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5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在政治文明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政治文明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这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决心与时俱进，与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当代中国政治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促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事业的繁荣。遵循中央的新精神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地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政治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充分发挥政治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创办这份刊物，加强学界同仁的相互了解，提供交换讯息，沟通思想的场地。

　　2004年2月28日至29日，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举办了学术顾问、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会上深圳大学副校长章必功教授代表学校向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学术顾问和学术委员会的校外学术委员颁发了聘书。会上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乐夫教授代表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家评审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代表学术顾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代表学术委员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副处长王斌伟博士代表上级主管部门就基地建设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教授，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深圳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洪博教授到会祝贺。

　　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员还有（按发言顺序）：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周光辉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地方治理研究所所长郭正林教授，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何增科教授，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林尚立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对外联络合作处处长朱国斌副教授。与会者就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今后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设意见，就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学术问题畅所欲言。

【王乐夫：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有五个建设标准】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有五个建设标准：

　　一，基地目标的定性：基地是本领域内唯一领先的，具有唯一性，具有排他性。

　　二，基地的研究成果有两个方面：基地研究要进行理论创新，它的实证应用要有显著成果，即要实现学与用二元目标的结合。

　　三，基地研究要有人、财、物三个方面的保障：第一是基地要有一支学术研究队伍、专兼职教授，并且有合理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第二是钱的因素。教育部用心良苦，投资3000万元用于全国各基地建设，从严把关，要求多出成果。这是一种推动力，也是一种压力，我们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第三是关于物的因素，主要是300平米的场地和一定数量的图书。

　　四，基地有四级管理：教育部、省、基地、教师。教育部管省，省管我们基地，我们要管好我们的教师队伍。

　　五，要把基地建设成科研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咨询服务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教学中心。

基地的上级要求很严，做得苦，守成也难。激励机制上也有些问题尚未解决。对于教育部的厚望，我们应该有一种责任心和事业心。

【俞可平：要加强学者与政府的互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作为广东省高校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有明确的定位，从其名称还可看出它有明显的特色，是一种品牌，定位于当代中国政治、行政、政治文化、乡镇长选举改革研究，还出了一系列书和文章，引起了国内重视。

　　这个研究所身处边缘但心系中心，没有很长的传统，但它有一批中青年骨干，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发展前景看好。它是中国政治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的一支有影响的力量。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面临的问题敏感而责任重大，我们要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格，应该不走极端，不是做没有新意的注释性研究，而是注重建设性的对策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强调理性，少一些感情宣泄式的、偏激的言论和情绪，要冷静研究一些问题。希望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今后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学科建设发挥重大作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以研究现实问题为特色，但不能忽视政治学的基础研究，要加强学术修养，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现实问题要加强深度，要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政治发展的道路联系起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机构，要进行对策性的研究，要加强政府与学者的互动。

　　目前学术课题评审机制不合理，刊物的一类、二类、三类的分类标准本身不合理，不是按学术质量分，这是非常荒唐的做法，应该改进。我们做学问的人，要有学术道德，对得起我们的国家，对得起我们的社会；还要有一种责任感，搞好我们的学术研究，搞好学风建设。

【周光辉：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建国以来，政治价值观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即经过阶级论、经济论、权利论三个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前，由于把政治理解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你死我活、不能相容共存。

　　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革主要是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别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当性理由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外在的经济原因。

　　但仅靠经济的发展无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政治腐败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利益多元化主张、不同利益的政治诉求问题。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挑战。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十六届三中全会提议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里。

　　人权观的提出标明国家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怎样估计也不为过。为什么？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承认人之为人的权利，就是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是遍及所有人、每个人的。这意味着传统的以阶级论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政治学理论已不适用，这意味着政治学理论将要发生实质性的创新。

　　其次从实践上说：1．人权观的确立，为政治文明和民主宪政建设提供价值内涵。2．人权观的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逻辑前提，使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自主性。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是适应经济改革的过程，它有自己的价值内涵和逻辑。这意味着政治发展的动力不单是来自于外在的经济因素驱动，而是来自于自身的力量。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实行法治，这都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3．人权观的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路径。4．人权观的确立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即：寻求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互动平衡。

【徐勇：中国正在面临第三次转型的问题】

　　办好基地要真正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一个是基本理念的问题，一个团队要维持下去，团队的基本理念应该要大致差不多，这是个大问题。还有一个是应该有基本规则。第三个就是应有一个研究的基本领域和基本方法，因为有一个知识攻关和长期关注某一个方面，甚至是理论建设独树一帜的问题。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正在面临第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由僵化封闭的社会主义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转变，它以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这是社会主义模式的转型；第二次转型就是最近几年提出来的政党转型，也就是由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党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现代政党转型，它的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但这两个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整个社会的转型，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转型，整个我们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原来的体系里面。

　　面对时代转型，我觉得做政治学，或者做基地建设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问题，对意识形态的重构。

　　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处在转型之中，这种转型我把它归纳为这么一个特点：由运动到行动。因为在20世纪我们整个国家的民主是以一种群众运动方式而出现的，带有很强的动员性，这就是通过革命来建构一种民主的体制，通过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建立起了一套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宪法框架。

