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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党国英
全世界都流行专家治国，而且是经济专家或法律专家治国；治国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也不一定个个大学经济系或法律系出身，他们也可以在长期管理工作中摸清一些治理国家的门道。美国有格林斯潘那一帮人掌控美国经济，以至于有人说那里发生了“四权分立”。原苏联也有过专家治国，干得不很好，但那是有原因的。中国治国的主体已经是专家队伍，特别是经济专家队伍，人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成绩（自然也包括问题），还期待他们干得更好。
专家治国是好事，或更准确地说，有可能是好事。近些年我有几次被问道：为什么某著名文理综合大学少出高级政府官员，而清华大学却真像政府高级官员的摇篮？答案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以为，那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多浪漫主义，而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工程类院校）毕业生多务实肯干，大抵是他们仕途迥异的缘由。浪漫主义与任何官僚体系难以协调，一个官员一旦让它支配思想行为，仕途当然不会顺当。生活需要浪漫，甚至思想界需要浪漫主义，但官场与国家治理不需要浪漫主义。极端的浪漫主义如果用来治国，国家就有大麻烦了。想当年，我们最高领导以为一手抓钢铁，一手抓粮食，国家就会富强；又以为粮食多了百姓可以每天多吃几顿饭，真是浪漫得可以。这样的目标没有达到，便以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推而广之，以为需要教育一切人，改造一切人，事情便很可怕了。工程专家的浪漫主义会在工程设计的艰苦劳作中受到抑制，按部就班的精确做事方式使他们难免把社会、把国家的事情也看作一项工程。他们会讲规律，讲协调，讲效果；如果错了，他们还会改正，就像修改设计图纸一样。他们当政，国家这部机器大抵是会运转起来的，人们也不大会担心这机器发生飞车之祸。
然而，浪漫主义要不得，机械理性主义也要不得。那个终生都给政治家敲警钟的哈耶克，早就把机械理性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专家治国就怕犯这个机械理性主义的毛病。机器可以由人控制；汽车行走，火箭升空，乃至基因转移，都可在人的精准控制之下实现，但社会经济运行不可以实现由政府的精准控制。政府要管经济，但能够管到什么程度，经济学家只给出了大略的说法，他们远没有拿出可以直接运用的像物理学定理那样的公式。经济学家常常要政治家拥有一种信念，一种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可是，拥有这种信念并运用裕如又谈何容易！
专家治国要成为好事，离不开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当然是治国专家的智慧禀赋与知识资源。由中国的高考制度所锤炼，或许又受工程学的陶冶，不论40年代生人，还是50年代生人，其智慧水平大抵是可以靠得住的。我情愿相信斯宾诺萨的观念，无知和愚蠢是一切罪过的根源。有了高的智慧禀赋，就更可能拥有对市场经济的信念，更可能告别机械理性主义，也更可能随时戒备浪漫主义。毕竟是治国，而不是事炊，对人提出智慧的要求还是必要的。难道我们能信任连勾股定理也搞不懂的人去治国么？至于治国的专门知识资源，所幸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如果虚心，还是可以学来的。高层财经官员也许不需要了解太过技术性的知识，而只需要对经济改革长期走势的某种信念，对掩盖于美好辞藻下的利益要求的某种判断力。中国社会有数不清的“治国策划”志愿者，因此年年有数不清的“万言书”送到了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面对这种信息涌流，治国大员实在需要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来拨开群情议论的迷雾。
第二，国家经济要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制度基础。如果美国联邦储备局调了再贴现率，财政部动了税率，商界的反映大抵可以估计，因为那里实行私人财产制度，企业的利益要靠自己照顾自己。惟其如此方可谈论对经济大势实行调控。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专家治国就难办了。例如中国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若减掉税费，基层干部的日子没法过；若不减税费，农民的日子过不好；若要兼顾两头，便要下力气改制度。近10年里，如果把农民建房也算上，中国增长最快的应该是房地产业，而且它还在增长。中小城市和农村住房面积的水平已经赶上了中等以上国家的水平，可是我们家门外的公共设施和环境却实在差得惊人。我们的政府能有办法调控么？很难，因为盖房子是为了占地。房子盖得越高，占地越牢靠，房子便筑成了炮楼。占不了的地，大家便去糟践它。这是中国人没有土地财产权的后果，单单靠政府使用经济参数来调控是没办法的。扩大和尊重中国人的财产权，是提升我国中央政府经济调控能力的根本途径。
第三，政治操控环境要有利于专家治国。中国需要一种宽容的意识形态氛围，这有利于专家治国。所谓意识形态，不过是主流社会的一种合法性意识，任何现代国家都离不开它。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官方和社会之间缺乏统一性，在很长的时期里，意识形态成为官方掌控的对象，其内容被严重教条化，而若干教条又凌驾于一般社会良知和公民道德之上，更与世界政治文明的主流相抵牾。这种意识形态被一些党内极端人士作为打击异己的武器，使专家型治国人士如履薄冰。当然，政治环境远不止意识形态的状况。一个小例子是“个性化车牌”的发放，说停就停了，原因解释语焉不详。大的例子是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承包制在许多地方变成了官员所有制，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护，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高层决策者还是要坚持“双层经营体制”不变。据说中国的专家搞不懂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懂“政治”。如果中国的公民乃至专家都面对一个搞不懂的“政治”，对这个政治难道不需要检讨么？政治一定要让人们搞懂，办法是赋予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以公开、竞争和平衡的内涵。当然，这样一个变革对中国任何一个专家或政党都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他国的目标可以参照，但他国的路径难以模仿，我们显然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才能实现这样的变革。在这一点上，也许一般的治国专家不足以担当使命，而需要更具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领袖来运筹帷幄。我盼望21世纪的中国人心想事成。
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工的社会，这包括政治领域的分工。一国人民都关心国家大事，连辛劳的出租车司机也关心十六大的人事安排，总归不是正常的可喜的事情。一个美好的社会一定有许多标志，其中一个标志是必须有的，那就是少部分人去做政治，大部分人去“享受”政治，哪怕他们享受到不愿意去投票的程度。可是，如果大部分人关心政治，也一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只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对真正有条件做政治的人士很难说是好事。人人都关心政治，政治家自己又怎能坦然地专注政治事务？看起来，我们不仅需要专家治国，更需要专家治国的社会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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