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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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让我当官

 
[文章摘自上海文学,文中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仅供参考!]
 

  文/王彬彬  
  
 
  【引子】假如让我当官 
  常常看到网友义愤填膺地抨击贪官,脑子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当官,你敢说你一定不做贪官吗?扪心自问,如果有机会让我当官,绝不敢断然说自己不会做贪官!也许有人说,如果你自己当官也可能成为贪官,那你凭什么也骂贪官?你只不过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罢了。我骂贪官绝不是“酸葡萄心理”作怪。如果让我当官我也会成为贪官,那么我要抨击的是产生贪官的这个政治机制。现今官场道德颠倒,不贪、廉洁反而成为恐龙稀有动物。 
  在网上看抨击落马贪官的文字总有点浮躁,我与那些贪官个人并无冤仇。然而,拿他们说事,只是借之抨击让贪官层出不穷的国家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官员的选拔途径不够公开。 
  为什么说,我一旦混入官场,也只能做个贪官?比如:我很有上进心,就一定想官越做越大。起码要保住混到的位置,所以要学会对上级擦鞋,行贿就得要有钞票。就算我不求上进,倘若落进集体腐败的环境,我不腐败能行吗?倘若同事们的日子一个个比我滋润,只有我守着一份工资过日子,我心里肯定会失衡!就算我定力好,人家也会看不起我呀。我不贪图物质享受,却不愿被人看不起!就算我安贫乐道,大家都在捞只有我不捞,这不是与潜规则过不去吗?这不会对人家贪的同事产生妨碍了吗?人家容忍得下我吗?也许大家会说,你要敢于和腐败份子做斗争,邪不胜正。你教教我,怎么斗争?你级别比人家低,当面斗不过人家,举报吗? 
  河北省唐山市原新区物价局副局长李瑞芳举报上级领导的经济问题,遭打击报复,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检察院的人对记者说:“李瑞芳的案子我们心里有数,但领导让整他,谁敢不做?至于举报,上头有人保,你怎么举报也没有用!”。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2001年,因为《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一文影响甘肃某省委领导政绩,被突然开除公职。这位吒咤风云的人物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仅物质上清贫,还有黑社会扬言出价五百万买他的人头。 
  把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的郭光允,被整了16年,九死一生。在这十六年中,郭光允两次遭遇暗算。1995年11月被关进看守所,后被判劳教两年,1996年11月因中纪委出面调查而暂时被保外就医。2003年8月9日,中纪委公布程维高的腐败情况:程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反映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前后两任秘书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对程的处理是: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正省级待遇。这就是用挨整16年,差点丢了性命,一个人牺牲小半生幸福代价换回的“胜利”吗?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敢与贪官斗吗?我前程似锦,正值青春大好年华,美满人生还没享受,我经不住这种政治手段的折腾。我不会用自己的人生前途,如花似玉的妻子,可爱的亲生子女作为代价!如果不敢与贪官斗,那就只有随波逐流。《南方周末》报道过一个法官的妻子,在丈夫犯事后对法院院长说,“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到了你们这里就变坏了?!” 
  如此说来,现有体制,还是做个贪官好,起码能和同僚溶恰相处。有别的选择吗?我会有一大群哥们照应。本来不贪的我,也会被捷足先登的哥们搞定。一首颇为流行的顺口溜说过:“官场哥们有五铁:一铁一起同过窗,二铁一起下过乡,三铁一起扛过枪,四铁一起分过赃,最铁一起嫖过娼。”这就是官场状况的生动写照!有这样的铁哥们多好!腰缠万贯,锦衣肉食!(文/我本无名,摘自深圳热线网友沙龙) 
 