　　我们知道权利的实现与资源的占有是相关的。中国的改革是由市场经济引起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就是消费者主权，资源开始分散。但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人又处在原子化状态，即便是有消费者主权，他还是经常受到权利和资本的压制和侵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部分人的追求民主权利的行动，但是这种民主在新世纪以何种形式出现呢？过去中国民主运动那种带有动员性方式的民主，正在被现实中一个个因维权而兴起的民主行动所取代，这种民主行动使我们的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够逐步得到实现，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民主发展在过去几年的一个重大转变。这种民主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它不再是一种动员性的民主，它带有更强的建设性，虽然也有博弈，但是它不是以颠覆整个秩序、颠覆权威体系为目标的，更大程度上是改良，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

【徐湘林：政治学需要研究实际问题】

　　政治学研究要把握一定的政策取向，政治学要研究实际问题，帮政府解忧排难，提供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对政治的运行和政治权力各方面有所帮助，在这个研究中间你必须要跟政治结合——政治它到底遇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学术界的研究能够在哪些方面把它理论化、能够把它解决，或者帮政府来认识一些客观的政治问题，如何从理论上来认识它，来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哪里？作用有一个，就是监督，对政府、政党、对那些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进行鉴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良知的代表，光这样做还不行，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使命是了解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200年以来为什么在西方产生社会科学？它从哲学里分出来，它是了解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慢慢形成的。由于许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而单靠那些单纯的观点又无法解决，它必须要有一些学者、一些具有专业知识、具有专业训练的人去深入地研究这些社会问题，形成各种方案，来帮助执政者，帮助政治家来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我们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政治，只是为了做一个批评者的梦，这样太容易了；但是应该怎么做，这就比较难。怎么做才能做好，这样相对比较难。我觉得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学者来讲，他们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努力去做的，就是做一个实际的研究，提供一种建设性的研究，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治理来提供各种良方。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政治学和政治科学是可以提供良方的，但有的时候它是不能开出药方的，因为认识总是滞后的，但总体来讲这个领域应该有问题倾向，要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制造问题——当然制造问题也需要，在革命的年代，革命的理论就是制造问题，发动革命。

【郭正林：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可以关注三个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研究的是一些是比较具体的、现实的、当下的问题。觉得有几个方面是可以加强的。第一就是关于乡镇的制度建构问题，这个涉及到政权统治的基础问题。第二是关于城市业主的维权行动。业主的权利与一般公民的权利有所不同，业主权利是直接跟财产权挂钩的。这里面的理论根基是很深的。现在我们研究的是业主参政，业主维权以及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这个完全可以加强。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房地产发展很快，业主维权意识很强。业主不仅是参与业主委员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要参与和影响规则的制定。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研究的。第三，我觉得可以花比较多的精力来关注深圳和港澳的研究。特别是香港，珠港澳那个桥直通以后，三个地方联为一体了。经济的一体化会影响政治，毫无疑问，人们的政治观念会受到影响。

　　从学科来看，所有这些研究应该上升到政治基本概念、基本理念上来。

【何增科：政治学者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学者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呢？这里面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政治价值体系的取舍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政治文明的问题。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是一个进步，它把以前学术界提出的许多政治价值包容进去了。像自由、社会公平、民主、法制、人权等等。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这些价值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政治学研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也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很同意徐勇教授讲的意识形态转型的观点。现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有学者讲是新社会主义，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但新在哪里？以前我们跟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接轨，讲市场社会主义。但从政治学上来讲，是一种什么社会主义，我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由社会主义，因为它与市场经济相联系。

【任剑涛：中国政治研究的常规规范问题】

　　在这里讲一个中国政治研究的常规规范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要告别政治学发展上的一种幼稚状态。现代政治有这样几个硬指标：

　　第一，宪政法治：对于国家形态的规范研究，我们一定要的是民主国家，国家形态一定要向民主国家转变；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要转向对国家结构形态的关注。

　　第二，多元政治组织竞争的制度：权力的私有化导致的是一种权力的垄断。关于改革的前景，我们有必要把握权力运作的形态。在新生的社会结构与现代政府制度的冲突中，我们要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要转向对策略的研究，由运动转向行动。

　　第三，基层政治研究：我们过分强调了我们的道德同情和公正底线，来自乡土的声音或者说是左倾的声音严重干扰了决策层。过多的道德同情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工业转型牺牲农民的利益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分蛋糕的战略不要远远高于做蛋糕的战略，我们的政治研究不需要过多的道德同情，而要多一些理性的思考。

【林尚立：政治学能不能真正成为一门显学？】

　　怎么使中国政治学成为一门显学？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使中国政治学回到中国政治问题，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被提出：那就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值不值得研究？值不值得回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传统上，主要存在两种倾向来衡量中国政治，一种是从价值，民主化来衡量；另一种是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来衡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圈圈呢？我觉得应该从事实出发，要认真考虑中国的政治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其实中国目前的许多政治问题不是由政治学首先提出来的，而是由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现在不仅面临着腐败问题，还有很多更大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我们在做完实证研究之后，我们要提出自己的理论构建，否则，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为别人做研究，提不出自己的理论构建，也会影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觉得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还需要加强并提出具有学科意义和学术意义的理论构建。

【朱国斌：应当加强特区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不是还需要对特区的研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对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来说，有靠近香港、澳门的区位条件，我觉得还有必要对特区进行研究，这个研究首先可能是对特区一些现象和事实的评价，还要对它的历史作用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现在对特区的研究都是一面倒。特区只有正面作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虽不一定说是负面影响，但可以讨论其它方面的作用。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直接和间接地提到了对外经济窗口腐败形成的原因，它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腐败的问题，还有一个国际影响问题，现在印度、伊朗都提出搞特区。还有一个特区的未来，我觉得特区的未来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要靠特区自己来把握未来。

