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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
于今，那位在天安门城楼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伟人去世已有28年。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命运似乎真应了前几年风靡一时的传记——《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所暗示的，他不再是一个人人崇拜的伟人，不再是拯救贫弱中国的救世主，不再是红太阳，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他甚至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有一些缺点的领袖！关于他的记忆，依旧保存在他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之中，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历史记忆是破碎的，甚至这些破碎的记忆依然在互相对抗着。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官方的教科书似乎已经不必再复述了，现今尚在求学或近三十而立一代人的标准教科书中，毛泽东的形象被功过三七开了：毛泽东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艺家，同时，由于毛泽东的失误而发动的文革导致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的又一次曲折，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和文革，使现代中国大批知识分子身陷囹圄，由于毛泽东对于乌托邦的无懈追求，使得中国人民从大跃进跨进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过多的历史痛楚。所有这一切，都被归入到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可以这么说，自1933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现代中国历史，可以简约为一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
在这一被无限放大的个体之中，近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所遭受的屈辱，都将由这个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革命领袖所负责。官方所书写的“历史记忆”一如其他官方作品一般不被人接受，但离奇的是，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记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分裂。在“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之后所出版的一系列知识分子间的争论文章中，关于毛泽东及其历史功过评价占据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必须清楚地挑明这一事实，即这一分裂的前提都不仅仅是对官方所书写的毛泽东的历史的简单“否定”，而是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所产生的对当下问题的内在分歧。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一分裂是看成官方的授权，那么，将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更无助于历史现在！把这一分裂理解成是一种对当下问题的回应，理解成“复古以求解放”，而非仅仅是对历史问题的澄清，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分裂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
一.中国的近代历史，仅仅只是作为一部屈辱史留给近代的知识人和普通大众。
近代中国人尚未走出炎汉盛唐的历史记忆，便被布列颠岛国的一支远洋舰队打得落花流水，号称垂之万世而不朽的“我”大清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七十年间，清帝国的满州贵族及其汉族附庸一直生活在内忧外患的惴惴不安之中，直至1911年辛亥之后主动还政于民国。在大清国一步步衰朽的过程中，中国的军队在与新兴列强的战争中从未打过一次胜仗，即使有，清帝国的外交也能使胜利变成失利！甚至曾是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一员的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强大，中日甲午战争，洋务派历经二十年创设的号称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民国草创，即有袁贼窃国、府院夺权、军阀纷争，直至1927年东北易帜，国民党方始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但是，也恰恰是在1927年，国共合作的短暂历史便成历史。不可否认的是，至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确实已经初步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但在清季民初之时确难以完成对国家进行实质上的革新，这种困境并不仅仅来自列强，更来一个清末残留的地方军阀割据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晚清民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中，政党政治的形式已经产生。
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政党政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取得政治合法性，与传统经学政治伦理体系的内在瓦解和无法担负起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有着深刻的关系。清季试图以今文经学求“复古改制”的最后努力在1898年彻底失败，经学从此基本上推出政治伦理谱系的舞台而为现代政治伦理所取代。尽管如此，1898年的今文经学派诸儒生们的政治诉求已经不能被仅仅理解成经学派系之间的内部争端，而应当被理解成经学在面对现代政治方案的强力冲击之下不得已而谋求的自我更新运动。从晚清革命党人由“排满革命”、“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民主、民权、民生”，进而革命党人在北伐之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等的一系列曲折的现代政治方案之中，不难看出近代革命思想的兴起本身就不再依赖晚清维新诸儒生从经学传统中汲取政治养分，而是直接诉诸欧美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形态或是俄罗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方案。由此，可以明确回答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兴起绝不是坊间所人云亦云的“封建主义的还魂”等等此类判词，换言之，如果经学能够担负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那么，维新变法或许就不至于成为一场儒生们的百年大梦。
现代中国的政治格局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之下，政党政治史本应该是一部合作的政治史，事实却未必与逻辑相吻合。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但这一次合作很快就成了黄粱一梦。南昌举事，标志着清季以来一种完全区别于军阀割地混战形式的政治史，而是新的政党斗争的政治史的开端，从此经历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如果按照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极右派政治哲学家施米特的说法，现代政治自从其产生以来就丧失了政治的正当性，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之间不能在宪政框架之下的达成政治妥协，那么战争形态则纯属必然。“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威慑的不是普罗大众，恰恰是说给右派政党国民党听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中国从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进入了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如果一定要否定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必须否定现代政党政治的兴起和一系列现代政治方案的提出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如果要否定现代政党政治的兴起这一基本事实，而从袁世凯的复辟、张勋的五千鞭子军保皇或者更往前一步，从经文经学的“复古改制求大同”中去寻找建设现代宪政国家的合法性的话，那么，只能认定这类“复古求解放”的撒娇是痴人说梦。
