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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5年高招改革撞弯了我的腰。
85年，我在南方一个教学发达的省份参加了高考，分数上了重点本科，家在农村的我自然十分高兴。那时候全国大学招生率还只有11%,我所在的班级有52人参考，上线人数为41人，其中上重点本科线12人，上本科线10人，上专科线8人，11人上中专线，这样的成绩在当时是十分少有的。那一年全国自恢复高考以后第一次实行招生制度改革：大学录取时投档数为录取数的120%。这一改革不要紧，一改，把我和一些同学的暑假改成了一个黑色的假期。听说由于档案投得不及时，我们班上重点本科的有二个录为专科（我就是其中一个），二个录为一般本科；上本科线的有三个录为专科，三个录为中专，上专科线的录为中专的为四人。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规定，今年被录取不去上学的从第二年开始连续三年取消高考资格，就这样我们一些成绩好、被降格录取的同学，只好老老实实、却又不心甘地走进了一所自己并不愿意去的学校。我们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高招改革撞弯了腰，我们从此所经历的人生就带有了严重的内伤。
而就在我和一些同学暗自伤心的时候，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们班一个没有上任何线的同学却上了省师范学院，进了外语系。后来才知道他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事先通过做教师的父母的学生，把他作为一个体育生招进去，进去后再换一个好的专业。而当时他除了个子有1.7米以外，确确实实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不知道他又是如何以一个体育生的资格入的学？再后来他教了书，一个人机缘尽得，到现在他成了一个青年副教授，成了一个大家所说的精英。我成了要求卖断工龄的下岗工人（我降格录取的同学大多与我同命运，工科嘛），同时具有另外一种身份：个体户，不管那种身份，我都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通过这次经历我对改革的认识是：一人欢喜几人愁。
二、88年至95年，企业改革撞碎了我的心
以一个重点本科生的料子在专科里混，毕业时当然怀里揣了一大堆“三好学生”、“优秀学生”证书，但毕业分配的时候没有人看它们。我服从了分配，哪里来哪里去，88年我又回到了我落后的家乡的一个300人的企业里，这个企业虽小，但在当地很有名，79年以来除87年外效益一直很好，是当地政府的利税大户。
刚进企业时，我这样的专科生竟然凤毛麟角，在我之前86年分进了一个大专女生，我是第二个正式分配进去的大中专生。和我同时报到上班的还有二个本厂委培的大专生，论功力我们自然不在一个档次。
88年企业正处于改革的初期，政府在大力清理三角债，企业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党支部已名存实亡，我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每天无所事事，他的工作是看报、喝茶、聊天。我所处的企业产品是省优产品，规模在全省同行业排名第三。当时的原材料铜大幅度涨价，因此产品也跟着涨。87年由于市场行情不好，加之企业内部有人争权夺利，使企业经营人为上产生困难，因此厂里积压了几十吨的成品线，百多吨原材料，加之产品价格较低，生产、销售、管理成本较大，因此企业在87年时亏损了几十万，上一任厂长就此被调离到政协任一闲职。到了88年，市场变化，企业内部人耗减少，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存货全部销售一空，工人加班加点生产也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销售科甚至从贵州购回低价成品，换成自已的商标出售赚取差价。这种疯狂的日子一直持续到90年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企业由于市场涨价的因素，赚了不少钱，当年我们厂上交利税为300多万，为当地政府的市（县级市）属企业的第一。