　　在优惠政策过去之后，深圳靠什么样的环境来发展呢？现在有一些很好的大环境，如：WTO、CEPA，这就要看深圳怎么来用这些环境。应该说深圳处在CEPA实施的中心，是个很好的机会。

执笔者：张定淮、汪永成、黄卫平、杨龙芳、吕元礼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政党，其党内制度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已较健全成熟。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对于自身活动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如决策制度、选举制度、经费筹集制度、纪律维护制度、党员活动制度等等。即使有些政党对自身活动做出的文本制度不多，主要依靠一些惯例来规范，但这些惯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具有实际的权威和约束力，并且这些制度与议会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制度以及运行机制相互配套，使政党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尽可能按章运行。

　　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还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可以说，党内民主制度化是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保障，没有党内民主制度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这种认识，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推进了党内民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过去长时期里“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状况仍然存在着，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化的任务还任重道远。从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战略要求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依据党的章程和其他文本制度，对党内民主生活做出整体的制度性规范，形成党内政治生活通则，在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内选举、党的集体领导与决策、党内民主生活、党的作风等方面，进行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的整体规范，使党内民主在整体规范的基础上得到质的提高。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方面，以下几个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具有关键性意义。

　　1、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党的代表大会制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最主要的制度性体现，是党员行使自己管理党内事务权利的最主要渠道。当前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保证代表大会在党内的领导机关地位。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有权讨论和决定党内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但在党的实际生活中，有些地方的党代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权力过多地集中在党委常委或书记手中，作用极有限，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被常委会或书记随意改变的现象时有发生,党代会的决定缺乏实际约束力，常委会或书记的随机决定才是真正权威。因此，必须用制度明确规定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必须用制度遏制用党委常委会代替党的全委会的倾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违背了党代会的决议应追究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向代表大会的报告应该更多地带有汇报述职的性质，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应该以建议的形式提出。

　　制定党代会代表产生的详细规则。规范党代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制度，严格按照选举程序和规则逐级选举产生党代表，杜绝指派或变相指派代表的现象。对党代表的党龄、政治思想素质、文化水平、议政能力等资格条件作出相应的规定，不能把党代会代表的资格看成是一种政治荣誉，而是逐步将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作为党内干部的重要遴选机制之一。

　　规定必须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代表大会制度运作基本正常，但党的基层组织随意延期召开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定期换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党代会作为党的领导机关地位受到削弱的重要原因。因此，除重申各级党的委员会必须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外，还要明确党的代表大会可以延期的法定情形（如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原单位撤并等）、法定程序，没有特殊情况而延期的，必须从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的层面，追究有关责任人。

　　积极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了避免政党的权力集中在个人，一般政党都设立有政党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如法国社会党的中央执行局、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英国保守党的中央理事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工党的全国执委会和议会党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目前，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不仅不少地方党的全委会职责履行得不充分，开会次数过少，作用不明显，不同程度地存在常委会代替全委会、书记办公会代替常委会、使全委会形同虚设的现象，而且现行体制下，党代会代表没有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从而严重影响了全委会的权威和极大地限制了党代会代表的作用。这是造成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由少数人说了算，甚至个别主要领导人搞个人专断的重要制度原因。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按十六大精神逐步推进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的改革探索。

　　2、创新权力监督、制衡制度

　　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政治竞争力政党的普遍特点。作为长期执掌国家公共权力的我们党，能否有效地对权力进行制度化的监督和控制，不仅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长期执政中如何防止腐败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

　　健全集体领导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应该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个人作出决定，这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原则之一。在现实的党内生活中，各级党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几个领导者，特别是集中于书记手中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为了有效地实行集体领导，必须使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和制度化，例如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但在具体执行中，什么问题属于重大问题？集体讨论的“集体”是党委的全委会，还是常委会？哪些问题的讨论决定的方式是公开表态、举手？哪些问题的讨论决定必须是无记名投票、表决？对这些问题要具体化和制度化。就“重大问题”的范围来讲，各级党委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根据各自领导工作的性质、特点和内容，制定相应的制度，使“重大问题”范围的原则性规定更加具体。这样才能既防止少数领导把大事当成小事独自处理，又能防止事无巨细统统拿到党委会讨论，降低效率。

　　在党内建立适当的分权制衡机制。分权制衡的思想与机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之一。比如中国古代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就有互相制衡、防范大臣专权的作用。应该承认，现代的分权虽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但分权原则的精华在于反对权力的集中和滥用，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与政治文明的成果。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分权，而在于怎样分权。分权是一个原则，它的精髓包括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两个方面。至于如何分立，如何制衡，各个国家各个政党都有不同的表现，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可以考虑在执政党内部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权力适当分立、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制。可以考虑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各级党委作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决策机关的同时，设立党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如书记处）作为党的执行机关，纪委是党内的监督机关。党的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共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

　　以党员的民主权利制约党组织负责人的权力。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罢免权，保障党员的知情权、讨论表决权、申诉、辩护和控告权，特别是要保障党员的批评建议权、检举揭发权，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侵犯党员政治权利的行为追究政治责任。如党章规定党员有“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等权利，并明确“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但某些基层党组织由于不能正常、按时召开党代会，往往事实上倾犯党员选举权，严重影响党内民主的现象，必须得到纠正。

