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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5年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后，“妖魔化”成了中美媒体、政界和学界历久不衰的争议话题。常有人问：“美国媒体为什么要妖魔化中国的形象？难道中国媒体不妖魔化美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中美媒体和中美公众是如何看待相互的形象、价值和位置、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的态度与视角。
美国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慈善事业，做的是传道士和救世主的工作。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中国年轻女子的小脚让美国人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愚昧、落后、肮脏、野蛮的文化中，需要西方人的教化。而中国人把这种施舍看成是强加的，是一种精神文化侵略，是对人格、国格的侮辱。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生前评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是培养“代理人”。清华大学老教授张光斗最近指出，美国正在中国下一代中培育“汪精卫精神“。
在传教士和救世主精神的鼓舞下，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武装台湾、支持藏独、阻止中国举办奥运、拦截“银河号“货轮、阻止中国加入WTO、不停地在中国沿海搞军情活动，都被美国媒体视为推动中国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加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是推翻中国统治者、拯救中国人的解放事业。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权国家利用政治借口，阻挡中国经济强大、阻止中华民族复兴的企图。
中国媒体对美国是一种爱恨心理。美国在中国媒体上有两种面孔：霸权、傲慢、恃强凌弱的世界军事帝国；科教发达、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方面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美国在中国家门口撞沉中国飞机怒发冲冠，并对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反应软弱无力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一边在网上发帖子要求严惩美国强盗，一边在背托福单词，准备去美国留学。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无论美国如何挑衅或干涉中国内政，出于安定、团结、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大局，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对美国的报道不会强硬起来，更不敢煽动公众的反美情绪。他们只会要求中国媒体在选取新闻事实的时候，要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为增进中美友谊服务。正如一位学者说的，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之所以不敢魔化美国，“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太重要了。”
中国领导人经常要求中美两国媒体的新闻报道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甚至友谊，而不是加深误解。这在中国媒体上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中国媒体是官办的，其作用是与党中央、外交部保持一致。但美国媒体很难做到这一点。
美国传媒经过选择展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新闻事实是至少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1)增强国家的的自信和自豪感；2)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市场经济扩张极大膨胀了美国的自信和自豪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特别是以美国干预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成功，美国感到他们有一种在全世界培育和促进美国价值的责任。美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上推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相信，他们打击伊拉克、轰炸南斯拉夫、在中国家门口侦查是在行使一种国际警察的权利，是维护国际安全、自由贸易和人权的高尚行动。
因此，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人JimLehrer对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采访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美国24名机组人员今晚成了中国政府的囚犯。难道不是吗？“
“他们难道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吗？“
“他们现在是囚犯，难道不是吗？“
“你们要扣这些美国人多久？难道一直要等美国以某种方式道歉为止？“
“美国已经说了，我们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表示遗憾。难道这对你们还不够吗？“
“你难道不理解美国人民对违抗飞行员的意愿扣留他们的关注吗？“
“你难道不关心今天来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说，如果中国不释放美国人，美国国会和其他各界将立法限制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试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敢这样责问美国大使吗？即使他有这个胆子，中国能让他播出来吗？
JimLehrer之所以象警察审判小偷那样采访中国大使，正是因为中国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有“妖魔”这样的阴影。Netscape在网上问：“美国该不该向中国道歉？“69％的网民说”No“。
有人不相信媒体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一项调查发现，1980年（邓小平成为《时代》周刊的风云人物），只有1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1989年，美国4大广播公司播出了881分钟的中国报道，（1988年只有64分钟的中国报道），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严重威胁；1999年，美国所有大报的头版最显著位置刊登了美国驻华大事尚幕杰被中国学生围困在使馆的照片，同时，大肆炒做李文和事件，结果，6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威胁。