  【评论】试着为贪官做辩护 
  给贪管辩护绝对不是一个好差事,估计砖头能拉一马车。而我既然要辩护,还是准备说出点什么的,而且有可能让你看完了真的感觉贪官也是无辜的,你要有求知的欲望,想看看是怎么辩护的,就可以往下看,没有这个情绪,大可不看。不过不要不看文章就扔砖头。那是没有素质的表现。 
  按照法律精神,为贪官辩护也是很正常的,目的是量刑适当,如果一个人贪污了一千元被判枪毙,那当然他还是应该同情的受害者,理应得到辩护。本人非法律专业人士,就从一般人的角度谈谈。 
  这个道理讲明白当然有点难,所以我准备先从比喻说起。大家知道粮食生产为了防病虫害,需要打农药,打了农药以后,小害虫是没有了,可是也会看见其他的动物,比如耗子被毒死了,看见的人都会说:活该!谁让你去偷吃庄稼的?死有余辜。死得好,死得该!好,这是一种情况。 
  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有时候牲畜家禽也会被毒死,比如谁家的鸡吃了打了农药的种子死了,谁家的猪吃了打过农药的麦苗死了,还有大型家畜,比如谁家的牛吃了有农药的青苗给毒死了。农药中毒是农村农畜家禽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有人的鸡被毒死了,农民就会心疼,就会说,谁个缺德的把有毒药的种子露在地上?让我们家鸡吃死了?如果猪被毒死,就会对孩子大喊:谁把猪放出去的?谁把猪圈打开了?如果是那个孩子喂完猪忘记把猪关进去,嘿嘿,估计有一顿好打在等着他呢。 
  如果生产队的牛被农药毒死了,那就不是一般的谩骂和打一顿了,就会引申出阶级动向和路线问题,搞不好要法办把牛放出去不管的责任人。 
  你也许还没有看出我说这些的用意。那就提醒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农民并不骂鸡骂猪骂牛为什么要跑出去吃草,而是追究谁把有毒种子没有处置好,谁把猪羊牛马给放任不管了。上升一点高度来说,农民并不谴责家禽农畜贪吃,而是追究制度上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看谁没有把种子管好,把家禽家畜管好。这些都是农民在和自然长期共处得出的结论,没有谁教他们该怎么做,我非常尊重他们的结论,我认为他们的结论是最高明的,是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晶,是他们失去劳动成果后痛苦反思的总结。实质上也没有人有资格教他们该怎么做,在这些问题上,农民自己就是顶尖的专家。 
  那么我们发现农村的专家和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惊人地相似:管理、制度是关键。 
  农民不怪罪家禽家畜爱吃,是因为那就是动物的本性,谁要谴责猪爱吃东西,那还怎么指望猪长胖呢?说明农民是非常猪的本性的,也尊重猪的本性。所以猪爱吃东西,并不是猪的罪过。但是,有能力管理猪的,造成管理的过失,却是农民专家们认为不可原谅的。 
  同样,我们看腐败问题,人们已经讲了几千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劳动人民长期总结出来的精华,有的人就是不信,就是要否定人会为财死,就是要拿一大堆的财产放出来,置于半不管的状态,结果东西一次次丢了,还不承认人为财死,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呢? 
  要我说,你可以把贪官看成是偷吃的老鼠,死得活该,被抓活该,可是贪官贪去的东西并不活该被贪呀?从珍惜被贪的财物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应该用以上老鼠的模式,而要用家禽家畜的模式。贪官的本性就是要为财死,可是咱的财还不能给他死的机会呢。你说对不对?如果承认贪官的本性就象家禽家畜一样就是贪财,那么,贪官得到贪污的机会,其实也和家畜一样无辜。可以说是不严格的制度害了他们。设想一下,如果在一套严格监控的体制下,贪官不还是一个好人吗?财产不还在吗? 
  所以我觉得,光谴责贪管是不行的,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注:这不是一个无罪辩护。(文/James.yin,摘自深圳热线网友沙龙)  
 
  【评论】腐败的民间基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力与腐败是合情合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权谋私,或许有违政府的法令和圣贤的教诲,但却与深藏在人们心中的逻辑是吻合的。如果好不容易有了一点权力却不能用以谋私,那要这权力何用?"官本位"无疑说明了在今日中国权力仍是最广泛认可的价值。而权力之所以有价值,就因为有权便可以谋私,便可以为亲友,也为各种求上门来的人解决问题。 
  你今天既然做官了,有权了,你就有责任、有义务利用这职权为亲友排忧解难、谋取信服,不然,你作这官、掌这权有何用?如果你立志奉公守法,丝毫不徇私情,使得亲友们无法将你的职权作为一种资本,那就是六亲不认,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丧尽天良,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就成了顶顶不道德的人,就将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所以,民间对为官者的评价,常常是以腐败为道德而不以不腐败为不道德。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民众不是自古便有崇拜"清官"的传统么,但人们通常只是在自身有冤屈儿有无钱行贿时(也即"有理无钱"时)才希望遇上一个不被对方收买的"清官"来主持正义,而在事不关己或者"有钱无理"时,则往往视"清官"为不可理喻的怪物。 
  又或许有人会说,广大民众不是表现得对腐败异常痛恨么。对中国民众的这种痛恨,也应该有冷静的分析。许多人对腐败的痛恨,并非完全出于道义。他们的痛恨,更多的是指向那因搞腐败而得利的人,而并非指向腐败行为本身。这种痛恨表现的是看着别人山珍海味而自己只能粗茶淡饭的心理失衡。正因为如此,痛恨腐败的人一旦自己有可能也腐败一回,往往便绝不放过机会,且把机会用满用足。目前的中国,不仅仅是无由在腐败的盛宴上分一杯羹的人痛恨腐败,那些手中之权只能用来搞小腐败者,也痛恨能搞大腐败者,这与其说是在痛恨腐败,不如说是在痛恨别人比自己更能腐败。 
  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可能使民众对腐败有一种纯然道义上的痛恨,不可能使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以腐败为耻而不是相反。要追根溯源的话,帐,仍然要算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头上。但是,腐败所具有的深厚的民间基础,却毕竟是抗拒各种腐败政策和措施的强大力量。腐败的这样一种民间基础。像一层厚厚的橡皮,再大的打击落下来,也效用有限。要真正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制度建设当然是顶重要的,而清除腐败的民间基础也至关重要。这样一种深入民间的基础倘若得不到有效的摧毁,再好的制度恐怕也得不能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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