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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居住时，经常看到当地中文报纸的分类广告中有这样的「征友启示」：「白人男士，欲寻华裔女郎终身为伴，圆脸、秀眉、单眼皮最佳……」
多伦多大概是世界上种族成分最为丰富的移民城市之一，因目前华裔居民人数已居各族之首，某些华人女性的圆脸、秀眉、单眼皮等外部特征，也因此成为某些专门喜欢东方女性的白人男子的择偶首选标准之一。
多伦多也是世界上种族通婚最频繁、种族关系最融洽的地方之一。奇妙的是，很多在母国像乌眼鸡般相争相斗的族群，如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等，移民到加拿大后，却似乎都能相安无事。
这并不是说加拿大就没有种族歧视、种族纠纷了，但不知为何，这种歧视和纠纷就是难以升温到这些移民母国中族群冲突的那种鼎沸程度。
台湾的「族群问题」
后来，我移居到英国。作为新闻从业人员，我经常接触台湾的「族群问题」，一直到最近的台湾大选，选前选后的喧嚣中，我所听到的分贝最大的争吵，大概就是所谓的「族群之争」了。
由于有关台湾大选乱局的新闻频频出现在英国的电视画面上和报纸标题中，自然也引起了一些英国人的兴趣。
一次，我与一位开出租车的英国黑人谈起台湾局势，他不解地问我：台湾人同文同种，为什么也有「种族矛盾」？
我不知道他说的「种族」这个词是否来自英文传媒，但我努力向他解释说：台湾人之间的矛盾不是「种族矛盾」，而是「省籍矛盾」，因为尽管台湾居民都是黄皮肤、黑眼珠，都讲中文，均属汉族，但仍有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即使说话，也有台湾方言和国语官话之分。
不料他更不明白了：「仅仅因为省份不同、方言不同，台湾就一分为二，那英国有这么多种族、这么多语言，那还不分崩离析了？」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再向他解释。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找到「省籍」这个中文词的英语对应词，因此没有解释清楚这个词背后蕴藏的复杂的政治、历史含义？
但事后一想，台湾本地的传媒虽然仍然使用「省籍」这个词，但也常常使用另外一个词：「族群」。他们在用这个词时显然指的不是汉族和高山族等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谈论同属汉族的「本省人」和「外省人」。我不知道台湾传媒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词，也不明白这个词与「种族」、「民族」又有什么区别，反正我当时没有试图用英语向那位迷惘的黑人司机解释台湾的「族群矛盾」，否则他就更迷惘了。
大陆的「地域歧视」
其实，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都会有猜疑、歧视、矛盾、冲突，如果说这就是「族群之争」，那么，这种「族群之争」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不仅台湾有，中国大陆也有，欧美发达国家亦难以免疫。区别在于，人群流动越大、良性互动越多、族群通婚越频的地方，人们越不在乎「你从哪里来」这个问题。
先拿中国大陆的一些省市来说吧。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都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北京多为「政治移民」，上海多为「经济移民」，两地也确实比中国大多数地区更具包容性，但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因素，至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我在京沪两地的不同生活体验，我就觉得，上海的「排外性」明显要比北京强。
当时的上海，居民因籍贯、口音、甚至在上海的居住地段不同，而分为三、六、九等，籍贯有苏北、苏南之分，口音有「上海人」、「外地人」之异，居住地段则有浦东、浦西、苏州河南、苏州河北之别。当时，我因不会讲上海话，购物、问路时不知遭到多少上海人的白眼、受到多少本地人的讥讽。
不过，北京人似乎并不排外。在北京，你不会因为你的外地口音遭白眼、受讥讽。但北京人不排外并非因为北京人天性豁达、包容，而是因为地道的「老北京人」最多只在北京居民中占一成──北京的一千多万居民，绝大多数人都是由外地人和外地人的后代组成的。据说，1949年之前，北京只有一百万人口。
同样，上海的地域歧视也不是因为上海人天生偏狭、排外。据说，1949年前上海就颇具大都市气魄，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冒险家、投机家、落魄文人、打工者都跑到上海试运气，从那个年代的小说的描写来看，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兼容并收、海纳百川」般的地理、经济、文化、精神意义上的「河流入海口」。然而，1949年后，上海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虽然北京因政治原因仍然广纳全国人才，但上海却成了一个排拒外地人才的「死港」。