由于美国主导、控制了全球媒体和国际传播渠道，中国总是希望改变其在美国媒体的形象借以改善其国际形象。这很难实现。中国要改变形象，首先要改变美国媒体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美国媒体没有增进中美友谊的义务，它只有满足美国公众需求的义务。除了达赖喇嘛、李文和……，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故事外，美国公众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
【相关文章】妖魔化中国的反概念
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提法1996年由新华社记者李希光首次提出。由于李希光等8人所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在次年大卖，使“妖魔化中国”的概念流行并引起巨大争议，其影响波及美国。
对美国“妖魔化中国”的批评，近年来不断见诸中国报端。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提出了“中国妖魔化美国”的反概念。《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中国妖魔化美国》的社论，指责中国官方媒体充斥了“美国霸权”的声音，中国正在进行“妖魔化美国”的宣传。对此，中国《环球时报》载文认为：“这显然是‘倒打一耙’的丑恶行径。”
2002年7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也向国会提交了《美中安全评估报告》。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张国庆博士对此表示，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不相信，提出诸如“中国崩溃论”之类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在不得不接受事实之后，又大喊“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进程；现在，美国的认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开始重视中国，把中国当成真正的对手。
捉不住的阴影
认为“妖魔化中国”的确存在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中，对美国媒体的动机看法也不尽相同。一部分人认为，妖魔化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虽然不一定存在这种主观上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但是美国媒体的很多报道在客观上造成了妖魔化中国的效果，这是美国政府高明地操纵舆论以及媒体高度自觉发挥作用的体现。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从分析美国媒体的编辑方针和运作方式等角度，证明妖魔化确实存在。目前妖魔化存在的主要证据仍然是其造成的客观效果。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之一熊蕾说，美国媒体人士都不承认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存在偏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美国媒介“没有妖魔化中国的阴谋”。但是美国媒介的报道对许多美国人造成的影响使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意识也罢，无意识也罢，确实有妖魔化中国的倾向。
熊蕾提到《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的一段：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ＰＢＳ）播过一部关于西藏现状的电视纪录片。西藏明明通用藏、汉两种文字，学校也是实行双语教学，但是美国人拍的片子对此只字不提，却说共产党在把西藏“汉化”。所举的例子之一竟是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镇，说这是“汉族名字”！我去过樟木，还特地请教了当地的藏族同志，“樟木”是藏语“Zam”的音译，意思是“临近”！
网上有篇署名朱乙文的文章《遗漏的背后——评美加传媒对钓鱼岛争端的冷漠》也对妖魔化中国进行了清晰的描述：“自1994年以来，美加主流媒体中“遏制中国”的舆论已经形成。该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是西方社会制度和西方民主理想的大敌，西方媒介应该对任何反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新闻事件进行正面报道。其本质就是要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像原苏联那样的共产主义‘恶魔’。任何符合这一理论框架的新闻或事件，马上都会得到西方大众媒体的青睐，大力宣传，广为传播……反之，就遗漏了。”
妖魔的冲击波
根据《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的说法，当初写作这本书，于私是为消解胸中对美国媒体不公正报道积压数年的宿怨，于公是指出妖魔化中国的趋向，借以引起双方重视，以稳固中美关系。果然，这本书出台后，中美双方都做出一些积极的反应，加上国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美国对华报道产生了微妙变化。
1998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美国媒介对华报道会议”。与会的熊蕾把这次会议称为“跨越太平洋的对话”，这不仅指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要从中国飞越太平洋，也指参加会议的中美双方人士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隔阂之大，也有如隔着一个太平洋。
美国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妖魔化中国的问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让我们同中国合作》，指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却表现得很怯懦”。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内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苏联。”2000年4月，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了那种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敌人的观点。他说：“孤立和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
熊蕾认为，妖魔化提出来后，有些美国媒体做出了一定调整。现在被派到中国的记者，一般都要求会说中文。她说：“据我所知，《纽约时报》就派了一个没有国际采访背景甚至没做过政治报道的记者作为驻北京的首席记者，以利其报道客观，她的报道也确实比她的前任显得客观。”