这时的企业从一个欠发半年多工资的企业变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厂长也成了优秀企业家，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就在这时他有了自己的专车（一个黄包车）和专门司机。这一年，我在实习期，基本工资是45元一月。听说实习期是没有奖金的，但因企业效益较好，我也发了奖金，为平均奖金的一半，每月加起来平均也有了80多元一个月。
89年8月年转正，在一个电器车间任技术员，90年我去江苏进修了一年，主要学了点英语和生产工艺，无话可说。到了90下半年小有进步，当了这个小企业的技术科副科长，而和我同时上班的两个委培生却一日不如一日，都被下放到了企业最累、最脏、最苦的生产厂间当普通工人，原因是他们的父辈也是本厂职工，在历史的关键时候站错了队，。在我进步的时候，厂长进步可称为神速。由于市场因素，产品销售开始放慢，他在企业开始进行改革：
1、改组财务：将一个原企业承包人之一的经营副厂长（兼财务科科长，在开支方面和厂长时有不同意见）、原出纳调离了岗位，提了一位30岁的女财务人员当科长，从车间调一位从没财务经验的26岁女职工当出纳。后来经委出面调和矛盾，将那位副厂长借调到经委，他从此再没有回过这个企业，却也因祸得福，到96年时他调到了经委，吃了皇粮，这是后话。这样我们厂长彻底掌管了财务大权，在财务方面，厂长的话就是会计法。
2、改组销售科，实行销售奖励：忘了介绍我们厂长，我们厂长是供销人员出身，88年43岁。他任销售科长时，在87年联合了销售科的人，借市场原因，将企业的成品尽量压库，消极怠工，造成企业亏损，对原厂长逼宫，87年11月他如愿当上了企业的第一任承包厂长，也是我们厂最后一任承包厂长。他上任厂长后，自然不忘以前扶他的难兄难弟，对供销科一直恩宠有加，各种政策的制定都将利益向销售科倾斜。这次改组销售科，他85年结婚的第二任妻子出任销售科科长，对老销售人员进行了调整，不听话的下车间，从生产一线调入近十名销售人员。同时出台了一项针对销售科的奖励措施：销售人员销售产品时除报销费用、发企业的基本工资和福利外，还从销售额中提成千分之三（叫提成奖），这个提成是不管货款回不回来，只要产品出去了，销售人员即可提成。
3、彻底打破大锅饭：在生产线进行车间承包制，根据车间的产量和正品率进行核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分配权下放车间主任。管理一线拿基本工资，发车间平均奖，另补发职务津贴。厂长每月100元，副厂长每月80元，正科级每月60元，付科级每月40元，科员每月20元。当时我每月基本工资是七十多元，一个月发下来也可得百多一点。
改革措施一实行，车间主任成了诸候，他们在排定班次、决定奖金的多寡方面有绝对的决定权，同时他们还截留车间奖金，例如每月车间应发奖金为10000元，他们只拿出8000元分配，另外的作为车间自留资金，变成了车间的小金库。这个小金库的支配权当然在主任手里，到最后这笔钱工人们便不知去向了。从这时开始，我认识的许多职工出勤率越来越少，有的不见了，当然他们不是自杀或被开除，而是对这种改革不满，自己改革了自己，自谋生计去了。
销售线，销售人员很快开拓了一个个市场，尤其是省、地级市的个体经营户。企业的产品又开始供不应求，销售人员的收入开始大幅度增涨，一个销售人员的平均收入为当时5个车间一线工人工资的总和。其中最大的个体户是厂长亲自开拓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摆进了个体户的经营部，每开拓一个用户，企业都要进行铺底，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大客户有的上百万。到92年下半年，加上客户欠款，企业在外面的应收款达1000多万，企业周转开始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厂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1、 在职工中集资：厂级干部8000，中层干部6000，职工5000，三年后还本，平时按月2.5%的利息支付。完成或超额完成集资任务的职工，奖励一到二级工资，不集资的没有奖励工资，不发奖金，这苦了我，刚参加工作三年，不吃不喝企业也没发6000元，就只好不交，但有许多人想办法集了很多资金，总额有300多万，甚至有人在银行、信用社贷款集资，就是想得那奖励工资、高额的利息和奖金。