九十年代以来，上海似乎再次成为「海纳百川」之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排外习俗也一扫而空。如今，你操外地口音在上海街头问路、商店购物，就不用再担心遭到白眼了，也许另受一份额外的礼遇亦不为怪。
西方文明亦难免疫
再拿我后来居住过的加拿大多伦多和英国伦敦来说吧。这两个城市都是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城市，据统计，伦敦儿童在家中讲的母语竟有一百多种，多伦多则被称为「小联合国」，以喻该市移民族裔背景之丰富。坦率地说，两地的种族歧视、地域歧视距完全消除当然还有很大的距离，但至少没有政客或传媒敢于拿种族问题炒作以谋私利，而且由于移民社会或国际都市的传统，由于数百年的人群流动、良性互动和族群通婚，人们对所谓的「外来者」、「外族「或」「异类」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丧失了「内外」、「异同」的概念，如果有歧视，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别的原因，而较少基于所谓的内外之别。
当然，这并不是说，白人天性就宽容、豁达，西方社会本身就有对「排外症」的免疫力。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荷兰、奥地利、法国、甚至英国，都发生过反移民或针对有色人种的排外风潮，即使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移民社会，针对黑人、华裔等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冲突也时有发生。在有些白人国家，即使是当地的白人族裔之间也发生过暴力冲突，在一些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中，甚至还发生了白人族群之间的种族灭绝暴行。
无论什么人种，其实都有类似的人性弱点；不管东西方，同样面临着如何应对族群矛盾的难题。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政客、政党、传媒等势力究竟是致力于族群融合，还是试图借族群分裂渔利？
不过，台湾的省籍问题又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排外问题。我曾与一个来自台湾的熟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台湾的省籍矛盾之所以不那么容易化解，就是因为有历史积怨和历史血债，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光复后的台湾的劣行，以及「2.28」血案，都使台湾本省人对以国民党官员和军人为代表的外省人痛之入骨。
确实，族群矛盾的内容如果仅仅只是「白眼」或「嘲笑」，那么，化解的可能性也许较高，但如果发展到仇杀，那就有些像中东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或者像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关系了，冤冤相报，仇上加仇。
在这一点上，西方人同样不比东方人高明很多，欧美的白人同样不比非洲的黑人睿智很多。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内，虽然经过贩卖黑奴、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种族冲突的历史之后确实在种族平等、族群和谐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不辱「种族大熔炉「的美名，但在国际关系、文明冲突等对外事务上，至少目前的布什行政当局，其眼界、智能仍然没有超出以色列鹰派总理沙龙「以牙还牙、以血换血」的水平。
例如，美国如今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似乎不好再以推翻萨达姆独裁统治作为借口了，在面对伊拉克穆斯林针对美国占领的武装抵抗时，美国的反应仍然是使用压倒一切的武力，大有「既然你杀死我四人，我就杀死你四百人」之势。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威廉.普法夫认为，陷入这场战争的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必须明白这个事实：他们如今在伊拉克与之作战的对手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在这场战争中，他们迟早都会失败，因为「这是与民族主义作战的典型的悖论：短期的成功往往会带来长期的代价。」
虽然国际关系与国内的族群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但如果把整个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把整个地球看成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也不过是一个国家之内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某种放大，同样适用「仇恨只会激发起更大的仇恨、血债难以完全用血来偿还」这个定律。