　　建立上下级之间双向互动的监督机制。党章规定，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但事实上往往强调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中央对地方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轻视、忽视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监督，因为，现行体制缺乏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安排。因此，应该根据党章的规定逐步推进自下而上的党内监督机制建设，制定有效的实施细则和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3、严格任期制度与弹劾罢免制度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主流政党普遍建立了任期制和弹劾罢免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论述中就己提出建立这类制度的问题。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完善我们党的任期制度、弹劾罢免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各级党的领导不仅要明确规定每届的任期，而且要进一步明确规定连选连任的届数和各级领导职务年龄的上限，以保持领导班子的活力和人才的顺利成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那种将弹劾罢免制视为西方资产阶级专利品的传统观念，引入弹劾罢免和责任追究制度，使之成为制约监督在任期间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机制。

执笔者：邹树彬、唐  娟、黄卫平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北京的竞选运动无疑受到了深圳案例的影响，两地在竞选的制度环境、竞选氛围、竞选者的背景与动机、竞选方式与策略、竞选资源、竞选者与选民、政府、媒体之间的互动等方面，均有较强的关联性。但是，由于地域环境、传统积淀、政治文化、社会变革轨迹的差异，两地竞选又有各自的特点。

　　1、制度环境

　　从基本的制度环境来看，两地的竞选并没有游离于“确认式选举”总体框架。但是由于深圳竞选发生在先，为北京提供了不少经验，所以后者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显得比较从容、有序，出现了竞选环境相对宽松的局面。1998年修订的《北京市区、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事实上已为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如第34条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总数，一般不超过应选代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二十。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在以往的选举中，这条规定没有引起选民的重视。受深圳竞选的启迪，北京选举中这一条的价值被充分挖掘，选民提名比例非常高。据统计，全市共提出初步代表候选人41637名，其中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初步代表候选人为40906人，占提名总数的98%。在6748位正式候选人中，89%都是选民联名产生的，最终当选的共3662人，占当选代表总数的83.2%。这表明，现有文本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已被极大地激活。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使北京选举的仪式性功能和彰显功能非常突出，选举组织工作比较规范、有序，工作人员素质也比较高，这有利于缺少组织资源的自主竞选者的参选。相比之下，深圳的选举组织工作较为粗疏，随意性比较大，选举动员不足，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心和对选举规则的把握程度不高。此外，北京选举委员会还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如举行新闻发布会、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建立换届选举网站等。而深圳则缺少与外界的良性互动，信息披露程度不高。当然，两地在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和秘密投票环节，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2、竞选氛围

　　尽管深圳与北京的竞选都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但引起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深圳案例主要集中在由于选举程序不规范所引发的一些争议事件，而北京案例则主要集中在竞选者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深圳竞选表面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竞选氛围，竞选者大都仓促上阵，组织化、理性化程度不够，选民没有被充分地发动起来，对竞选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相比之下，北京的竞选氛围比较浓厚，竞选启动时间早、规模大、行动更为迅猛，出现了社会各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在深圳竞选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部分选民就已开始关注，并做了充分准备。例如，舒可心在投票日（12月10日）5个月之前就已成立了个人选举办公室，建立了助选团队，制订了“参选工作阶段安排”及个人推广计划，宣布竞选朝阳区人大代表。10月12日，又将之扩展为“三人选举办公室”，与房地产维权专家秦兵、“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结成“竞选团队”，向外界公开宣布竞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10余名学子也闻风而动，纷纷在校园BBS上贴帖，发布竞选声明。竞选者非常善于造势，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演讲、出任电视节目嘉宾、参加研讨会、网络对话等方式，频频在媒体上露面，借以提高社会显示度。

　　3、竞选者的背景及参选动机

　　在传统的“确认式选举”中，候选人的背景只要满足代表结构比例的要求即可，参选动机和诉求也无关选举大局。但是在竞争性选举中，这些变量却与选举结果有较大的关联度。从深圳和北京这些个案来看，竞选者的背景与参选动机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职业或身份。竞选者有住宅小区的业主、公司老板、白领职员、高校学生、高校教师、失业者、律师等。与深圳相比，北京竞选者大部分都有法律背景，包括高校法学教师、法律专业的学生、以法律为职业的律师和商人。在深圳选举中，也有部分律师出现，但基本上都是在幕后出谋划策，而北京这次选举，律师则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表现非常活跃。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住宅小区业主，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小区中的维权精英。此外，北京有十余名高校学生参选，深圳虽然高校不多，但也有部分学生准备竞选，后因某种原因终止了。第二，教育程度。竞选者基本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大学学历，部分人还有博士学位。第三，党派背景。竞选者大都是民主党派人士或者无党派人士。第四，社会经历。竞选者大都有维权的经历，尤其是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部分竞选者还因维权成为社会公众人物，这些人表现出较高的参政热情和参政能力。第五，参政动机。主要是维权，包括房产、居住环境、工作权和选举权，尤其是房产维权。竞选者大都是在维权过程中萌发了竞选人大代表的动机，认为当选以后可以提议案或者参与规则制定。但是，与深圳相比，北京的竞选者参选动机更为复杂，不同的竞选群体间有很大的差异性。业主参选是基于保护受损的私产，这是非常直接、现实的利益，因此业主群体是务实主义者；大学生参选主要是尝试作为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并无现实的利益诉求，重温历史的成分比较多，浪漫主义色彩比较浓厚；许志永、佟丽华、张星水等人的参选，则代表了一个对公共事务和政治领域富有激情、具有浓厚的济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者群体；而舒可心、王海、秦兵等人的参选，其维权动机与业主并非完全一致，不是建立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之上，更多是增加社会的显示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竞选者基本上不属于体制内人士，身份相对独立，政治表达的自主性比较强，都有特定的利益诉求，但北京的竞选者比深圳更复杂，更加多元化，而深圳的竞选者较北京更现实。

