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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近日，欧洲媒体都沉浸在历史的悲情当中。几天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前欧洲议会主席西蒙妮·维叶(Simone Veil)携家人重返奥斯维辛遗址，像是到了一个地球人从未居住过的世界。在漫天飞雪中，一袭黑衣的维叶无奈老泪纵横，这是人的苦难，更是人的历史。
——题记
几天前，由奥利弗·西斯贝格导演的德国影片《毁灭》（Der Untergang）开始在法国公映。电影院场场爆满，巴黎媒体更是持续高烧，每天都有人议论这部富有争议的影片。趁热看完之后，笔者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反思纳粹犯罪的最好影片之一。理由是该片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而不再让所谓的“魔鬼”充当人类的良心替罪羊。
该片在去年九月份在德国公映之时便立即引发争论，因为它打破了一个禁区，“打开了重评纳粹的潘多拉盒子”——西斯贝格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成了人、还原成一个“可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在媒体的争相报导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有300万人被劝进了电影院。当月，《汉堡周刊》为了这部影片做了十七页的专题报导；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斩钉截铁地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毁灭》的创作来自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琼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作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她打错了字或做了其它什么错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所以，直到希特勒自杀，琼格对他始终心存敬意。该书还透露，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情人爱娃·布劳恩结婚前，他还当众吻了她。希特勒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他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影片从琼格的书里提取大量素材，赋予了希特勒极其人性化的一面。
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批评说，写一个杀人狂的传记，不应该去叙述他如何参加晚会、爱听什么音乐、喜欢波尔多酒还是香槟。因为这些情调都不是历史关键，和纳粹与大屠杀没有任何联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也批评说再现历史时如果省略历史情境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它意味着具有某种倾向性与不真实。还有学者分析，《毁灭》的出现，意味着德国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势力的抬头。《毁灭》的制片人伯恩·艾钦格则以自我辩护的方式为该片做宣传，“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这个“客观”立场立即遭到了许多媒体与历史学家们的抨击。曾经执导过有关希特勒题材电影的汉斯-于根·西贝尔伯格反唇相讥道：希特勒现在的价值只是货币意义上的“价值”，他正像性一样被到处兜售。柏林人民剧院为西贝尔伯格的这番言论下了注脚：该剧院为推销希特勒喊出的口号是，“南非有钻石，科威特石油立国，德国呢？德国有自己的过去。当然，它有点臭。但除此之外，它有个不错的生意，那就是希特勒好卖！”
来自法国的批评不像德国的自我批评那样激烈，一位电视嘉宾笑着说，这片好就好在不是好莱坞拍的，希特勒终于从头到尾讲德语。法国“集中营子女协会”主席赛吉·克拉斯费尔德认为有关争论毫无意义，因为人们混淆了人的私有性与公共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民主人士可能粗野地对待他的秘书，而一个独裁者会温文尔雅地伺奉他的家人，因此该片没有美化希特勒的意思。法国《世界报》记者丹尼尔·维内则多了一份警惕之心，自从德国统一以后，德国人开始关心自己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担心他们的将来，于是朝历史看，希望得到一些充实或借鉴；爱国主义正在德国政治中抬头，明显的例子是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他的反对派领导人现在都在公开场合打“我们爱我们的国家”这张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早在三十年前，当时的西德总统古斯塔夫·海那曼被问及是否热爱德国时，他的回答是“我爱我的夫人。”