“9·11”之后，美国把矛头指向恐怖主义，增加了中美合作的空间。虽然2002年美国发表对中国不大有利的两份报告，但据长期跟踪中美关系的资深记者分析，这两份报告发表的时间大有学问。这两份报告均在临近周末时发表，因为这类体裁的大文章在周末不容易撰写刊登，而到了周一又失去新闻价值，因此淡化了媒体报道这两项报告的冲击力，没有造成美国媒体上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聒噪。
“妖魔化”的泛滥
“妖魔化”现下已经成为市井间一个流行词。比如曾有报纸把秘书列为被“妖魔化”的职业。杭州两家报纸为泔水油开打笔墨仗，也扯上妖魔化，载文名称“妖魔化的泔水油”。然而，“妖魔化”泛滥的最典型特征是在中国一些记者、编辑的头脑里，似乎凡是中国与美国扯上关系，都该先找找有没有“鬼怪”在作祟。
2002年7月某报曾载文《西方传媒有多可怕中国就有多“可怕”》。文中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媒体把黑鱼描绘成地狱鱼，由此向全世界的公众传达了一点极其重要而又对中国极其不利的信息：这鱼是来自中国的，它已对美国的鱼构成威胁。接下来的逻辑就是：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威胁，中国是可怕的，连来自中国的鱼都是可怕的。”
其中“接下来的逻辑”不知作者运用的是什么逻辑。对此，新语丝版主方舟子评价说：我查了一下，《华盛顿邮报》自7月10日以来，对黑鱼（学名鳢鱼，英文叫Chinesesnakehead）入侵事件共有13篇报道……报道只提了这种鱼原产中国，在香港被视为美味，此外并没有对中国有任何其它评论，哪里来的“近乎歇斯底里诅咒中国”？外来物种入侵一直是个新闻热点，美国先前闹过多起，中国也闹过。仅仅因为美国媒体在报道一个能破坏原有生态的入侵物种原产中国，就成了美国仇视中国的证据，这种思维，已近乎变态。
熊蕾说：“批评不等于妖魔化。西方曾有有关中国的福利院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福利院都在卖孤儿、杀孤儿，这种报道就是妖魔化。如果只是说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尚有漏洞，有官僚主义存在，则就是正常的批评报道，并不是妖魔化。”
我们不是妖魔
2003年1月，李希光发表评论说：“媒体的妖魔化做法一直存在着，一直没有变化。我相信那种亨廷顿的理论——文明的冲突。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把这个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根据他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是妖魔化对方。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略，战略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熊蕾说，美国存在着妖魔化中国的土壤，虽然美国媒体近来妖魔化中国的调子已经降低，但“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利害冲突，这些东西还会冒泡”。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首先是沟通。美国《科学》杂志是一本比较实事求是的杂志，但它有时也显露出因为对中国不了解而产生的无意识的偏见。不久前，中国政府颁布规定：停止外国公司向转基因技术发展和转基因种子的销售领域投资。《科学》在有关报道中曾打算一开头就说，转基因技术对新世纪的中国农业有巨大作用，但中国却在建立贸易壁垒。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政府这么做主要考虑到生物安全的原因。经过熊蕾等人与《科学》的沟通，他们接受了中方的意见。熊蕾对此评价说：“要互相了解，不要只讲大道理。只要你有事实，有道理，那些愿意了解你的美国媒体是可以说服的。”
另外就是媒体要练好内功。媒体自身要形成一整套的组织体系、新闻报道战略、新闻写作技巧，这样才有能力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恰如其分的贡献。
【人物访谈】李希光：是否还坚持“妖魔化中国”的概念
网友：《华尔街日报》秉承着媒体的公正性，是不是也存在着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我们的媒体如果作一个民工的专版，谁会给这个媒体投广告呢？毕竟生存总是第一位的。
李希光：你的问题很尖锐。我们都说争取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包括每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但是很难达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媒体又套上了一个笼子——商业的笼子，就是广告商、媒体投资者所设置的笼子。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从笼子里跳出来。
北京前不久曾经举行过一个艾滋病与媒体研讨会，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国家计生委联合举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敢报道艾滋病问题?国家计生委的官员说：从中国的政府方面来说，我们鼓励大家积极报道预防艾滋病，至于各个报纸为什么不报道，你问问在座的北京报纸的总编。当时在座的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就回答说：“我们不能经常报道艾滋病。为什么？如果我报道了，我的广告商会不高兴，我的广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张漂亮的房地产广告或者汽车广告旁边，摆着一张艾滋病患者的照片，那样会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我们的媒体正在变成广告商的附庸，也是投资者的附庸。很多媒体很发达，可以整天批评别人、别的公司，但是敢不敢批评自己的投资者？中国任何一个新闻媒体都有投资者。在国外来讲，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是谁，是要向公众讲明的，只有公众知道谁是你的投资者，大家才可以判断你有关的报道是不是公正。而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媒体背后的投资者很模糊，大家不知道是谁。如果这个媒体批评另外一个投资者，公众不知道这个媒体背后的投资者跟被批评的投资者是否有利害关系，也就无从判断它的批评算不算公正。因此，每一个媒体，新兴的媒体也好，传统的媒体也好，必须把背后的投资者公告给公众，这是对公众负责。国家也应该对此制定法律。媒体在揭露别的上市公司的时候，公众必须了解这个媒体背后的利益是什么。
主持人：六年前您提出了“妖魔化中国”的概念，你今天是不是还坚持这种观点？之后您又提出“解妖魔化”，“妖魔化”与“解妖魔化”这两种力量的对比现在怎么样？
李希光：媒体的“妖魔化”做法一直存在着，一直没有变化。我相信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的理论——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的高度。根据他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和中华人民感觉到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他们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才会放弃这两种文明。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战略目的是消灭另外的文明。其具体策略就是通过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使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且也使“妖魔化”别人的一方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