　　4、竞选方式与策略

　　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凭借强大的组织资源，一般而言，毋须竞选即可走完全程。但是，对于自主竞选者来说，要打破已安排好的格局挤进去，不采取竞选是不可能的。同时，选举是一场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的博弈，所以竞选策略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深圳，还是北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竞选以及运用了一定的博弈技巧。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北京比深圳竞选方式更加多样化。除了张贴海报、派发传单等方式外，特别重视与媒体的互动，并且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因此在选举资讯上更为丰富。不同竞选群体所采取的竞选方式也有所不同。高校学生主要通过互联网BBS宣介，或者建立自己的选举网站；业主则采取集会演讲、沿街拜票这些面对面的方式；而舒可心、王海、秦兵、许志永等公众人物，更多的则是采取与媒体互动的方式。第二，选举的策划性和组织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尽管深圳也有助选团，但除了深圳的王亮以外，都比较松散。第三，选举策略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王亮的成功当选得益于在选举中所采取的“和平博弈”策略。例如，宣传海报的内容和形式平实客观、简单朴素；宣传海报没有大规模张贴，以免与对手伤和气，通过做工作使社区老人成为义务宣传员；没有造势，不事声张，当选以后回访竞争对手，表示了合作共事的愿望。回龙观所在的昌平区第48选区共登记选民2000多人，只有1名代表名额，原本聂海亮、杜茂文、杨逢臣都已参选，但为了集中优势票源，杜茂文和杨逢臣主动撤出，最终聂海亮高票当选。而许志永对于自己的高票当选，则归结为“在具体操作上很扎实”，“激情与理性结合的胜利”，如争取更多的选民提名，多与各方沟通磋商。

　　5、竞选者与官方的互动

　　这些自主竞选者的出现，客观上形成了向传统的选举运作方式挑战的态势，因此，竞选者与选举组织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从深圳案例来看，竞选者与选举组织者之间互动不够，出现了一些争议事件，甚至惊动了全国人大。一方面是因为，个别竞选者未能始终保持理性心态，出现抵触、对抗情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行选举法规的粗疏以及选举潜规则的强大惯性。选举伊始，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有关方面的处置曾一度失措，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态度日趋开明，应对相对理性。选举结束后，人大系统以“学习”的态度，通过多种形式不断总结经验，认真研究选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相比之下，北京竞选现象则显得比较平和，竞选者与选举组织者都保持了理性、克制的态度，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碰撞”。由于深圳竞选现象发生在先，给了北京的选举主持机构充足的时间来研究如何应对这种来自民间的参政诉求，而且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城市，北京地方人大系统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因此面对比深圳更为迅猛的竞选浪潮，显得十分从容，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但总体上对选举法规的解释和实施尺度的把握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显示了其对竞选现象的可能出现有相当的准备和必要的预案应对，但北京堵死了深圳允许“单位”选民自由选择是否回居住地当“社区”选民的可能，继续强化计划经济下“单位”体制对公民的政治约束与控制功能，则又较深圳略有退步。

　　综上所述，北京竞选是深圳竞选的继续和发展，后者承袭了前者的诸多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深圳相比，北京竞选的传统积淀更为深厚，竞选启动更早、更为迅猛，运作的组织化、理性化程度更高，竞选者的身份和诉求更加多元化，选举资讯更为丰富，竞选者、选民、政府、媒体之间的互动更为良性，政府的回应也显得更为主动。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异，除了两地竞选发生的时间有先后外，主要是因为：深圳特区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新兴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充分，市场意识比较浓厚，政治传统积淀不多，在经济利益与政治民主之间，市民更看重的是前者，更多的是直接为经济利益而追求政治民主。相比之下，北京是传统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有着较深厚的民主积淀和政治文化传统，市民对公共事务、政治话题一向比较关注，同时沉睡了23年的历史记忆在深圳案例的启迪下也被唤醒，成为北京竞选者的精神源泉，他们当中有相当比例是为政治而政治，或者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相对间接。因此，我们认为，深圳的人大代表竞选者是较典型的正在崛起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代表，更能够预示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北京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主持机构则对现行选举制度的理解和诠释更具有权威性，更能够体现目前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的改革空间。