2、加大力度追讨客户欠款：全体厂级干部、销售人员全力以赴收款，收回来的款按3%奖励。当时有一个和我关系较好的销售人员对我讲，他只收款奖励一项93年就有1.2万，他在销售科还是一个小人物。我当时的工资加资金也就100多元一个月，一听他说，把我吓了一大跳，这可是我近10年的工资收入啊！我心里即酸又苦，想了想问他：“你是不是和用户串通一气，故意将货款延期，好从中得利？”他高深莫测地笑笑，不答。
企业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未能好转。而我的囊中依然羞涩。
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企业开始争取搞大型技革，如果成功的话，也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本来我们这样的小企业是难以争取较大型技改的，但我们家乡有一个上将那时还健在，住在北京，我们的厂长为了批到项目、搞到美元，从92年到94年不知跑了多少次北京，向那位老领导汇报了多少工作，费了多少心力，终于争取到了一个项目，拿到了300万美元的贷款批示，现在这样做叫“跑部钱进”。钱到手了当然要花，经过多方论证和实地考察，生产线最后选了意大利的。这条线技术水平为上世纪80年代中的世界水平。其它辅助设备选了西德、芬兰的。我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这次技改的全过程。
92年到94年是我的多事之秋。因为对企业的所谓改革心存怀疑，同时对小平讲话极为鼓舞，心里便一心想着自己出去干。92年的8月份我和一个同事及我的一个同学筹备办一个小型塑料厂，我从电工班拿了一块报废的温控仪，自己修好后准备带出厂去，结果被和我有意见的厂保卫科长发现，作为盗窃送交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晚上。因为本来是一件小事，派出所第二天就将我放了，指导员还和我促膝谈了心，主要讲了在企业内如何做人的问题，要团结多数人，不要瞧不起人，骄傲得很，不要给别人以把柄。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厂里竟然有这样一个印象。作为一个中层干部进了派出所，影响大了，我随后便被作了计大过、撤消技术科副科长职务的处分。到93年10月技改派人出国学习时，自然我没了份。当时选了5名技术骨干到意大利学习，带队的是时年56的老技工，另外几个是：86年分进去的女生，92年分进来的电大毕业生，高中毕业的电工班班长，初中毕业的刚被提拔的车间女副主任，外号叫301，时年27岁，个子高挑，人长得很漂亮，只是301是我们厂长的住宅楼号，一听便知道是什么回事儿。这里面没一个会一点儿英语。当时很多人为我抱不平，认为论学识水平、实际工作经验、外语能力等综合水平，这里面无人能及我，而为企业着想，应该让我出去学习，这有利于企业发展。但现在想来这也很正常，外国人米卢都知道“态度决定一切”嘛，对此事我确实没有怨言。
虽然我没有出国培训，但技改进行当中，我却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厂长在这时也知道真的技术还是要人才的，因此又给了我一个花帽子：“质检部部长”。这一招我想他是学毛主席的，给人戴帽子是很有作用的，给你一个右派的帽子，你就只有老老实实做人，给一个花帽子，自然你会感恩戴德办差。当时出国学习了的同事都没有戴这么高的花帽子，因此我发了狂一样工作，白天安装设备，晚上对设备资料进行英译汉的工作。当时厂里从一个大型国企里请了四个英文专业毕业的人业余翻译技术资料，价格为：一个月译完所有资料，付2万人民币。但由于他们的专业英语不行，译出来的东西不知所云，后来全部采用我的译稿。虽然英语水平没他们高，但我懂专业，技术资料难度又不很大，自然我的译稿质量高，得到了协助引进的上海一个研究所的室主任（高工）的肯定。这个时期是我在企业里最高兴和最充实的时候，虽然我的收入依然很少。
技改从94年元月开始，到95年3月完毕。4月，虽然车间生产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规，但也得对前段工作做个总结，论功行赏。这时我得到了技改车间物质上最低的奖励：300元资料翻译费，其它车间里一个普通的电焊工发的加班都比我多得多，人平有1200多元一个。为什么会这样？按有关人员的说法是：晚上我是在宿舍里工作（即资料翻译），属业余时间。而工人们是在车间里加班加点辛苦劳动，甚至说：“你的技术好，外语水平高我们承认，但你干的活比工人少。改革就要体现多劳多得的思想。”对这种无知的认识，我感到的是彻骨的心寒、无以复加的愤怒。这样的企业还有前途吗？但最后促使我走人的还不是这件事。
