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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也写进宪法之中，也就同样要求政府施政过程中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真正体现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土地开发、经营城市及三农问题。
我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农民，占总人口的70%。然而，这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公平地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近十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比差距，由1994年的近2500元到2003年的5800多元。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比例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3年扩大为3.2∶1。有学者指出，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六比一。以2001年为例，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元，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58%。有13.22%的农民的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还有1亿多人为贫困农民，其中2000多万为绝对贫困农民。
在改革前的1950年－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是155亿元（按当时的价格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净剩余约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总负担高达811亿元，是改革前155亿元的5.2倍。更为严重的是，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从农村征收了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的“剪刀差”。
两次合计总共超过100000亿元的巨额资金由农村流进了城市。
这几年，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
造成这样的结果有我们中国的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我们的政策没有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造成的。
另外，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2年我国有农民工9460万，按当年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这样9460万农民工共给国家和城市做了1.6万亿元的贡献。农民工老了，病了，残疾了，送回农村；农民工的老人在农村养着；农民工的孩子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情况时表示的说，现在，因为土地征售之间价差较大，以地生财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征用农田、经营土地的重要驱动力。土地出让金的纯收入，过去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对改善城市环境、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出让土地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大。这些收入并未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成为一些地方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和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据调查了解，有的省、市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了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而对这部分资金使用又缺乏严格的监督管理。如何合理使用土地出让金，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全国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超过2000万人；按照目前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的建设用地需要增加250万亩至300万亩。如果按照城郊农民人均l亩耕地推算，就意味着每年又增加250万至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今后20年，将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土地，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逼迫农民迁移；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使失地农民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元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
目前，各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和物质资本投放到城市上，如我所在城市佛山，未来几年要投资近2000亿元以上打造两个中心城区和几大交通网络等；还有昆明要总投资2000多亿元，建设“东方日内瓦”；浙江计划投资2665亿元用于几大城市基础建设；重庆市公布，仅建渝中半岛城市形象工程，就规划投入200亿元；南昌经济并不发达，但也提出投资100亿元用于城市改造。但我们却很少听到用于占大多数人的农村和农民的投资，就算国家的财政对农业支出也只从1996年的700亿元增至2000年的1231亿元，增幅仅为75％，但是国家财政收入从1996年的7400亿元增至2000年的16386亿元，增幅达121％，这是很不合理的，只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投资的一半，也只相当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投资，更只相当几个城市的投资规划。另外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现象不断发生，今年的审计报告就查出去年有10%被挤占挪用。
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确实取得重大成果，“世界（加）工厂”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耀眼用词经常闪耀在我们面前。然而，这基本都是将国家社会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倾斜集约的结果。
政府在“城市化”和“经营土地”方面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征用农民土地进行开发建设和城市建设中，全国各地从中得到多少的财政收入？但又有多少是能真正回报在农民身上？据有关部门统计，1992年至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
我认为，政府在“经营土地”方面，不能把属于“经营土地”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征用农民土地上的财政收入，全部就只用在政府人员工资和城市建设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人口占最大比例的农民，让农民在“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虚伪的义务教育。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
但是，过了十年之后，199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2531.73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才为1862.54，全国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速度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4.67个百分点；200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DP的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提供的资料仅为2%），比1980年的2.5%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5.1%），更是远低于台湾地区近十余年高达6%以上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批评，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 到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91.40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41%，仍未达到4%。