张涛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煤体发出的声音更多的是富人的声音。深圳的电视台就有两套电视节目，一套叫“财富大家”，一套叫“财富人生”。中央电视台有“对话”节目，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富论坛。应当说大家追求“财富人生”，公开和健康的谈论财富，是中国人的一个进步。尤其相对于“文革”时代的“越穷越光荣”的价值观，更是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财富人生”的人还是少数，中国还有一个很大数量的贫困人口的存在。中国穷人有多少，究竟有多穷？据调查，目前下岗、失业者每人月生活费为80～400元不等；处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每人月生活费为60～300元不等；在一些落后贫困地区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几百元。据今年5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当前中国社会贫困人口约为1.5～2.1亿人。其中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0.21亿人，城市“农民工”贫困人口0.4亿人，农村（温饱线下和低收入）贫困人口0.9～1.5亿人。其实，这仅是按照中国贫困指标统计的，若参照国际标准，贫困人口会更多。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更多。2000年，美国三口之家的贫困线为1.41万美元。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出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

　　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声音，是不是更应该关注“贫困人生”？很显然这些人更无助，更需要我们的关心，或者说，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平等就是将一些利益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我们关注贫困，并不是我们“仇富”，也不是“越穷越光荣”。我们关注贫困，就是愿意他们脱贫致富。

　　求富是善，是大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穷人的道德力一定比富人的道德力高。以“为富不仁”的观点看待富人，肯定是不健康的，非理性的。这是一种病态的，一种扭曲的财富观念。视财富为罪恶，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为富不仁”肯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财富观念，我们提出一个假说：“为富不仁”、“仇富”心理，有可能是被“文革”强化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

　　求富是善，致富、贸易和利润，商业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职业成功的证据，而且是个人道德力的证实。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发财，只要是合法获得的，应当视为美德和精通本行的结果和表现。这是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市场经济的新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就应当表达这样的新伦理，市场经济的新伦理。而不能为“仇富”心理推波助澜。人们爱慕财富，敬重富人，以富为荣，以穷为耻，努力创造和积累财富。这才是一种正常和健康的社会，一种自然的和合理的财富观念。

　　求富是善。求富是为善。在西方求富就是行上帝路。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已先后为慈善事业捐赠了256亿美元。比尔·盖茨打算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他前不久公布了遗嘱：除了给自己的3个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财产，将全部留于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伟大的慈善家，在美国并非特例，是一个普遍化的社会现象。约翰·大卫·洛克菲勒（1937年97岁逝世）在一生中，捐赠总额约达5.5亿美元。比如，他为成立北京协合医学院捐款820万美元，用于中国的医学教育。通过他的捐款建立了1 600所新学校。他曾经对一个记者说： “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所赐予的，就像艺术、音乐、文学方面的天分和医生的才干一样，要发展这些才能并充分利用来为人类服务。既然得到这种赚钱的天分，我想，我的职责就是赚钱、再赚钱，并追寻良心的指示，用这些钱为同时代的人谋福利。” 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就是具有道德感、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高效率的使用资源以创造利润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家也必须承担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责任，你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它们分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也有了富人，当然比比尔·盖茨400亿美元还差的太多。我们的富人也捐款，中国一些企业更乐意向谁捐款？有人总结：一是官方：二是明星：也有向“希望工程”、灾区等捐了巨款的。我们的富人的捐款，往往是一种广告行为，目的不是行善，而是广告、公关。媒体就有“中国企业为什么不出席慈善晚宴？”的报道。很显然慈善晚宴没有广告价值。

　　行善是单纯的，是不问回报的。诱导富人理性的乐善好施，我们的媒体能做些什么？

　　我们要关心穷人，我们也要善待富人，我们要正确认识财富和富人。

汪永成

　　在一年一度的各级人大会议上，财政预算案的审查和批准是重要议程之一。政府财政“取之于民”，但它用之于哪些“民”以及如何“用之于民”？这始终是人们关心的政治话题。

　　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指出，“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财政资源是任何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反过来，任何政府职能的实现需要相应的财力资源。正因为如此，财政支出结构是考察一个政府的职能结构的基本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统治”主导转变为“经济建设” 主导。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级政府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化为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这种偏差逐渐形成严重后果。例如，在SARS危机中，我国公共卫生和医疗、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的残缺不全曾让所有的人揪心。经过20多年经济增长，国家财力大幅度提升，但为什么公共卫生和医疗的水平还还如此低劣势？为什么参加农村医疗保险的人口从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10%左右？从政府支出的角度讲，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财政资源大多用于经济建设领域，用于发展基础产业甚至汽车、石化等竞争性产业，而在社会公共事业如生态环境、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职工权益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投入不足。以中央财政支出科目为例，有1／4的支出科目来反映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科目占1/4，而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公共服务性支出，仅用一个科目来笼统地反映，反差极大。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财政支出结构，日积月累便造成今天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严重脱节的现状。

　　因此，树立“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必须调整政府的职能结构，实现从经济建设主导向公共服务主导转变。

　　政府职能结构的这种转型必须体现在、贯穿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层面，同时，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促进职能结构的转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财政基础。细言之，财政支出“两降两增”。

　　——降低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幅度，在有些地方，政府财政甚至成了“吃饭财政”，主要用来发放公务员工资。如果一个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的相当部分用于自己耗费，满足自己的利益，那么，用之于民的资源将相应减少，提供公共服务可能无从谈起。因此，必须首先不断减少各级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比例，通过“断奶”、“断粮”促进政府成本的减少和政府规模的缩小。

　　——降低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市场而不是政府。因此，要缩小政府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要退出，企业能够投资的项目政府要放手。