“解妖魔化”不是我提出的，是克林顿总统讲的。1998年夏天，克林顿总统感觉到当时美国的媒体“妖魔化”中国太过分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因为媒体让美国人感觉到中国太坏了，美国公共舆论不允许他来中国访问。所以克林顿说，他要把他的中国之行变成“解妖魔化”之行，让美国公众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而不是一个血淋淋的妖魔。中国还是有尊严的，中国人民应该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不是完全猪狗不如的。
网友：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倾向如果改变不了，将对我们的传媒业产生什么影响，？李希光：历史最终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我不相信历史的终结，我相信历史是不断朝前发展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不怕别人的“妖魔化”。我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是希望中美友好起来，因为中美的冲突，不利于中国人，也不利于美国人，更不利于全世界的安全。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使美国人民敌视、蔑视中国人，中美就没法改善关系。我把这个讲出来，就是让大家能意识到。之后，卡特总统、基辛格博士都曾公开批评过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现象，克林顿总统更是提出了“解妖魔化”中国之说。所以说，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在于改善了中美关系。
网友：很多重大事件上，每个国家都采用特殊的宣传策略，在“9·11”事件上，您认为美国采取了什么新闻策略？
李希光：具体策略我不知道，但是这之后，美国媒体强烈的爱国主义空前地高涨。每天新闻图片中都飘扬着美国的国旗，让每个公民都感觉到每个人都是爱国的，爱国主义热血沸腾，美国老百姓达到空前的一致。在全民族满腔爱国主义的压力下，媒体不敢出现任何反战情绪，不敢发出任何反对攻打阿富汗的声音，不敢发表任何持有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9·11”以后，美国媒体不能发表其他的意见，只能表示爱国和维护总统。
网友：如果美伊发生战争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李希光：中国的媒体是完全分化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立场在哪里？法国媒体有法国的立场，英国的媒体有英国的立场，印度的媒体有印度的立场，巴基斯坦的媒体有巴基斯坦的立场，阿拉伯媒体有阿拉伯的立场。唯有中国的媒体在国际重大问题上没有自己的独立立场。法国的媒体在伊拉克危机中基本上是持反战立场的，英国的媒体也反战，不仅反战，而且反对英国政府完全支持美国开战的立场。
中国媒体在国际事务中缺乏独立声音的原因很复杂。一个原因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思维模式影响太严重。这种思维定势要求盲目崇拜，没有批评精神，容不得不同意见和声音。媒体不会反思，没有思考，非常僵化，忘了世界是多元的，除了美国媒体之外，还有英国的媒体、法国的媒体等等，还有周围邻国印度、俄罗斯的媒体等等，打开我们的报纸，北京的十几家报纸，关于阿富汗的报道，关于伊拉克的报道，99%都是从美国媒体翻译过来的，多元的世界在中国媒体上似乎变成了一元世界。
网友：您认为美伊战争一旦打响，半岛电视台会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吗？
李希光：半岛电视台的存在证明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中国的许多媒体在国际报道上言论一律，但是，中国仍然能容忍半岛电视台在北京设置记者站，这一点表明中国的媒介环境并不完全令人窒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是一个各种媒介声音的国际交流平台，我们一方面邀请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的记者来中心做讲座，还计划邀请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来中心做讲座。我们要让各种声音得到辩论的机会，真理和真相是越辩越明。现在全球传播越来越被一种声音垄断着。我希望在中国，在中国著名的学府里，出现全球民主化的声音，让全球的各种声音在我们的平台上交流。
主持人：什么样的记者是您理想中最合格的记者？
李希光：司马迁是最好的记者，唐玄奘也是最好的记者。他们只是记录事实，是事实的忠实记录者，他们在写作中很少发表个人的言论，只有事实性描述，或者个人意见与事实完全分开，绝不影响事实纪录。他们不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司马迁在写书的时候，不知道目标市场在哪里。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篇章，其记录不应该有任何事实性的错误。不能说今年一个版本，明年一个版本，十年或百年后完全推翻，换成另外一个版本。司马迁的《史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录的事实没有人修改过，所以他们俩是世界上最好的记者，他们不发表个人的偏见，不受市场导向引导。今天的记者、网站、电视台可怕就可怕在非常依靠调查公司，根据调查结果，某个版面读者率高，就多写、多做。什么样的版面读者率高呢？娱乐、明星、色情等。但是你看看司马迁和唐玄奘，没有脱衣服的镜头，但是却是历史永恒的篇章。
网友：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媒体的各种评论？他们的见解如何？
李希光：媒体的声音应该是多样的。不能因为这家报纸是我办的，我只发表我个人的观点、立场，或者只发表我的投资者想听到的，而不是公众或者广大人民群众想听到的意见。比如，现在谈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我的投资者是一个完全私营的企业家或者外资投资商，我只大量地反映他们的利益，而6000万中国的国企工人，他们为中国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工业基础建设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没有人管他们。媒体上不能没有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声音。所以，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在发表一种声音之后，另外要发表对立面的声音，不能把言论的版面办成某个意见的版面。而且在发表意见时，篇幅和版面的标题制作，都要讲究，要对等和平衡。这才是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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