新车间在95年3月开始进入正式生产，我任质检中心主任。在这一年企业继续进行改革，原来的老车间进行了法人管理下的第二级承包。由于新车间设备先进，产量高，新产品利润丰厚，一吨成品的销售价与原材料+辅耗的进价之差为2万元。这本来是企业发展的一个好机会，新产品有市场，在当时也不少资金，政府大力扶持，银行贷款也能到位。但企业仍然实行92年开始实行的所谓改革制度，生技线按产量、正品率承包，正品率按合同规定，必须达到97%才不奖不罚，低于97%时，每低1%生技线工资罚5%。这时我在质检中心当主任，就知道了原材料进购的一些花招。在试机、验收过程中，所有的原料材都是很正规的，外国人都要求进口的。每次原材料进厂后，都要抽检，什么抗拉强度、电阻率等无一不合格，但外国人一走，自己组织进行生产时，问题出来了。铜材是厂长亲自从广东佛山进的，他不直接到厂里进，而要从佛山厂里的经营部进，进回的铜材一做抗拉试验，有很多不合格，中间有空心。这样的原材料一进车间，自然无法生产出好的产品。正品率一直在90%左右摆动。而正常时正品率应达到99%.以上。每次中层干部会议，我据理力争了，说产品正品率上不去，主要在原材料质量。但厂长却一口咬定是生产工人素质不行，是工艺技术员素质不行，于是所有问题就是生产工人、技术人员的责任了。而同时销售人员却依然享受高收入的特权。销售产品时按出厂价给销售人员，至于销售人员实际销售价是多少，企业不管。这种销售制度最终出了问题，销售人员伙同用户慌报质量问题而从中压价、恶意欠款，直到从中渔利，作为质检部主任，我亲自参与了这样一个恶意慌报的质量问题的处理，产品本来没有问题，销售员伙同用户说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而要求压底出厂价，甚至提出要将产品从用户处拉回来相要挟。这还不算，同时销售人员依然在欠款回笼中提成。而可怜生技一线工人，辛苦劳动得不到承认不算，还要为一些人的非法谋利背黑锅。厂长甚至说：“没设备我搞回了设备，没钱我搞回了钱，没原材料我搞回了的材料，没市专市场我争取了市场，你们就是不能给我生产出高质量的线来。你们对销售部门有意见，你们要明白这是改革，改革就要打破大锅饭，改革就是有一部分人收入高。”
这时我真的感到五内俱碎，企业改革确确实实撞碎了我的心。
三、九五年十二月，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伤疼离开了我所钟爱的企业
我们厂改革到一九九五年时，厂长与第二任夫人离了婚，当了多年销售科长的第二任夫人在深圳买了一处住房，同时拥有与厂长婚期共同买下的企业福利房（九一年建成的一套120平米的住房）。她在八五年由四川离婚远嫁时，空手而来，于今走时是满载而去。而厂长再没结婚，在外面公开与一个年方二十一的女人同居，这是厂长具有现代意识、具有改革开放胸怀的表现。后来那个女人于九五年十月招工进入企业，成了企业的正式员工，虽然她没来企业上过一天班，但今天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时，她也是企业需要进行所谓买断工龄的人。托改革的福，企业在有些方面进步神速，例如：88年我进厂时，工人在册人数298，至九五年十二月在册人数为536人；我进厂时，企业由于85年搬迁，欠银行贷款100多万元，至九五年十二月企业已欠银行1亿1千多万元，企业在客户处的应收款1千多万元，这两笔欠款最终都成了呆账、烂账。
在九五年十二月，我终于下定决心，两手空空走出了这个曾经让我满怀激情、又叫我伤心绝望的地方，向朋友们借贷了数万元钱开了一个小店，从事了我的新生活。当时厂长在大会小会拿我作批判的典型，现在我以前的同事为企业改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他们为每月的低保不能到手而四处奔波时，为企业即将人平1.4万元买断工龄而绝望时，为厂长两年（2000-2001年）受贿、贪污140万（现高举改革大旗的厂长已被刑拘）而愤怒时，虽然我在以后无数人叫好的市场上摸爬打滚、上当受骗、挨尽了当今精英们的棒杀以至受尽了屈辱，虽然我现在仍然活得很辛苦有时也很无奈，然而却可以带着一条撞弯了的腰和一颗撞碎了的心不急不燥地进行着我每天的生活，同时也学会了一些丛林法则，一有机会也会狠狠地宰杀那些所谓精英们而毫不心软，每每这时，幸福之光就一定会光临我小小的店铺，我的收入有时甚至比教授还高，不能不说是托了改革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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