　　——增加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着许多基本的公共问题：贫困以及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困扰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失业问题日趋突出。这导致相当比例的人民群众感到就业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作为一个负责任政府，政府必须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社会安全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职责，为此，财政支出必须要加大卫生医疗支出，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特别要加大用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财政支出。财政要把降低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资金的投入作为主要切入点和手段；将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作为财政对经济结构调节的重点。

　　——增加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各类风险性储备金仅有100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1.4%，显然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使人类进入“风险社会”。我国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要有效地预防各类突发性事件，必须加大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比例。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简称CCS)属非营利性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中心的宗旨是：依托中央编译局现有的学术研究资源，组织和动员一批精干的研究力量，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政党、企业、社会团体等提供理论、政策和决策服务。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课题研究、政策咨询、决策评估、学术交流和人才培训。中心的主要研究范围是：(一)中国当代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二)转轨时期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研究；(三)政府与企业的制度创新、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四)重大社会问题研究。

    研究中心的主要特点是：专家、学者与专家型党政官员紧密合作，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使研究与决策对接。

    研究中心内设机构为相对固定的研究部和弹性体制的课题组，研究部对外亦称研究室或所。根据研究项目或课题设立情况，成立相应的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对中心主任负责，有权聘任课题组成员，签批使用课题经费。

中心研究人员实行聘任制。中心主任负责聘任执行主任、副主任、主任助理、研究部和课题组负责人、兼职研究人员以及中心其他工作人员。执行主任、副主任和主任助理协助主任工作并对主任负责。课题组负责人负责聘任课题组成员，课题完成后课题组自动解散。本中心将根据工作需要，跨部门聘任兼职研究人员，并聘任一定数量的局外兼职研究人员。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要领导机构

顾问：韦建桦  俞可平  李其庆

主任：李惠斌                  执行主任：薛晓源

副主任：吴  忠                主任助理：曹荣湘

地址：北京市西单西斜街36号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8610-66509601           传 真：8610-66173568

网址：www.cctb.net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日前通过专家考核和评审，正式成为广东省高校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1998年起筹建，1999年12月21日由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建立的非法人研究机构；2000年初深大组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该所成为特区研究中心的直属研究机构之一；2003年深大以该所申报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整合全校政治学资源，重新组建该所，直属深大。现任所长由深大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卫平教授兼任。

　　深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地处市场化改革的前沿，虽远离我国高校学术主流圈和国家的政治中心，却直面充满发展生机的市场化潮流，努力开拓新世纪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新空间。建所以来，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号召，在政治学研究中努力贯彻为“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精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主动为党和政府的改革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本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专以研究重大而且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为己任。几年来，该所努力籍我国改革开放的“天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地利”和深大中青年政治学者的“人和”，主动创造相对优势，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路子，通过不断与学术、政治中心的交流、合作，以主动承揽和积极应标等方式，争取各类研究项目和经费，并围绕课题研究逐步形成了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两支研究队伍，以研究人员的自由、自愿组合为基本形式，以坚持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特点和争取研究成果的“全球化”意义为奋斗目标，努力在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为各有关方面的服务中全方位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该所经多年努力初步形成了如下特色：

　　一，研究问题的前沿性。先后在国内率先展开了社会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政治影响研究、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跟踪与比较研究、基层人大代表竞选现象研究、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问题研究等我国现实政治发展中的重大前沿问题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多次受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福特基金会、天则经济研究所等有关机构的委托，承担并完成了相关的研究项目，显示了该所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学术开拓性。

　　二，研究方法的实证性。长期对全国的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和基层人大代表的竞选现象进行跟踪和比较研究，坚持采取现场观摩、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当面访谈等实证研究的方法，先后深入广东、四川、河南、山西、广西、北京、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的基层选区，搜集了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出版了一些纪实性的著作，如《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深圳市大鹏镇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政治解读》、《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案例研究》、《2003年深圳竞选实录》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研究重点的本土性。充分利用其地处深圳经济特区的地缘优势，始终将研究的焦点锁定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区——深圳本土出现的最新微观政治现象，由此而见微知著，去宏观地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努力为党和政府的高端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并由此而打造其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了相对的学术优势。

　　四，研究活动的开放性，长期以来在中组部党建所、中央编译局当代所、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广泛地与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地方治理研究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学术主流圈合作，开放地吸收校内外的学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和举办学术活动，有效地提升了该所学术品位，并在与国内外主流媒体的良性互动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显示度。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乐夫教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浦劬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乐　正教授，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洪博教授，深圳市体改办副主任

　　吴　忠教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林尚立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周光辉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

　　俞可平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序]

　　主任委员：

　　　　徐　勇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副主任委员：

　　　　郭正林教授， 中山大学地方治理研究所所长

　　委员：

　　　　吕元礼教授，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任剑涛教授，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朱国斌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对外联络合作处处长

　　　　何增科教授，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汪永成副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张定淮教授，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张　涛教授，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徐湘林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黄卫平教授，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组织机构

　　所长：

　　　　黄卫平教授，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所长：

　　　　张定淮教授，分管行政工作

　　　　吕元礼教授，分管科研工作

　　沙龙主持：

　　　　张　涛教授，学术沙龙主持，《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通讯》主编

　　所长助理：

　　　　汪永成博士，副教授，所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郑维东博士，副教授，所长助理（分管行政）

