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中华门（原聚宝门）南雨花台烈士记念园东侧靠近孔雀园的僻静处有明代义士方孝儒墓，此处芳草萋萋，似为人迹罕至之处，如果没有标记，人们根本不会想起这就是明朝大儒方孝儒的墓地。当然，就他这位理想主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也许他的墓地本来就该是如此平淡无奇。不过，方孝儒的名气由明以降，并不是象当年那样显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儒家道德的国家这无论如何有些令人费解，我自己开始是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了解方先生的，与此同时也了解了素称雄才大略，威震漠北的燕王朱棣是何等的凶残。
公元1402年，中国的旧历干支为壬午年，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最终以燕王攻占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而告结束，随后便有了谷应泰先生称之为“壬午殉难”的血腥大屠杀。建文帝的重要官员如铁铉、齐泰、黄子澄、练子宁等举族殉难，史称：“文皇甫入清宫，即加罗织，始而幕悬赏格，继而穷治党与，一士秉贞，则袒免并及，一人厉操，则里落为墟……方孝儒之党，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邹谨之案，诛戮者四百四十人；练子宁之狱，弃市者一百五十人……。”这和以往“亦复放还山林，听其自适”是完全不同的严厉政策。
“靖难之役”之始，曾宣称要送一顶“白帽”（皇）给燕王戴的僧道衍（姚广孝）给朱棣南征送行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托。’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儒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但是，朱棣不知道出自什么动机，违背了他自己的诺言，他攻克南京后“即招用孝儒，不肯屈，逼之，孝儒衰緇号働闕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斥曰：“小子从子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儒，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働徹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尔！’孝儒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儒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尔！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儒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既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儒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儒，孝儒家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儒，榤之聚宝门外……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此为壬午后世称之为“瓜蔓抄”的极为惨烈的一幕。应当说方孝儒和明初士子坚持他们崇尚的道德规范的精神——不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规范有何等的局限性——他们视死如归的的崇高的道德风尚至今读来令人感叹不已，然而壬午大屠杀的深远影响尽管姚广孝已经予示，当事者以及后人却无法真正逆料。
明成祖朱棣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曾经五次亲征漠北，虽然终究未能清除北方的边患，毕竟被看做一位明代极有作为的君主；在他统治下的郑和七下西洋，更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以为和西方稍后的“地理大发现”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相同，也是十分残暴的反动封建帝王，朱元璋曾经删除了“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传统儒家进步思想以使其反动思想得以合法化，朱棣则以他的“拖出去，着狗吃了！”这种完全不成体统的上谕肆无忌惮地显现出他的专制残暴。朱棣的毫无规范的血腥屠杀在当时无疑表明他是无可争议的具有绝对权力的胜利者，然而历史却有他的自在逻辑，在维系社会稳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被否定的明代,朱棣的凶残和他的严密特务统治造成了有明一代士子的普遍缺乏气节和政治的极端腐败，事实上严重削弱而不是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以至末代的崇祯皇帝惶惶然吊死在景山之时追随他殉节的只有一位小太监王承恩，这种众叛亲离与壬午年的壮烈场面相比无疑天壤之别，更为令人扼腕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正是在明代开始迅速拉开了差距，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其他的因素，1402年的“壬午殉难”所造成的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消极因素。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固有的道德规范是所谓“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以古代圣贤所确立的道德原则作为民族的行为规范，比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仁义礼智信”以及前面所说的“君轻民贵”等一系列“儒家“道德准则。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最初显然出自人类的良知，谚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的具体内容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对于一定时期的文明社会来说，没有确定的比较合理的道德规范将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阻碍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所取的“伦理道德规范”自然有其强烈的人文主义合理因素，然而也存在着受到统治者个人影响易变的一面，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接受了把统治者当成“天子”，自然也属于“圣贤”之列，他们的好恶显然会，事实上也的确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取向，造成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消极成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把一些人“神化”为“英明”“伟大”“核心”，承认并接受和宣扬社会中的等级现象，把“人是生来平等的”当成是西方异想天开的自由主义观念。这些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先生就着意要清除的封建意识自然会严重阻碍中国的改革进程。重新回到历史的话题上，我们看到由于明太祖和明成祖冒天下之大不违的倒行逆施，明代士子的道德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背离了他们前辈义无反顾地“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立场，转而采取了崇尚“皇权”的实用主义庸俗“市侩”立场，崇拜“皇权”追逐名利，为了一些“礼”的支微末节，诸如“大礼”之类纠缠不休。诚然，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的巨大感招力，明代依然出现了东林党和其中的仁人志士，其中不乏令人感动的义举，士子的主流却表现得令人失望，号称“东林魁首”的钱谦业和吴梅村也居然成了“贰臣传”中的领衔人物，声望卓著的洪承畴也欣然归附了后金，这是踌躇满志的朱棣当时无法预料的悲剧性后果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也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问题，社会工作者对于市风日下深感忧虑。一般说来，人们通常将目前社会存在的道德风尚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推行和西方观念的冲击，似乎这一切来自于改革开放。应当承认上述情况确实是影响中国目前社会道德状况的重要因素，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面临的并不是世外桃园式的理想道德状况而是一个本来就十分严峻的局面。问题的症结在于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彻底破坏了建国初期人们的理想主义情结，社会上用落后的封建主义皇权意识逐步彻底取代了社会主义民主意识，严酷的“反右”斗争，和随后的“大跃进”特别是整肃彭德怀的1959年“庐山会议”不仅沉重打击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社会主义民主，践踏法制，而且鼓励了社会上讲假话，放弃原则，鼓励告密和打小报告，甚至鼓励凭空捏造，多方罗织，落井下石，严重地破坏了文明社会应有的正常的道德观念，“文化大革命”则造成了中国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非混淆，法制荡然，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的严重局面。无疑，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已经大大倒退，急需重建社会道德规范。文革结束以后，中央迅速平反了冤假错案，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这一系列有力措施对于“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力措施，然而，且不说重建比破坏要困难得多，事实上“左”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对于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比如真理标准，权力和监督，法制和政治，反封建和人权的关系，以及许多有关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是非标准，其中特别有害的是社会上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结果造成的社会盛行的对权力的庸俗崇拜，从而导致官员中相当普遍的严重腐败现象，不仅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更有害的是毒害了社会气氛；一些官员在他们的腐败和渎职行为暴露之后，以稳定为名千方百计阻止社会舆论的监督，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迫害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和群众，他们自己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从而造成了社会上谎言充斥，破坏了社会正确道德取向的形成；有些“学者”甚至推波助澜，违背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社会信用为基础的平凡真理，提出“腐败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荒谬论；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宣传机构表面上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宣扬新的个人崇拜，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影响了社会正确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严重不良影响。鉴于目前的社会现实，显然，迅速对于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符合客观实际的基本共识对于面临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当务之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我们在高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面临的更为紧迫的任务可能还是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精神文明。而建设精神文明的最重要的出发点恐怕还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讲真话——一个对讲假话麻木不仁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光明前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