既然是实行义务教育，就应该是城乡一体的，都应该由国家来承担，或主要由省级财政来承担，是不能往下推压的。但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没有达到90年代制定的《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占4%的要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
一部严肃的全国性的法律就这样长期得不到真正的执行。
目前的学费却比二十多年前增长了100倍，除沿海地区和高收入者，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增幅水平有那么高吗？有人根据对比，说中国今天的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民国30年的贵族学校，但即使在国民党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就是因为师范院校不收费，但现在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广大贫困农民、下岗工人等中下层人民的孩子相当多被卡在教育门槛之外，因为他们根本交不起学费。
近年来，由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行，不少中国家庭无法支付日益昂贵的学费，贫困大学生数量增大。在教育经费未依法按足比例投入的情况下，根据〈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却要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并把一笔笔巨额教育经费投在几个重点大学里（如清华和北大等），但只照顾北京当地的学生，大多数考分高于北京当地的学生却无缘进入校门，大多数普通高校却经费拮据。让中国教育界感到尴尬的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多年来，清华相当多的毕业生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
“国退民尽”和银行、股市危机
十五大以后，股份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普遍推广，之后有实行国退民进的政策，大量的作为我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被改造、售卖；大量的国有资产被少数人蚕食、吞并；大量的工人被迫下岗、失业。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也呈快速递增态势， 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至少流失800 —1000亿元。国有资产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流失，已经成了困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呈快速递增态势主要有以下几种流失渠道：决策失误导致流失；在破产中、改制中、中外合资合作中流失；由于经营不善、财政性蚕食造成流失以及无形资产、土地不入帐造成流失。特别是对国有资产低估或不进行评估就低 价入股，对国有资产高值低估而贱卖；对原有低工资但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职工推向社会，造成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向少数部分人，使少数部分人从改革中得到利益，也形成目前1400多万的下岗工人，多数人承担承担改革的成本。
1400多万下岗工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应届高中大学生（据统计，2003年有106万大学毕业生未找到工作）这三支主要人群不得不与残酷现实苦苦争斗。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曾在2002年年底介绍说，1998年再就业率是50%，1999年降至42%，2000年是35%，2001年是30%，2002年上半年更下降到9%。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测算，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19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岗位，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学者们现在相信，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仅占27％，以至于就业弹性系数低，造成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吸纳从业人员仍然有限的局面。2003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
尽管少部分人已经进入世界富豪的行列；尽管我们表面看到的是城市的一遍繁荣；尽管我国长期有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但我们是否看到里面1400多万下岗工人、8500万贫困人口、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呢？这都是潜伏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将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还有的是，国内大量的储蓄余额，一些优质国有公司却去寻求海外上市。
1996年末，我国城乡储蓄居民存款余额为38520.8亿元；1997年末，为46300亿元；1998年末达到53407亿元；1999年末为59600多亿元；2002年居民储蓄余额接近9万亿元，2003年1月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首次接近11万亿元大关，2003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20364亿元。
一方面国内居民手头上的资金缺乏投资途径，只变成银行储蓄存款，而银行又将存款贷给一些劣质国有企业及政府的那些政绩工程和政府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造成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另一方面，一些资产优质的、赢利前景良好的国有企业走向海外上市，国内居民不能投资于这些优质企业（以前规定境内居民不能投资境外上市公司），由境内居民消费而产生的利润却要流进境外投资者身上。
另外，今年１月６日凌晨３时，新华社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国务院决定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国家将动用４５０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为两家试点银行补充资本金。这次国务院批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可以说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已经开始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
国务院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渐进改革的成本，这被各方面公认。政府在消化这些成本时，动用国民财富资产投入任何一个项目都是顺理成章的。其中包括国债发行收入、出售土地的收入、拍卖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收入，当然也可包括外汇储备。”他认为：“没有法律规定外汇储备不可以拿来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我不在这里论述是否合法，只是认为要动用折算为3700多亿元人民币，是否要经全国人大通过，并作其它的分析。
1999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本在世纪末凝聚成一个惊人的数字：4000亿美元的坏账。在某些分支银行，不良贷款占到70%，资本充足率几乎为零。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2003年6月30日，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3618.41亿人民币(不含政策性债转股)，回收现金792.29亿人民币，占阶段性处置不良资产的21.90%。央行用了“成效明显”等字眼来形容资产管理公司的渐入佳境。据统计，2002年底，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的官方数字是25%(大约3740亿美元)，而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最近的报告中称，实际比例可能高达50%(大约7490亿美元)。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行部副总经理石召奎也承认，1999年剥离了14000亿人民币之后，事隔四年又涨到一个天文数字。按照过去几年经济发展与不良贷款增长的比例推算，5年后进行第三次剥离时，不良贷款总量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以上。
也就是说，要动用国民的财富去承担改革的成本。众所周知的是，造成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原因，大部分是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及政府的那些政绩工程和政府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造成的。正如以上所说，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以每年800 —1000亿元的速度流失，这些流失的巨额国有资产，究竟是流进谁的的腰包里呢?