二.上述历史事实并未回答毛泽东及其所引起的争议在当下语境中的具体涵义。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依然并未改变，但在经济形态上却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无可回避的是，毛泽东时候之后对国有财产的瓜分这一事实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市场竞争必须以起点公正为基本要求的沦为空谈，起点的天然不公正导致中国经济形态的后天正义缺失。所幸，我们尚未见到苏联解体之后能操控整个国家经济命脉，并控制政治局势的寡头势力的出现。经济学及其“帝国”已经操纵了每一个生灵，市场及其衍生的意识形态已经转化无孔不入的“新意识形态”。报纸、传媒、网络等等新生力量的兴起已经逐渐剥蚀往日独占熬头的政治话语，成为新兴的“新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第一”在当下语境中已经从上自下转换成一系列的经济话语。但这并不能否定，现代新兴经济学话语依然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话语，相对传统政治话语来说，经济学话语的政治涵义往往难以辨别，它既担负着瓦解传统政治话语的使命，同时又建构了一个一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新的政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是强人获得政治—经济强权，而弱者只能被宰割的局面。
只有在理解当下中国非政治的政治态势的语境之下，才能理解当下中国思想界所争论的毛泽东其及所代表的历史内涵，从而厘清种种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记忆”。
在毛时代之后的言说场合之中，官方似乎已经只能将毛泽东三七分成，尽管“毛泽东思想”仍是大学生的必修课，但官方已经不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无可修订的思想准则了。官方这种对毛泽东欲说还羞、尤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正是维护是政治合法性。诚然，现代政党革命的合法性这一历史事实无可否认，毛泽东确实是一位具有“卡里斯玛”型魅力的革命领袖，但对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之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这一努力的否定，使取而代之的新政权必须采取新的合法性根据。恰如上文所说，新政权的合法性正是基于发展经济的合法性，但这并不防碍新政权继续继承现代革命的合法性。但不难看出，这种话语策略当中，已经将毛时代的“社会平等”的政治诉求以发展经济这样一种非政治的政治的诉求所取缔，由此，可以理解80年之后一系列的经济——社会行为其背后则是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后盾的，国家在取缔或部分抹杀了“社会平等”的诉求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策略，以发展置换平等，以“市场”取代“计划”，并在不危害“国家”这一前提之下有限度地放宽传媒的舆论空间。不难看出，改革的合法性确实已经获得了公共舆论的支持，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现代化的言论已经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时代所呼应的依然是一种现代化的要求，国家稍稍与公共舆论空间之间不协调的则是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无论是激进改革派，还是保守改革派，都仅仅是对“改革”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稍稍偏离。
三.那么，作为以“社会平等”为核心诉求的毛泽东时代及其历史记忆与当下政治态势与思想界争论究竟有什么或隐或现的关系？可以理解的是一部分保守派依然坚持毛泽东路线和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但这一部分保守派已经渐渐退出政治舞台，不再具备在改革之初的强大动员力。由此，可以理解，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所能保留记忆的恰恰不在于官方，而在于普通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和工人阶级，正是这一部分人，未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甚至是受害者，尤其是工人阶级由改革之前的国家主人的地位而逐渐成为企业主、新兴权贵的雇佣奴仆，非但丧失了改革之前的政治地位，更在经济上丧失了企业所有者所应享有的福利和待遇。2004年，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以毛泽东为旗帜否定现行经济政策的合法性的不再少数，这正是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但这一诉求非但未得到官方的肯定，甚至以极端的形式加以否定。只有在这一背景之下，才能真正厘清毛泽东时代所残存的历史记忆。
由国家发动的改革已经不再许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多数人，走向共同富裕”，那么，改革究竟走向何方，是让“少数人富裕起来，让大多数人穷人为富人的奴仆”还是“社会公正”？在这里，不妨援引按照秦晖对1905年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场斯托雷平式的改革，必然使政治局动荡于“大众民粹主义”和“权贵精英主义”，从而取消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社会资源。而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极左派通过革命而政权，以加倍的恐怖报复在改革之中大量截取财富的“资本权贵”。但甚为可惜的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除了部分清醒这一艰难的人氏尚在呼喊改革的公正性要求外，大部分人氏则无视改革这一公正要求，甚至有少不人士正急切地以“名声资本”换取“政治资本”。
九八年自由主义与新左翼之间的争论，被多数媒体理解成“公正”与“自由”之争，而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判词使得理解这场争论的意义变得越加困难，正如甘阳所指出，“自由”并非争论的核心，而关键是“公正”。恰恰是在“社会公正”这一前提之上的争论使得关于毛泽东的记忆变得异常割裂。在这里，我想直截了当地坦白我的意见，关于毛泽东及其个人在晚年的所作所为，我并不存好感，恰恰相反，我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如果不能建立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而盲目崇拜个人的执政能力，那么，这样的社会形态必然是不健全的，即使是革命的合法性也不能抹杀“知识分子”的创造力，不能以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作实验。我更不希望当今持“左倾”意见的朋友为毛泽东时代招魂，就我个人而言，我更乐意生活在一个讲求社会公正，尊重个人自由的时代。但，如果我们的时代已经使公正沦丧，则遑论自由！即使有，也不过是权贵们的自由而已。
行文至此，见网络上已经四处在传布温铁军先生关于《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停刊悼文，滋援引一段以作本文结尾。“《中国改革/农村版》是原国务院体改办党组于中国中央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正式批准创办的；在三农问题被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成为表达农民心声的园地。原本以为，只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为农民办事就行；现在终于知道，确有一些连旧三民主义“节制资本”都忌讳、多年不深入工农大众的文人雅士，认为这个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为宗旨的刊物干扰了他们正在殚精竭虑地维护着的少数人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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