价３万元盘给了另一个人。
（二）走穴
和红包一样，走穴一般也只是外科大夫才有的“专利”。
据了解，走穴的现象在各地都很普遍，但行情则是因地制宜。据王磊透露，如果由乌鲁木齐市到地方去，一般做一次手术可以赚１０００多元，而北京、上海三甲医院的大夫，到地方上可以赚到５０００多元。如果是知名专家，价码还可以超过１万元，甚至数万元。走穴收入的灰色似乎比回扣和红包要浅一些，因为它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如可以提高医疗技术不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加强技术交流，使大医院过剩的人才得到充分利用。但走穴同时也存在很多隐患和副作用。首先是因为有了走穴，一些条件差的医院什么病人都敢收，无形中增加了治疗的风险。“医院开展诊疗活动不仅仅是医生的事，一台手术的成功不可能是一个名医就可以保证的，还包括检验、器械、护理等各个方面。‘走穴’医生一般不会留守，一旦病人出现意外，责任由哪方承担也不明确。”一位医疗界人士指出。其次，因为一些医生忙于“走穴”，医院一些科室往往只剩下几个人应付日常工作，扰乱了医疗秩序，影响了医院的经济收入。
最后，因为走穴不交税，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灰色收入。
去年，卫生部出台有关医生兼职的规定，明确医生可以应聘于不同的医院。有媒体指出，这就意味着卫生部对医生“走穴”予以认可。但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教授认为，卫生部的文件是对合法的兼职予以认可，比如有正式聘任、定期上课这样的兼职行为。而对偷偷摸摸甚至偷税的行为仍要禁止。
解决措施对于目前医疗领域存在的灰色收入现象，业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象，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现在所实行的“医药分家”和“药品招标采购”都不见得是治本的良方。
王磊提出，要改变医疗界的这些灰色收入现象，首先是要提高医生护士的收入。由于长期的国有体制因素，我国医护界人士尤其是医生的公开收入太低。在北京的大医院，主任医师级别的大夫也就能拿到３０００多元钱，刚来的医生１０００多元，奖金也很少。比如说做一次手术，医院将创收的收入拿出很少一部分以奖金形式发给科室，而科室里人人有份，真正奖励到主刀大夫手里的极少。蔡仁华教授也认为，消除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和根除灰色收入都将非常困难，重要的是，从机关领导上就要做到清正廉洁，这样才能要求下属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同时，他认为应该借鉴国外医疗收费的办法，按病种收费，而不是按项目收费。比如，按照阑尾手术收多少钱来收费，而不是按照做某项化验收多少钱来收费。如果按照项目收费，在医院为了牟利的情况下，一些可有可无的化验项目，医院都会鼓励病人去做。而将整个病种打包计算费用后，由于总数有了预算，医院只能在总数中平衡精简，省去不该做的项目，也节省了病人的钱。
三、五颜六色的收入
世界是彩色的，不仅仅是黑白灰，还有其他的颜色
２００３年年底，正在服刑的哈尔滨前常务副市长朱胜文突然跳楼自杀。１９９８年，朱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１７年。
在被收审后，朱胜文显示了惊人的记忆力，他写下了一篇《我的灰色收入》，对他以前的收入来源进行了一个总结。文章表示工资奖金这类合法收入是“白色收入”；贪污或索贿的算“黑色收入”；日常工作和交往中同事朋友主动送给的钱物介于黑白之间，属“灰色收入”。朱认为，灰色收入不能算成非法收入，因此不能用它来定罪。不过，朱大人似乎忘了一点——为什么人家会送钱物给他？自然是看中了他的权势，即使送礼人未必会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至少也会想：就当交“保护费”好了，保住眼下这个位置，还可以再刮上几年。所以他眼中的灰色收入还是黑色收入，无法洗成灰色，更无法洗成白色。从法律的角度看，收入只有两种：合法和非法。灰色收入应该归入非法，至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应该如此。但无权无势的普通人的灰色收入呢？他们的收入算不算非法所得？
就像笔者，主业是某报的专业编辑，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某报。笔者业余也喜欢写字，只要题材与所服务的报纸没有冲突，什么都敢写。我最喜欢为《中国妇女》写稿，因为我喜欢中国妇女，也尊敬中国妇女，然后我会收到《中国妇女》寄来的稿费。这些稿费是交过税的，属合法收入，但同时它也是我的灰色收入，这应不应该算非法所得？我写的文章都是歌颂中国妇女的，而且顺便歌颂祖国，对社会绝不会造成坏的影响，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同时，我也是在谋取私利，稿费我从来没想过捐献出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级官员的灰色收入算非法，黎民百姓的灰色收入就不算？既然算，那也应是合法纳过税的收入。
我迷惑了。我的这些灰色收入该如何处置？最后我左思右想，只好养了一只灰色的小狗，这些收入全花到它身上，实至名归。后来它一个实在花不过来，我就养了第二只狗。有时候我想，如果我当官一定要当“狗官”，养一群大黑狗。劳动所得就算是合法收入，８小时之外操副业补贴家用是合法合理的。北京某楼盘开始发售了，张柏芝从香港飞过来，在模型前拿把剪刀随便晃一晃，几十万上百万就到手了。她劳动了，这种公然的劳动应该也交了所得税。也没什么人眼红，她在市场上就值这个价。世界是彩色的，不仅仅是黑白灰，还有其他的颜色。比如“性工作者”在中国客观存在，而且数目庞大，她（他）们以提供性服务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她（他）们的收入是什么颜色的？黄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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