无解的难题？
如何化解族群之间、文明之间的猜疑、歧视、乃至仇恨？这个难题自始至终缠绕着人类，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思想家、政治家都在努力破解这个难题，但说来说去，试来试去，至今无人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一些悲观主义者索性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就连享有种族融合典范之美誉的加拿大，最近也受到中东血海仇火的波及，频频发生袭击犹太人、穆斯林的罪案。
难道人类注定就要被族群之间、文明之间的仇恨所淹没？
我又想到了多伦多中文报纸上的异族交友的广告。
据一些性学专家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就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在择偶取向上喜欢「异类」，这种「恋异冲动」不仅存在于种族关系相对融洽的移民社会，也存在于印度、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等国的族群冲突区，尽管这种冲动可能因外在因素而暂时被压抑，但它却会潜入意识底层，融入血液之中。
这些性学专家对这种「恋异冲动「的解释是：尽管人类这一物种中的某些族群可能因为差异而发生冲突，但异中有同，异大于同，为了物种自我保存，人类不可能无限制地自相残杀下去，于是，不管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安排，还是基于进化论意义上的自然选择，人类的这种自我保存基因，便通过不同族群中某些成员的相互性吸引而体现出来，通过种族通婚生育出来的混血儿遗传下去。
也许，爱，就像恨一样，是一个无法用理性来分析、解释的东西。但既然爱能够跨越阶级、地域、年龄、甚至性别（如同性恋）的鸿沟，也一定能够跨越族群的界线。
也许，难题之解就握在上帝手中？或者藏在人类的进化基因之内？（文/魏城）
【相关资料一】解读族群
"族群"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各个阶段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人们对其在人类历史上所施放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认识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构成了人类结盟和构建共同体的一个基本模式。"族性"一词出现的时间不长，然而它所含指内容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比如亲缘意识、集团的统一性，共同文化归属感，等等。"族裔认同"的内涵似乎比族群和族性更加令人费解，它的核心内容是"众多个人对他们所共同拥有文化的认同意识。"
一般说来，不同族群间的关系通常呈和平、合作的态势。众所周知，欧洲人正在"欧洲民族"理念的感召下为"新的""大欧洲"的构建而努力奋斗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族群"和"族裔认同"经常与冲突事件尤其是政治斗争相伴相随。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不难发现"冲突"大多发生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多样化特征会大幅度提高发生民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族群"和"族裔认同"对于社会整合能力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认识并理解众说纷纭的"族群"、"民族"、"族性"和"族裔认同"这些话题，了解其起源、含义及其影响等，对于认清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把握当代国际政治的走向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族群"究竟是什么？
"族群"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是由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众多题目共同构成的一个"混合体"。它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汇，相关学者在著书立说时很难回避使用它，然而迄今为止，人们没能给它一个明确的、没有争议的定义。
从族群这个概念演进历程看，在早期具有歧视性内涵，指少数人群体，也有异教群体之义。在历史上，"少数人群体"通常是受歧视的。在欧洲，犹太人曾长期被视作宗教信仰上的"少数人群体"而倍受歧视；在宗教信仰变得较为自由后，他们又作为"少数民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德国的波兰人、英国的爱尔兰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有过类似的经历。