　　　　唐　娟博士，讲师，所长助理（分管学术）

　　　　邹树彬硕士，讲师，所长助理兼资料数据库主任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

　　　　1、中国政治改革和基层民主研究

　　　　2、中国政府管理和行政改革研究

　　　　3、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4、中国特区政治和行政发展研究

本刊编辑部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最为显著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国家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举世瞩目成就是人民行动党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廉洁和活力，从而领导新加坡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今天，时代的变化向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及“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新的要求和课题，为此，必须特别注意借鉴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方式。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方式较为便于借鉴；另一方面，相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的腐败、衰落以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始终保持廉洁和活力，其骄人成绩又使得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方式特别值得借鉴。日前，由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吕元礼教授撰写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以下简称《亚》书），深刻分析了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方式，为一党长期执政何以成功提供了详尽答案。

　　实际上，《亚》书为读者揭示了不同于两点一线的三点一线的现代化发展思路，所谓两点一线，是指从农业的专制社会一步飞跃到现代的民主社会。这里，两点一线思路所体现的对于民主的渴求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市场经济作为中介提供经济和物质基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是难以推行的。因此，有必要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思路从两点一线转变为三点一线，即从农业的专制社会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再达到现代民主社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或民主进程走的就是这种三点一线的道路，即儒家传统（作为固有传统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中介与基本目标）——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目标），而不是绕开市场经济，直接用儒家传统去嫁接或对抗民主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一定时期的一党长期执政是这种三点一线思路的必然体现和要求。当然，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模式的实质是多党竞争背景下的一党独大，而不是没有竞争情况下的一党专政。因此，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模式虽与一党专政模式具有形式的相似，却有本质的不同；虽与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模式具有形式的不同，却有本质的相通。说到底，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是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当人民不满于执政党的现有统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宪制范围内通过和平合法的“点头”程序使执政党“落选”下台，而不需要诉诸暴力革命的“砍头”方式将统治者“推翻”下台。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一当长期执政的政党因“落选”下台，一党长期执政模式往往就能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模式。

　　书名：《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

　　作者：吕元礼  著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

本刊编辑部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是建立在不鼓励竞争、强调协商和酝酿基础之上的，即所谓“确认型选举”或“安排型选举”。这是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虽然没有在文本中载明，但却在实际的选举中被长期奉行，成为主导性规则,并被多数民众认同，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适应基本国情的。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不断有人试图挑战这种潜规则，积极寻求选民联名推荐或者通过“另选他人”的方式参选，但在计划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大都昙花一现。然而历史在2003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深圳市各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涌现了一批自主竞选者，出现了公民竞相问政的高潮。这一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为此，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教授、唐娟博士和邹树彬讲师进行了跟踪调研，现场观摩了一些选区的选举实况，并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2003深圳竞选实录》一书，目的是真实记录这段史实，以期为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一些史料基础。

　　该书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竞选案例记实”，选编了9个竞选案例，对当事人的竞选动机、过程、竞选方式、结局进行了描述，并做了简短的评析。第二部分为“观察与分析”，收录了包括“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案例学术研讨会”部分会议论文在内的10篇理论文章，涉及深圳竞选现象的特点、意义、启示、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等内容。第三部分为“附录”，包括“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案例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和国内媒体有关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报道与评论索引。

　　该书提出了如下观点：

　　1、“深圳竞选”的基本特点。更多地表现出竞选者为经济上的“维权”，而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倾向；竞选者几乎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中等收入者”以上阶层人士，较少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分配机制束缚；不断适应市场需求，有较强自主性的新闻媒体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启迪、纽带、桥梁的作用；主持和领导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方面表现了理性、法治、宽容和开放的姿态；显示了民间社会在市场机制的催生下自发的民主竞选的冲动，可以激发体制内潜在的民主因素；选举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戏剧性的结果，产生了博弈诸方面多赢的局面，再次显示了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可行性。

　　2、“深圳竞选”的政治意义。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民间动力和社会基础日益增强；激活了现行体制和文本制度中内在的民主基因；催生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竞选制度。

　　3、“深圳竞选”提供的启示。民主政治不是出于人的本能，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文明治理国家的手段；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防止金钱的腐蚀和干扰；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公正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应有权利；民间自发的民主冲动为深圳特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4、现行选举制度的粗约性。选举管理中的二律背反现象；选区划分及代表名额分配失衡现象；选民登记存在的问题；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程序性缺陷；代表候选人介绍的简单化；投票过程中的问题；差额中的陪选问题；核对选票及公布投票结果方面的程序性缺陷。

　　5、对策和建议。进一步拓宽公民自主参政空间，为多元利益的博弈提供制度化平台；尽快实现“确认性”选举向“竞争性”选举的转变，提高执政党驾驭选举政治和经受普选考验的能力；完善选举法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书名：《2003深圳竞选实录》

　　主编：唐娟 邹树彬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定价：23.00元

各位专家、学者：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是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系列出版物之一，主要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每年一集，已出版两集，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现向所有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征集稿件。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稿件应是尚未公开发表或当年在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研究报告。

　　2、稿件的研究主题应符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四个研究方向，即中国政治改革与基层民主研究、中国政府管理与行政改革研究、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国特区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

　　3、稿件的注释、引文等应该符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技术规范（可以参照前两集）。

　　请各位专家、学者将稿件的电子文本发到如下电子信箱：ccpri@szu.edu.cn

　　联系电话：0755－26958062。

　　所有稿件将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遴选审定后交出版社出版。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2003年5月