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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文章写了这么一段话：“一个人世界，十分简单，两个人的世界可能比一个人的世界复杂千倍；而几十亿人组成的世界呢？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杂文月刊2003第4期12页）。诚然，有些事物复杂得令人理解不了。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难以理解，不过实话实说而已！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那天起，就提倡讲实话。中共十六大之后实话一天比一天实，实话一天比一天多。在此背景下，把我酝酿三年之久的主题形成文字。
腐败即霉烂。有些事物今天的霉烂不等于昨天就霉烂，有个变的过程。腐败分子是社会的毒瘤、人民的叛徒、千古罪人，永远也不应该同情他们。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大批腐败分子中有些是能干点事的，有的还干过些大事，为其掌管的一方致富出过力，立过功。中国共产党党内就有过类似人物。刘青山、张子善则是此类。他们是腐败分子，但也有过功劳。
谁也不能说能人都腐败，谁也不能认为腐败分子皆能人。而是说在腐败分子当中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是能干些事的。也许有人要问：在举国上下一片反腐声中，你说这些是啥意思？答：正是为的深入反腐所在。一、能够体现出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二、能叫腐败分子心服口服；三、能对尚未揭露出的而正在徘徊中的腐败分子是个心理打动；四、能取信于民；五、能进一步树立共产党的威信。
谈到腐败分子是怎样走上罪恶之路的，因素太多了，不能简单地用几种类型就概括了的。不过用政绩遮掩腐败可谓惯例。往往腐败的力度与政绩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成克杰则属此类。成克杰广西执正是“八·五”期间。广西“八·五”比“七·五”经济成番论倍增长。“七·五”期间广西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排20几位，而“八·五”末期他们赶超了七八个省（市、区），排十几位。相当于一年超越一个省（市、区）还多。（当然，不能把这一功劳统统冠在成一人头上。但作为治自区行政一把手，无论如何也有一份儿。当时本人正在广西打工。应该说广西经济增长也有我一份儿，不过成克杰那份儿要比我这份儿重上八百倍）。
说到此，不能不提及徐炳松。徐早期在广西玉林工作，那时玉林地区经济发展在广西是最猛的。徐炳松在发展玉林经济中，不能用“汗马功劳”来表述，而是起点作用的。玉林的群众说：老徐在发展玉林中可没少出鬼点子。不然他凭什么从玉林地委书记升到自治区副主席位置上？东窗事发后，他不服气，心理不平衡。他可能这么想：我徐某贪点与我的贡献相比，不到十万分之零点几，按劳分配的制度在我身上没得到兑现……
持这种心理的还有当年的褚时健。不管怎么说，红塔集团成了那么大气候，不能与老褚没有一点关系。有人说，根据老褚的贡献，他月薪50万元至500万元也不为过。慕绥新也如此。他在沈阳执政时，是沈阳市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快时期。也许“最快”二字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本钱；也许“最快”二字送他进了大牢。就连社会上骂得最凶的湖北张二江也是有政绩的。天门人说：“张二江人品不好，而确实能干。这小子干坏事胆大，干好事胆也不小。”浙江宁波富得出了名，安徽阜阳近几年经济增长也不慢，但那里的书记许运鸿、市长肖作新恰恰都是大贪官。贪的不少而老百姓也许麻木了，对大贪官恨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摆在他们眼的丰富的物质；他们感受到的是多彩的生活。至于贪官贪多少他们看不到，所以往往记住的是贪官能干的一面，而忽略了贪官的罪恶。
上述所列到的腐败分子算不算能人？不下这个结论。而他们在腐败前、中、后期确实干了一番事业，有一定的政绩。他们成了罪犯，但曾有的政绩也要承认（前些年有过那么一种风气：一旦人倒了就从他娘肚子里骂起，一旦人红了就从他爷爷那辈捧起，朴素的老百姓对这些特反感）。
我的这一观点并非是给腐败分子评功摆好，而是讲真话。设想一下，他们一个个狗屁不是，整天整夜吃喝嫖赌贪能爬上高官么！如果有人硬说那些人全靠钻营，岂不是往中国共产党脸上抹灰么！（当然，有的司法机关在对腐败分子叛刑时，考虑了这些因素）。
有人会问：他们干事业时是什么动机？是为民造福？是为已捞钱？还是什么？动机是无影的，结果是有形的。平民百姓理论水平不高，也很难明察秋毫，而是最讲实在的。百姓看的是谁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摸得着看见的东西最能说服、征服文化不高、拙嘴笨腮的平民百姓。上升一步说，这就叫做效益论。
听来似乎有点慌唐，坏人还能发展经济，还能带领群众致富。其实并不慌唐，而有些好干部，响当当的好干部却做不到这点。有人举出“河南的兰考，西藏的阿里，焦裕禄书记，孔繁森书记把身家性命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谁能说他们不是好带头人呢？可是，众所周知，他们在任时并没有使兰考和阿里的人民脱贫致富”（杂文月刊2003年第4期12页《致富的关键是什么？》）
在我国历史上就有过，宋朝王安石“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居然如此无睹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朱熹说：‘介甫（王安石——编者）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40多年后，北宋灭国。”（随笔2003年第2期119页、118页）
事物本身是曲折的，要多曲折就有多曲折。台湾的李登辉和他的继任陈水扁一直声嘶力地闹“台独”。凡是有良心的华夏子孙没有不骂他们的。他们是不打折的坏蛋。可是，就是坏蛋当权的台湾地区经济却不差劲，要比大陆富得多，现在台湾的GTP（人均）比大陆高出几十倍。
外国呢，如中东一些国家的元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人。可是有些国家富得流油，连洒大街都用高级香水。有人说因为他们脚下有取之不尽的石油资源。此说在一定的理。他们应该感谢老天爷才对。那么再看看小小的日本岛国，人口过于密集，几乎没什么资源，而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长了翅膀。日本在粪土似的天皇下面的首相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野心大。在他们身上从来嗅不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味儿来，连正义都邪了，连人格都有毒。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一不留神儿还他妈的成了世界经济强国！是上帝瞎了双眼，黑了心肝，偏爱了小日本儿。
韩国也是那个味儿，从李承晚、全斗焕到卢太愚连连腐败，就在汉城内外大骂总统腐败声中，它“小韩”摇身一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什么学家也好，都无法，也不能承认腐败分子能致富的理论。在此还借用2003年第4期12页上的《致富的关键是什么？》一段话，回答上述疑问并作为本文结束语：“……对任何事物与存在，都要用客观、全面、立体、冷静和清醒的视角去审视，切忌小胡同撵猪娃一般，直来直去地下结论。这样，只能将自己置于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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