对于中国的股市，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是由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而来，因为不断出现的一幕幕丑闻，如郑百文、银广夏、宝钢股份、德隆系、江苏琼花等，让投资者已经失去信心。7月21日经济观察研究院编制并发布的中国第一个信任度指数结果让人咂舌：中国境内上市公司信任度排名最靠前的太工天成，也只拿到100总分中的51分，而排名最后的四通高科，信任度指数更不足10，只有9.68，整体平均分只有35.6分。
造成这样的结果，难道责任在几千万的中国股民身上吗？真正原因最终是制度缺陷而造成的。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放任甚至帮助申请上市公司作假，二是中介机构（也大部分是国有为主）的粉饰包装，三是监管审批机构失职。无论是证券市场、中介机构到上市公司，因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而设，最终却成为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和少数人的寻租地，而企业经营困境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另广大股民深受其害。中国人民银行金稳定局局长谢平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证券监管机构被金融从业人员认为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
中国经营报张卫星的文章《17000亿资金黑洞 中国股市的财富到哪里去了？》指出：中国股市这十几年共发行股票融资9000亿元左右，市场投资者承接买入这些股票的实际资金付出就相应高达16000亿元以上。这其中存在的制度差价6000亿元～7000亿元资金已经被过去的新股申购资金主力和现在的市值配售在结构黑洞中吞噬了。十几年来随着股市的潮起潮落，几千亿股流通股股票在千万股民手中循环往复，几千万投资者交纳的印花税累计为3000亿元，券商手续费为2500亿元，这些真金白银的市场运行成本资金当然也都来自投资者群体。再加上过去多年中，一部分庄家获利离场获得的资金1000亿元～2000亿元，也是来自股民。
既得利益阶层与弱势群体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之路走到现在，市场经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改革，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是因为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但近几年来，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形成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程晓农在《中国工业化的缺陷及经济增长的代价》一文中指出：……现在的经济结构无法满足多数社会成员今后向上流动的需要，精英圈将越来越封闭和排他。如此格局或许可以支撑现存的精英阶层的富裕生活，但却难以提升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之再生产过程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因此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当今的中国，不仅存在着官商勾结，更存在着学商勾结，学者精英们与资本一起合伙制造赚钱的理论和舆论。看看眼下的中国，有多少个资本论坛在连番表演，整个社会充斥着资本的观点，惟独没有普通人民的发言空间，某些新闻媒体已经堕落成了资本的婢女，劳工的权利被压到最低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的代表和理论也垄断和左右了政府的决策空间。整个社会被一种虚幻和虚假笼罩着，缺少真实的描述语言。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
对于两大集团的形成，在很多学者的文著中已经有所论述，在此我略作进一步阐述：目前中国表面的城市繁荣已及经济高速发展，其主要动力是来源于政府和资本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千方百计要稳定和提高经济的增长，以提高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积累的资本，同样有着天然的追逐利润的本能，需要经济的发展来达到其目的。权利需要资本的帮助，资本通过权利使资本更加集中，这样一来，权利和资本很容易就结合在一起。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们的结合，使得社会的众多资源均向权利和资本倾斜，以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利益受到剥夺的最终还是弱势集团。这样反而更激化社会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加快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分化的速度。
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何深化改革，已经在这两大集团中间造成竞争甚至对立。
有两条新旧闻大家看看。一是公务员加薪。“出于保证公务员队伍素质和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等考虑，今后公务员继续加薪应是大趋势”。有评论：加一次工资1000多亿，这1000多亿用在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有1000亿，农村义务教育都可以解决。二是贫困人口不减反增。据《人民日报》7月的报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在日前召开的智力支边扶贫工作座谈会上，向与会的民主党派人士介绍，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要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但这两条新旧闻拿出来对比一看，“共同富裕”的目标还任重道远。
现在的问题是，改革直接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占据强势地位，也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地位，他们已经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阻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强、弱两个集团都是改革的阻力，这也不无道理，因为改革本身就是对各阶层进行利益调整，关键是要看执政党如何认识这两种阻力，进一步调整政策，深化改革。
以今年印度大选人民党落选为例，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如此解析：印度人民党的失败原因并不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因为印度的贫富悬殊，工人农民投了反对票，而是因为印度的精英层——中产阶级对人民党的疏远。对此，我有不同看法：诚然，印度经过一系列经济改革，连续10年GDP年均增长6%；2003年GDP增长达到8.2%，特别第四季度增长达10.4%，超过中国。预计2004年将超过9%。印度的外汇储备也达到千亿美元以上。然而，印度现仍有1/4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为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挣扎着。人民党在本次大选中的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忽视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最近指出：改革要从经济体制改革向包括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结构性改革的转变，政府要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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