今天，族群已经不限于指少数人群体。在现实中，"族群"一词已由原来仅指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人集团和亚集团，扩展到泛指社会上因文化或血统关系而具有明显不同的所有集团，甚至包括在一国之内占人口多数的民族集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价值的尊严。任何一种文化对于作为其载体的民族而言，都具有其他文化所难以替代的价值。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已为法律原则所不容并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人们通常已不再接受、使用族群一词早期所带有的歧视性含义，这个概念正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文件中被广泛使用着。
不应回避的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民族优越感等言行、心理目前尚未销声匿迹。面对"族群"一词，有人至今仍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不同信仰、不同婚姻形态、不同语言的人群，进而联想到割礼一类的异族文化现象，并可能由此产生某种鄙视心态。这个问题是人为的，与词汇本身没有关系。
从历史上看，族群在演进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政治性的破坏，也可能经历与其他族群文化结合失败的打击。但许多少数人共同体，比如弗里斯人（荷兰的少数民族）、文德人（西斯拉夫人的一支，后裔索布人是德国的少数民族）、胡格诺派教徒（16-17世纪法国加尔文教派的称呼），其成员个体可以将所承载的文化传承许多代。
族群就是民族？--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我们可以从探讨"族群"与"民族"的关系着手，对族群作进一步的了解。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不妨明确一下两个概念的内涵。
汉语中"民族"一词借自日语，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含义。它兼有汉字"民"和"族"的基本内涵，指具有共性的一类人。汉语中的"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大体上讲，与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除指称某一国家的全体人民，如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运动"等），我国56个民族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实体被认定的。有一种习惯的用法，即"民族"指我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民族学校"、"民族干部"。
"族群"是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他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和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它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它综合了社会和文化标准。"
同汉语"民族"概念相比，族群的含义更加宽泛，更具有伸缩性。它既可以表达历史文化群体概念，也可以表达种族群体概念，还可以表达按社会标准区分的社会-文化集团。
族群的基本含义是指在语言、文化、历史、血统、族源上有共性的群体或次群体，与汉语"民族"所表达的广义和狭义概念是一致的。它的含义虽然广泛，但是不具有"国家"、"国民"的内涵，未有"分立性"的含义。除了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这种具有国家、国民层次的民族外，用族群来表述我国某个"民族"或"各民族"是可以被接受的。
"民族"一词在西方理念中的确有"国家地位"、"民族分立"的涵义。为了弱化具有国家内涵的民族概念对国家统一的侵蚀和威胁，美国率先用"族性"取代具有国家内涵的民族认同概念，将"族群"的内涵由仅仅表达种族转向强调历史文化内涵，并强化了对"文化吸纳"的研究，以寻求"多元"与"一体"的"和谐"。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学术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开始对具有国家含义的民族进行反思，首先从名词术语中将具有国家涵义的民族改为"族群"。这一变化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有关民族自决、独立成立国家的权利规定，但是弱化了民族与国家的联系。
可见，"族群"的含义虽宽泛，但与"民族"的含义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它不可以用来表达"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之类中的"民族"。（文/刘泓，原载：《学习时报》）