笔者以为，种种关于《毁灭》的指责，以及对“希特勒不是人”的坚持，是对人性之恶及其不确定性没有足够的反思——对任何历史人物犯下的错误的思考，都不能归结于上帝和魔鬼，让魔鬼为人性之恶背黑锅。谁也不能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悲剧，是上帝或撒旦制造的——将希特勒比喻成魔鬼并彻底地去人性化，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一次集体性的默契合谋，即是“完美人性”，也是在人类之外寻找“良心替罪羊”。仿佛只要把希特勒赶出人类队伍，历史上的滔天大错，便可以撇得一干二净，便可以洗去深藏于人性深处的卑污。事实上，希特勒的罪行，不过是德国人甚至也包括其他国家人民所有选择的结果。归根结蒂，纳粹的恶是希特勒的恶与德国人民选择或信仰的恶的合流与放大。在这场政治恶剧里，没有一个无辜者，即使是那些不曾做出任何选择的选民，因为放弃就是行动，不选择也是选择。其实质内涵如同二战后马丁·尼莫勒牧师撰写的一段碑文：“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历史风云际会，将一切过错推给某个人是不客观也不真实的。
古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在他的《希腊名人比较列传》中说，曾经残酷镇压斯巴达起义的苏拉年轻时天真活泼，脸上挂着笑容，常常会因为同情而潸然泪下。然而到了后来，因为角逐政治权力苏拉与他的竞争者们都变得残酷无情。所以，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在《毁灭》结尾，戈培尔夫人之所以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由此可知，生而为人的纳粹分子，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同时也是为意识形态预设的疯狂逻辑的受害者。当说，这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预言惟一未来的最大恶果，也是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费尽千辛万苦走出大劫难的人类的最大教训。
法国著名精神科医生鲍里斯·西鲁尔尼克（Boris Cyrulnik）在最新一期《新观察家》上撰文回忆小时候全家在波尔多被捕的情景，他的父母后来都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西鲁尔尼克说，那些杀人无数的警察一定相信自己是“带来毁灭的天使”。所有的恶行似乎都是对“时代道德”的服从。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之后，刽子手不会因为杀人再有任何罪恶感。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就像小说《悲惨世界》里的警察局长一样兢兢业业。当军队、“人神”或哲学家们设计出奇妙的清洗计划时，服从者便会以人类之名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支持他们的道义与理由是“杀死个耗子当然不算犯罪”。从本质上说，这种服从已经掏空了人成其为人的一切真实意义。
然而，关于“服从”我们还有一个常识：如果两个人对抗，一方被迫“服从”于另一方，此时“服从”只是表示前者失败了。不幸是，在意识形态与辩证法高于一切的年代，生活就像《一九八四》里的口号“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一样荒诞不经——给刽子手磕头，能磕出美德，若被赏了把屠刀去杀人，同样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至境过时迁，肉食者都会拿制度与“不得不服从”作为他们的良心替罪羊，赎买自己卑劣的人性。
如弗洛姆所说，一切人都是社会化的产物。只有制造魔鬼的文化，没有人天生就是头上长角的魔鬼。所以，与其责骂希特勒骗术高超，不如改进政治，并加倍反省群众为何愚蠢。既然魔鬼都是从人性中提取出来并且百炼成钢，那么对纳粹文化的彻底清算，就应该完成把魔鬼还原到人再将人置于整个社会中的追溯过程，只有这样的反思才是完整的。
换句话说，希特勒有罪，但不能与魔鬼一起作为人类的良心替罪羊。琼格老人在关于她的纪录片《盲点，希特勒的秘书》中说：“我活得越长，变得越老，就越感到自己有罪。”二战结束之后，她才渐渐知道希特勒、她的这位前老板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琼格说，虽然她和其他秘书经常与希特勒共同进餐，但是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我以为我是所有情报之源，但实际上我处在一个盲点。”据她回忆，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子从不当着她的面提到“犹太”这个词。甚至在纳粹分子迫害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期间，也没有听到希特勒说过这个词。该记录片在柏林上映后，以色列纳粹监察组织西蒙·威森塔尔表示，“琼格的故事表明，很多德国人对希特勒及纳粹党的盲目效忠，大屠杀才会发生。”二战结束后，当琼格通过各种渠道知道“大屠杀”时，她的精神濒临崩溃，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最十恶不赦的罪犯”。相信琼格老人的忏悔是真实的。当社会走出被政治手腕与狂热的意识形态绑架的深渊与年代，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应该有这种大梦初醒的罪恶之感。让恶魔人性化，还原为人的好处是，让我们对那些处处笑脸相迎、迎风流泪的人性化政客保留一份警惕，因为没有哪位饕餮天下的独裁者会长成厉鬼的样子一走到台上演讲便会被人们指认出来。
或许，这个世界上原本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神，也没鬼，没有良心替罪羊。左右人类历史的，是婴儿步履般摇摇晃晃的人性，是无数善的哺育与恶的饲养，是为善为恶的人。善报与恶果注定只能由人类自己担当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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