【相关资料二】台湾的族群问题
台湾族群的概况
台湾，原来是南岛语族生存的家园，近三、四百年来闽、客的早期移民又与南岛语民族融合，加上后来的新住民而蔚成一个多族群的新社会，四个族群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不同习性，带来丰富而多样的文化内涵。然而不同族群一起寄居在如此蕞尔的小岛上，往往必须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台湾的多族群文化也就在这样的冲突与融合中展开丰富而多元的面貌。
其实「原住民」、「早住民」、「新住民」间虽然有着文化与生活习性差异，但这些并无碍于在地认同的建构。因此无论先来后到，族群间应该相互了解，欣赏彼此的差异性，以共同的生活体验来发展在地认同，让台湾社会保有丰富而多元面貌。
原住民
台湾原住民族是由数种不同的族群所构成，泛称为南岛语系，粗略可分成平埔族与高山族。以平埔族而言，从北到南还有噶玛兰、凯达格兰、道卡斯、拍瀑拉、拍宰、巴布萨、洪雅、西拉雅等族的分类。高山族通常又分成泰雅、赛夏、邵、布农、邹、排湾鲁凯、卑南、阿美、达悟等十族。各族的社会组织、语言、习俗文化各不相同，原住民族构成台湾特殊的文化风貌。
中国明朝末年以降，汉族的大量移民与拓殖使得原始部落社会的生存空间与文化受到严重的排挤与冲击。直到20世纪以来，原住民部落才被编纳入近代国家体制，但由于长期受外来政权机制的统治及资本主义经济冲击，加上文化教育改造，使原住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一直处于低落化、边缘化的处境。
早住民
十七世纪开始中国沿海地区的人民因生活经济压力，不断冒险渡海来台开垦拓殖。十八世纪以后移民受到清朝禁令的限制，来台多为男性(俗称罗汉脚仔)，来台后与平埔族女子通婚，形成近代台湾族群融合的一大特色。
汉语系移民主要来自中国福建、广东，因而有福佬（Holo）客家（Hakka）之分，福佬人口约占70%，客家人口约占15%，相对于原住民实可合称为「早住民」。清代台湾的福、客、漳、泉族群因语言、习俗、信仰有别，加上争夺经济资源的生存竞争，使异族群人民一再爆发宗姓集体械斗，甚至造成族群关系的刻版印象化。然而随着落地生根的生命史历程而「在地化」，已然成为近代台湾最大族群。
新住民
一九四九年，约一五0万中国大陆各省人民随国民政府移居台湾，这些移民及其后裔长期被称为「外省人」，但随着历史的推移，「外省人」一词已被「新住民」的概念取代。这些新住民因移民时间、地区、背景、居住分布、职业、心态等与早住民有所不同，加上二二八事件与长期不民主的威权体制政治情势，造成所谓的省籍问题，族群关系问题过去在国民党营造全民团结的假象下隐而不显，然而族群争议也常随着选举过程，变成政治动员的工具。
台湾早期的族群冲突「原住民」与「早住民」的生存竞争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面对异族统治，以及外来移民族群的生存竞争，发生多次流血冲突。如一六二九年新港社之役、一六三五年麻豆社之役、同年的卡拉阳社之役、一六三六年小琉球社之役、一六四一年华武垄社之役、一六四四年淡水．葛玛兰社之役、一六四五年塔卡玛哈社之役等，原住民的抗争活动屡见不鲜。
明郑时期，东宁王国的汉族政权对待原住民并不比过去宽厚，原住民杀害官吏的事件时有耳闻，如一六六一年大肚社之役、一六七0年沙辘社之役、一六八二年竹堑．新港社之役等，都表现出原住民对于外来统治与异族族群入侵的不满。
到了清朝统治时期，移民台湾的汉族人口大量增加，挟着文化与技术的优势，使得多数原住民族在反抗之余，逐渐走向归化、汉化之途。即使如此，原住民由于不堪清廷官吏的剥削与汉族移民的侵垦，反抗活动仍是层出不穷，例如一六六九年吞霄社之役、一七三一年大甲西社之役、一八七五年加礼宛社之役、一八八八年大庄诸社之役、一八九五年观音山庄之役等。
汉族移民间的「宗姓械斗」不断。由于汉族移民大量渡台垦殖，移民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水利资源，乃以透过姓氏、原乡认同、职业等渊源所结合而成的宗姓组织为后盾，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层出不穷的各类械斗当中，则以一八六0年西螺、二仑、仑背一带所爆发的廖、李、钟三姓的械斗最为严重，历时三年才被平息。在清朝统治时期，清廷官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往往离闲双方使之两败俱伤，以坐收渔翁之利。
日本统治时期，虽然日本有一套完备的「理蕃政策」，可以有效地管理原住民族的活动，但是在一九三0年十月仍有雾社原住民，由于长久以来的劳役剥削与文化摩擦，而爆发了震惊全岛的「雾社事件」，历时将近两个月才告平。这段时间许多原住民英雄如拉荷·阿雷、莫那·鲁道、拉玛达·星星都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近代的族群冲突「早住民」与「新住民」的情仇与磨合
二二八事件的阴影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日本对台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894-1945)。台湾光复之初，民众欣喜若狂，表现出对政府热烈的欢迎与支持。但由于二次大战方结束，台湾的民生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急待重建，中国内陆却仍处于内战状态，不但无暇顾及台湾，反而在台湾强征民生物资以支持国府军。加上当时台湾采取特殊行政体系----行政长官公署制，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大权于行政长官一身的专制领导，非但未能有效管理，反因吏政贪污腐败而引起民愤。
民国三十五年初，台湾的情况恶化已相当严重，经济上全面垄断的统治经济产生官商勾结、哄抬物价造成民生雕弊，社会上军人开枪滋事与民众冲突的案件，屡见不鲜。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台北发生专卖局查缉员打伤女烟贩并酿成枪击民众致死，引发民众激烈抗争，情势迅速扩及全岛。国府军队抵台后，展开镇压，酿成屠杀，继之以『清乡』之名，进行全岛性捕杀，台湾社会菁英牺牲殆尽，民众伤亡惨重，死亡人数约一万至两万人。
虽然整起事件在国民政府优势武力的压制下迅速落幕。但国民政府来台后，威权政体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加上严峻的政治社会情势，更使得二二八事件变成一种政治禁忌。族群间的冲突在专制政体的压制下被隐瞒与扭曲，惊若寒蝉的受难者满怀悲愤却又得不到公义的伸张。这种受到执政当局政治迫害的恐惧感化身为历史记忆的幽灵，随着台湾的政治发展而隐隐作痛。
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的，不单是历史的悲剧而已，还为台湾往后的政治与社会种下既深且钜的影响。
台湾主体性的省思
国民政府来台后，带来大量的新移民，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均占据优势地位，排挤早居民的生存空间，带来早移民与新移民之间的族群冲突。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当权者意识型态所形成的思想压迫。
来台初期，国民政府面对海内外风雨飘摇的情势，在一种朝不夕保的危机感中，国民党开始将其控制力深入台湾各层面，一方面加强反共爱国教育，一方面采取意识型态的箝制。台湾化身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堡垒」、「反共救国的前哨基地」，本土性的语言、乡土文学、艺术创作受到无情的打压。教育体系与文化传播变成服务于执政者意志的政治工具。
从六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与校园民歌运动开始，本土文化意识逐渐觉醒。加上党外民主运动的提倡，「本土化路线」被视为突破动员戡乱体制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限制，以及扭转台湾政经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性的社会运动脉流。在政治参与层面，「本土化」也被视为拔擢台籍人士参政、扩大基层选举的具体展现。
【相关文章】“台湾政客玩族群牌”——小说家朱天心批判台族群政治
巧得很，去访问台湾小说家朱天心（46岁）的前一天，《联合报》用全版刊登了对她和女儿谢海盟的访问。
正在台北名校北一女念高三的谢海盟被记者问到认同问题时，有个本省爸爸（作家谢材俊）、外省第二代妈妈的她毫不犹豫地自称为"山东临朐人"，跟外公（已故作家）朱西宁一样。
更妙的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谢海盟把中国大陆称为"祖国"，中学时有"认识台湾"课考题问"你是什么人？"，供选择的答案有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等等，明明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的她，还是生气地选了"中国人"，拒绝被逼选边站。
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年少女儿气冲冲、毫不掩饰拥抱文化中国，温柔敦厚的朱天心忍俊不住："那么，政治不正确！"
"中共同路人"
在台湾的年轻一代里，谢海盟绝对是异类和少数。实际上，在当前的台湾，不但自称"中国人"是政治不正确，连外省人这个身份，也显得政治不正确，选举期间尤其如此。为了争取本省籍选民选票，外省籍政治人物动辄给打成"中共同路人"。在刚过去的313泛蓝阵营大游行中，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连战、宋楚瑜趴跪吻地表明热爱台湾土地的心迹，但马上就被质疑只是在是做秀，隐含"外来政权人物、外省籍政治人物怎么会爱台湾"之意。
谈到台湾的族群政治，朱天心用一个画面来形容："不道德的政治人物，用种种你无法想像得到、可以区别人的工具，把台湾反复地砸、反复地砸，砸成碎片，然后再来选本身要的那几片。"
成立"族盟"
就是从往年经验预见政治人物一定会把族群当作选举工具操弄，朱天心去年底和一班文化界、社运界的朋友联合发起"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族盟），由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担任名誉召集人，不定期发表监督报告，"六亲不认"地针对政治人物撕裂族群言论吹哨批判。
族盟的成立，为近年来恶斗不息的台湾政治吹进一阵清新之风--终于民间有一批人公开而明白地出来向玩族群牌的政客说"不"了，但实际效果有多大？
朱天心自己的评估是："可能有一定的吓阻作用，让政治人物觉得操弄的代价高了，也发现了民间对此有很高的期待。（族群政治）现已转变成非常隐晦的国家认同问题。这种呈现方式比族群议题精致，但更可怕。"
朱天心说，国家认同不能在一代打造出来，她也不想从道德、文化角度出发，而只会诉诸很低等、生物性的因素，希望主政者至少把经济搞好，让人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就是认同的开始，而不是凭一些口号，或因为经济不好而要转移视线，来进行思想检查。
"如果我好好工作、交税，奉公守法，可不可以算认同国家？应该是啊。谁有资格界定？拥有权力的人？"朱天心相信，这个标准不崇高，但有效。人只要有份工作，有土地或房子，都会产生归属感，愿意捍卫这个地方和属于他的东西。
空有民主形式
她感叹，台湾社会空有民主的形式，搭配民主的内涵或价值却不存在："比如说对少数族群的容忍--不要说尊重、欣赏--连容忍都看不到！有时候甚至会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地步。这不只是外省人和闽南人之间的问题，就是对外籍移民，包括大陆新娘、劳工，态度都不是一个民主文明社会所应有的。像我们很讲人权的副总统，跑去收留所看差点淹死的大陆偷渡女时，会把人家痛骂一顿，说你们跑来这里做妓女，应该回去骂你的政府，简直是把人家看成是没有生命的垃圾！"
原本无族群问题
她认为，台湾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所谓的族群问题，以她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父亲朱西宁是孤身跟着国民党军队到台湾的"军中作家"，母亲刘慕沙是台湾客家人，虽然她把自己定位为本省第二代，这两个身份毫无矛盾，都是构成她生命经验非常重要的资产，而随着时间、通婚、经济发展，台湾族群问题本来也应该会越来越淡化，但正是政治人物的操作，使这个问题重新被唤起，许多人重新修改自己的记忆，而被另一个、官方的记忆所取代，而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时代饱受抨击，连带的所有跟着那个政权一起来的外省人，也就被打成统治阶级、加害者、既得利益……虽然大部分人只是中低层公务员，跟既得利益关系不大。
"如果硬要为自己、我父亲那一代有所托词，我只能说，很不幸，正好他们的国仇家恨，或者他的乡愁，正好是跟那个政权是一致的，但这跟说你是他的帮凶是两回事。"
也因为如此，朱天心可以谅解，现在的台湾闽南人在感情、生命经验或血缘上也正好跟主政者是一致的，这会使得他比较难以纯粹用是非、理性来看待事情，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该对一个国家领导人和政党施政有的监督："你没办法很快意地像亚力山大斩那个全世界最难解的那个结一样：解不开就一刀斩了它吧！因为构成这个结的是浓浓厚厚的血缘的感情、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可能用是非、理性来判断。"
不过，朱天心不赞成外省人抱怨或叫苦，因为她觉得这些苦以前的闽南人都受过，国民党1949年到台后，大多数的闽南族群都在语言、自尊、文化上都受到很大的压抑、受损，外省人在感情上对闽南族群起码要有这样的尊重："我们只能耐心的希望，闽南族群有天能够觉得：够了，可以了，过往的悲情也好、压抑也好，都得到了纾解。我觉得只能这样子吧。"
不过，对于台湾当前的"去中国化"现象，例如大学中文系完全冻结预算，甚至有笑话说中文系以后大概会变成外文系，朱天心很有意见，因为台湾作为移民社会，本来就有丰厚、多元的文化来源，非常有活力和特色，而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部分，没有理由"对文化一再做减法"。
"在全球化下，用很卑微的话来说，我们不妨把中国看成是另一个文化来源--这样可以吗？"朱天心笑说，台北现在正在展出罗浮宫的古埃及文明文物，这么重要的四大文明，却已经跟现在的埃及文明没什么关系了，要研究的话得花很大的功夫，而"那么活生生摆着的中国，还是这么重要的文明来源，你正好文字跟它一样，你读的很多东西，还是来自这边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什么因为政治现状而非得放弃它的理由--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长远的。"
朱天心早年因为害怕被标签，父亲在世时只跟过他回去山东老家探亲一次，1998年父亲不在了，她才为自己那些年的决定感得难过："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反而觉得自由了。这两三年，我会想去就去吧。"她有很多外省人第二代的朋友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到现在都没有去过大陆，反而是本省人好自在，黄山也玩了，三峡也去了："我觉得外省人的时代悲剧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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